民国时期上海同乡组织与移民社会关系初探

本文认为，到清末民初，近代上海两种不同形式的同乡组织一度曾出现此消彼长的变化，在同乡会馆、公所衰落的同时，同乡会大量涌现，对会馆、公所在同乡移民群体中的传统地位构成威胁。一些会馆、公所根据同乡移民大量进入上海这一新情况，及时作出调整，扩大自己的社会职能，加强与同乡移民群体的联系，从而稳固了自己在同乡中的地位。作者从不同侧面，考察了这两种不同同乡组织在民国时期所进行的多方面的社会活动，对其与同乡移民群体的关系作了深入的探讨，指出在一定程度上，同乡组织扮演了同乡移民群体的自治核心角色。     

同乡的力量：同乡聚集对农民工工资收入的影响

中国的城乡流动中存在同一籍贯或同一来源地的农村流动人口的就业聚集现象--“同乡聚集”。本研究使用2010年珠三角和长三角外来务工者调查的数据,采用倾向分数匹配和异质性干预模型等方法,考察了以籍贯为族群基础的同乡聚集对城市农民工经济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尽管同乡聚集者的收入优势受到异质性和自我选择机制的影响,但同乡聚集仍有助于提高农民工的工资收入。越倾向于同乡聚集的农民工,从同乡聚集中获得的收入回报越高。     

从“先赋”到“后致”：农民工的社会网络与社会融合

社会网络对移民的社会融合具有重要影响。基于2009年X市农民工调查数据,本研究将农民工的社会网络分为市民亲属关系、市民非亲属关系和非市民关系,将农民工的社会融合辨析为文化融合、社会经济融合和心理融合等三个维度,并分析农民工—市民网络与社会融合的关系。研究发现,市民非亲属关系对农民工的文化融合和心理融合均有显著的、不可替代的正向影响,但对社会经济融合的影响有限。农民工—市民网络对社会融合各维度的不均衡作用有可能导致农民工长期陷入城市社会底层。     

影响农民工精神健康的社会因素

本项研究运用定量数据从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迁移压力和社会资本三个角度,分析了影响农民工精神健康的社会因素。研究发现：（1）相对社会经济地位对农民工的精神健康产生的影响远大于绝对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2）农民工群体的迁移过程面临的压力,例如被排斥、不公平待遇等会对他们的精神健康产生较大的消极影响;（3）相较于其他群体,社会资本和精神健康的关系在农民工群体中的表现更为复杂。有的社会资本对精神健康有积极的影响,例如信任和网络密度;而有的社会资本则对精神健康产生消极影响。     

中国农民工社会网络转型及制度诉求分析

流动农民工社会网络是以初级群体为主的社会网络格局,呈现规模小、紧密度高、趋同性强、异质性低的特点.但是,这种以初级群体为基础的社会网络在支持刚进城的农民工尽快适应环境的同时,也阻碍了对城市的认同与归属.农民工要在城市中进一步发展,除了利用现有的同质关系外,必须扩展新的社会关系网.在现阶段.强化制度建设,促进农民工社会融合,对于实现流动人口全面发展、推进城乡协调发展以及建设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     

农民工再次职业流动中的社会资本分析

再次职业流动过程中,农民工拥有并利用了两种类型的社会资本,即传统性社会资本和现代性社会资本,主要表现为血缘、地缘和业缘关系网络。本文对再次职业流动过程中农民工的社会资本主要表现为这些社会关系网络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并探讨了社会资本在农民工再次职业流动中的作用。     

城市新移民社会资本的理性转换

本文运用2007年600位城市新移民的问卷调查数据，通过比较分析总体社会资本与本地社会资本对城市新移民社会融合的影响，旨在揭示城市新移民的本地社会资本在何种意义上更有利于其社会融合。研究发现，尽管本地社会资本更有利于城市新移民的总体社会融合，但其作用的大小和方向却有所差异。这表明，城市新移民社会资本的本地化是理性选择的结果。     

在华跨国转包体系中农民工权益保护途径初探

在华跨国转包体系中,农民工权益的受损突出体现在工资、工时、健康和社会保障等方面。这其中,承包商不认真执行生产守则,农民工权利意识淡薄,地方政府官员们在考虑当地经济利益时,经常会牺牲农民工利益等,是造成在华跨国转包体系中农民工权益受损的主要原因。积极探索在华跨国转包体系中农民工权益保护的途径,应将企业社会责任、跨国公司生产守则纳入我国劳动法制轨道;充分发挥工会的积极作用;尽快分类分层建立健全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体系;努力使地方政策成为保护农民工权益的武器。     

社会流动与流动者的关系网络

本研究通过对厦门市流入者的关系网络的实证考察,主要的发现是：农村出身者的网络总量以及邻居、同乡关系的量大于城市出身者,但是网络持续性较弱;流动距离对同乡关系产生正向影响;在关系网络的量以及同质性方面,到达阶层较低的流动者大于或强于到达阶层较高的流动者;流入年数对亲戚关系以及网络持续性、职业同质性产生正向影响;教育年数的增加可以促进同事、同学、朋友关系的形成,并导致网络选择性、扩大性增强,网络持续性减弱;政治身份的向上流动可以导致网络总量以及邻居、同学、同乡关系增多,并导致网络同质性增强。这些发现说明,国外学者的先行理论在中国社会的应用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作者认为,这是由在漫长的农业社会中形成的血缘、地缘意识被深深内化,以及城乡社会结构的差异、社会流动的特性、人口城市化与生活城市化的不一致性等中国社会独特的社会历史文化所导致的。     

社会资本与不平等的再生产：以农民工与城市职工的收入差距为例

本文以农民工与城市职工收入差距研究为切入点,探讨社会资本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路径及其程度。通过分析中国8城市的调查数据,运用收入分解方法,考察社会资本影响农民工与城市职工收入差异的两条路径,即进入职业的机会差异和职业内的收入差异。研究结果表明,户籍制度和交往同质性原则导致农民工（相比城市职工）在社会资本存量方面更加欠缺,难以进入收入高的职业,且职业内的讨价还价能力也很有限。两种路径差异的综合,是导致农民工收入较低的重要社会原因,因此,社会资本是维持和固化社会不平等的微观机制。     

劳工输出、跨国生产政治与剥削关系的形成——中国赴日劳工的案例研究

在全球化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劳工输出形塑了一种资方与劳方之间的剥削关系。基于中国赴日劳工的案例，本研究借助“跨国生产政治”的分析框架探讨这种剥削关系的形成机制。雇主和移工围绕加班工资展开博弈，而外劳制度对移工权利的限制及其赋予雇主的权力、不同国族移工的竞争以及跨国劳务中介的选择性庇护，使移工无论反抗还是消极服从，都可能面临加班福利缩减、加班机会丧失甚至工作丢失的困境。这种跨国生产体制具有“市场专制”性质，而外劳制度限制、资方对外劳制度缝隙的利用、全球过剩的劳动力市场、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体制共同体现了国际合同劳工面临的跨国生产政治，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资本强制剥削再度出现的重要机制。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及其出路

新生代农民工是伴随改革开放而出现的一个新群体,其社会保障权利诉求比父辈们更为强烈,但现实情况是：他们的社会保障权益并没有得到多大改善。第一代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亟需政府承认并负担起补偿责任,而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需要国家通过相关法律法规为其搭建起社会保障的政策起点,厘清政府、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社会保障权利、义务和责任,赋予新生代农民工平等的社会权利,同时要未雨绸缪地解决好与之相关的社会问题。     

从职业发展到家庭完整性：基于稳定城市化分析视角的农民工入户意愿研究

本文基于稳定城镇化的框架,从个体职业发展和家庭完整性角度分析农民工入户诉求,并以一个代表性的调查数据,对此展开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农民工的入户意愿,不仅受其职业发展现状和未来职业发展规划影响,还受其家庭完整性因素的影响,如夫妻团聚（同城工作或生活）、子女教育以及住房状况等。相对于珠三角地区,长三角地区的农民工群体入户意愿更高,且家庭完整性因素对其入户意愿的影响更显著。这说明,对农民工不能仅在经济上接纳却在社会上排斥,而应让农民工与市民在权利方面逐步均等化。同时,在长三角地区,改革户籍和促进民工市民化任务显得更为迫切。     

Injured but not Entitled to Legal Insurance Compensation – Ornamental Institutions and Migrant Workers’ Informal Channels in China

Due to the rapid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of China, an estimated 252 million farmers have migrated from impoverished rural areas to prosperous urban regions, seeking off‐farm employment. In China, these are referred to as migrant workers. Workers’ compensation insurance law represents one of the most vital formal institutions for Chinese migrant workers. Through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migrant workers and employers, the authors find that instead of making a formal claim based on workers’ compensation insurance law, most injured migrant workers adopt informal channels (e.g. bargaining, negotiation, threats, violence) to receive compensation from employers. Even when migrant workers are insur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they may be denied legal insurance compensation and thus turn to informal private settlement. Generally, the amount of compensation acquired by means of informal private settlement is significantly smaller than that awarded in the case of legal insurance compensation. This practice reveals that, like some other formal institutions in China, workers’ compensation insurance law is merely a symbolic ornament, window‐dressing for the public, which are referred to as ‘ornamental institutions'. In the way they are designed, set up and funded, these ornamental institutions can easily prove illusory since they conceal an anarchic world wherein diverse informal channels of social actors emerge, which reflect the reality of Chinese society. Therefore, only through deep empirical research, like this study, can one see beyond the facade of modernity in contemporary China, observe the reality of social actors, and reflect upon the functioning of ornamental institutions.     

论工会对农民工劳资关系之协调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备受关注。农民工维权的道路异常艰辛,劳资冲突的形式复杂多样,双方博弈的结果令人堪忧。在寻求解决冲突的路径方面,工会组织纳入研究者的视野。在工会作为农民工维权载体的可行性论证中,工会的内涵揭示其保护工人权益的本质,彰显其壮大工人维权的力量。深入剖析现代西方工会职能,在批判中借鉴,在发展中重构我国工会运行机制,相信我国工会组织在制度创新中一定会成为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广大劳动者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缓解劳资关系紧张的不可替代的角色。     

我国城市农民工医疗保险发展方向与路径选择

我国各地都已建立了农民工医疗保险制度,从城市农民工医疗保险同当地其他社会保险的依附或隶属关系角度可主要分为综合模式、单独模式和混合模式三类.根据世界各国城乡医疗保障一体化的发展趋势,我国农民工医疗保险必将最终融入到城乡医疗保障一体化制度中.但由于我国二元结构短时间内难以改变,农民工医疗保险还将长期存在.目前,限制其发展的亟待解决问题是农民工医疗保险的当期参保和不可随人转移原则.我国农民工医疗保险的改革,应根据不同模式的特点,将单独模式以及其他模式中类似单独模式的部分率先进行异地转移试点,为我国城乡医疗保障、社会保障一体化制度建设提供思路和借鉴.     

制度供给与权益改进——农民工社会保障权实现与政府责任

社会保障权是农民工权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追求公平正义和风险规避之内涵。政府制度供给相对不足、约束力不强已经构成农民工社会保障权利诉求的瓶颈因素。政府应加强制度供给和组织协调,在户籍改革、社保体系与法律法规制度建构等方面有所作为,并在农民工社会保障建设中承担必要的财政责任。     

SPECIAL ISSUE： MIGRANT WORKERS IN THE COURSE OF URBANIZATION Migrant workers and informal employment

本文通过对广州市从事非正式就业的农民工以及珠江三角洲地区在企业工作的农民工问卷调查资料的初步统计分析,认为：第一,农民工在总体上处于一个分割并被相对隔离的、低水平的劳动市场中,但该市场内部又基本上是按照自由放任原则实现其供求平衡的。第二,这一市场进一步分化为“企业”内外的正式和非正式就业两个部分;后者又可区分为自雇与受雇就业两种类型。第三,由于企业内的正式就业者处于较为艰难的生存状态并且再生产着这种状态,农民工在正式和非正式就业的分流中,更倾向于流向非正式就业。第四,在非正式就业者中,受雇用的农民工的工作只能是一种勉强生存的手段,而自雇用的农民工则可能逐渐实现积累和向上流动,有希望获得一定的发展。     

生命历程理论视野下的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护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在现代化进程中成为社会弱势群体,是渐进的个人生命历程与剧烈的社会变迁交互作用的结果。在利益分化失衡、社会发展断裂和价值意义碎片化的社会转型期,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制度认同和文化认同出现了深层危机,并由此而导致进一步的社会隔离、社会紧张和社会风险。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强有力的社会保护有利于其健康发展与和谐社会的构建。这一保护应坚持以公正性为根本、以动态性为保障、以发展性为方向的原则;构建以教育权、发展权、福利权、生命健康权、信息权和就业权为核心的权利体系,赋予其平等的权利并将其权利制度化;完善以政府为主导、社区为中介、组织为关键、家庭为基础的社会支持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