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捆绑式发展”与“隐喻型政治”——对汶川地震灾区平坝羌寨的案例研究

笔者对汶川地震灾区平坝羌寨旅游开发与重建过程进行实地考察,把由政府主导“现代化工程”的社会发展样式称为“捆绑式发展”。在这种发展模式的运作过程中,当地社会发生了一系列权力与话语博弈事件,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中的“发展话语”被村民巧妙地操作化运用,演绎出某种较新的草根政治“版本”,这种现象本文称之为“隐喻型政治”。“捆绑式发展”与“隐喻型政治”之间存在诸多值得关注的联系,透过这种联系,可以从某个视角窥探到中国基层政治形态的一些微妙演化和值得关注的新动向。     

基层信访治理中的“包保责任制” 实践逻辑与现实困境 以鄂中桥镇为例

本文以桥镇为个案,运用国家、基层政权和农民博弈关系的三层分析框架,阐释了乡村基层信访治理中“包保责任制”的实践逻辑和现实困境。研究发现,尽管“包保责任制”能够强化包保责任人的责任意识,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信访治理工作难题,但监控环境与空间隔离、监控技术与社会基础、监控强度与道义压力这三大矛盾使得这一制度的运行陷入困境,滋生了越来越多与制度设计初衷相悖的“目标替代”行为。在此基础上,本文阐释了中国科层制运作的三大矛盾,即理性科层制与非理性运作的矛盾、专业化与综合性的矛盾、常规运作与非常规任务的矛盾,并给出了相应的理论解释。本研究强调,在中国基层权力运作中,长期而广泛存在的名实分离的矛盾现象,不仅仅是科层体制内部各行动主体博弈的结果,也不纯粹是一个组织激励问题,而是由科层体制与乡村社会的合力所催生。由此,在推进基层政权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就不能局限于制度建设层面,还要考虑是否具备支撑现代基层政权的社会基础和制度环境。     

市场转型与“单位”变迁再论“单位”研究

改革开放三十年后，中国基本实现了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城市社会的基层组织制度和社会秩序，尤其是“单位”和“单位体制”，也随之发生了深刻的改变。本文对在市场转型的制度背景下的“单位”变迁研究进行了系统的梳理。文章从概念辨析入手，分为“单位”体制及其变迁、单位内部的权力结构与行为方式、单位与社会分层三个方面展开具体论述。作者认为，采用细致的个案调查方法来研究不同类型“单位”的内部权力结构和行为方式，挖掘“单位”社会分层效应的具体微观机制，进而探讨“单位”和“单位体制”的变迁，并且，以此为参照来理解中国社会组织的新特点、新功能，将是“单位”研究的方向所在。     

通过运动进行治理：乡镇基层政权的治理策略——对中国中部地区麦乡“植树造林”中心工作的个案研究

摘要：乡镇基层政权的运作是一个备受学术界关注的领域。本文将依据中国中部地区麦乡的田野调查资料，以麦乡“植树造林”的事件为分析 “文本”，分析在压力型体制与后税费时期，在乡镇财政紧缩的境况下，麦乡通过将常规性工作升级为中心工作，进而通过运动的方式进行中心工作的实践，以完成所规划的任务。这种“行政吸纳运动”的治理方式事实上是基层政权在专制性权力丧失、基础性权力又尚未确立、行政运作缺乏充沛资源的情景之下，通过对传统的“运动”资源加以简化利用而做出的权益性的行为选择，而这一治理实践本身却收效甚微。     

突发事件中的国家-社会关系——上海基层社区“抗非”考察

对中国城市基层治理的探讨,大多得出“强国家、弱社会”的结论,其议题亦无涉居民切身利益,无法为“强势国家”提供有力佐证。本研究以上海社区“抗非”动员为背景,观察突发事件中的国家-社会关系。调查发现,上海的“抗非”工作几乎都由国家主导,居民仅被动配合,自发参与度极其有限。在具体策略上,国家一方面透过主流媒体的调控,掌握“议题建构”渠道;另一方面则借助社区建设的配合,节制“社会参与”渠道,从而在因对突发事件的过程中,强化了国家的合法性和掌控力,构筑了“国强社弱”的制度格局。     

效率逻辑还是权力逻辑——公司政治与上市公司CEO强制离职

基于1997-2007年676家中国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及其CEO、董事长、独立董事、基金经理和相关政府官员的访谈资料,本文深入分析了中国上市公司CEO强制离职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揭示出一种与代理理论预测和西方经验不同的中国的CEO解职规律。研究表明,CEO解职不仅仅是一个经济过程,受“效率逻辑”的支配,更是一个社会政治过程,受“权力逻辑”的强烈影响。组织中普遍存在的“权力逻辑”压倒“效率逻辑”的现象可能是阻碍中国公司治理改革和其他组织和制度变迁的深层原因,从而使改革流于形式,新制度止于表象。     

历史的理论研究路径和理论模型——对《中国的集权与分权:“风险论”与历史证据》一文的几点评论

本文强调，在研究集权和分权这一反复出现且类型多样的历史现象时，建构适度抽象、概念和逻辑明晰的理论模型以助分析是有效的。本文指出，将“风险论”和“效率论”对立起来有欠妥当，“风险论”就是一种效率指向的理论，重要的是区分何种治理、何种效率、谁之效率。沿着这一思路，本文建构了分析统治者风险治理效率和日常行政效率关系的模型，指出当一种制度赋予统治者以统治风险最小化的行为特性时，其日常行政治理效率的最大边界在哪里；建构了统治风险治理效率下的集权和分权选择模型，并考察过度集权与过度分权的概念；讨论了效率区分在理解中国历史中非均衡割据现象方面的意义。本文通过理论模型的建构，考察了统治者收放权边界内外运作的差异。     

从“官吏分途”到“层级分流”:帝国逻辑下的中国官僚人事制度

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官吏分途”是中国官僚体制的重大制度变迁,本文从这一角度出发,审视当代中国官员的空间流动状况,提出以“官吏相对谱系”为特点的“层级分流”模式。文章从周雪光的“帝国逻辑”分析框架出发,借用史学研究和社会科学理论来认识和解释人事制度安排与帝国治理逻辑之间的关系。文章认为,从“官吏分途”到“层级分流”,这一人事制度造成了官僚体制的二元结构及其迥然不同的职业生涯、激励设置和利益群体,为中国官僚体制的运作打上了鲜明烙印。本文充实和扩展了“帝国逻辑”的理论思路。     

“官吏之别”及“官吏关系”的若干历史问题

本文着眼于中国古代“官”、“吏”区别及其相互关系的基本面貌,讨论了在将此视为当今基层公务人员履职和生存状态的某种渊源时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文中指出:魏晋以来官、吏关系的发展,集中表现为“一个过渡区间的两次重要变迁”;从中可见历代“官”、“吏”界线具有较大幅宽和弹性,又为区别化管理划出了必要边界。其总趋势则是两者从身份鸿沟深刻走向界线松弛,并通过以往吏职成批上升为官职和确保吏员上升为官之途, 不断加强了其间的相通性。这就使明清吏员的生态,仍在朝廷统官而官员统吏的框架下呈现了可控性,具有区别、限制和上升、流动相互衔接、协调的一系列特点。总之古、今基层公务人员之况既有可比之处,又因时代和体制有别,使相似的问题有着不同的症结和解决途径。     

连带式制衡：基层组织权力的运作机制

本文揭示了中国基层组织在非正式或半正式治理实践中的内在机制及其社会基础和价值基础。研究发现,村级组织在国家权力体系中的位置构成了乡村治理的部分外部条件和压力,具有普遍性的半正式治理实践中的村级组织权力的运作则根植于乡土社会。乡村治理中,村组干部将各种正式与非正式的资源统筹配置、捆绑连带,主要通过利益和情感等连带方式来规制村民,以完成其治理目标,村民同样也将其需要履行的各种义务与应该享受的各项权利捆绑连带,并主要以责任连带的方式对村组干部实行反制。正是这种治理中双向的连带关系使得干群之间的权利义务达到总体平衡,并保证了乡村社会秩序的形成,笔者将其归结为“连带式制衡”。乡土社会的不规则或规则的多元化是连带式制衡的社会基础,与西方有所差异的中国农民的“捆绑式的权利义务观”则构成了基层组织权力运作的价值基础,两者共同支撑使得“连带式制衡”成为基层组织权力的常规化运作机制。     

市场的社会建构与行动者的逻辑：对上海电视剧市场的研究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结构的快速转型,广播电视制度也正在经历着快速变迁,促使电视剧的制作、交易与播映等日趋市场化。面对来自政治和社会的双重作用,围绕电视剧及其运作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参与其中的制片公司、电视台以及政府管理部门都试图策略性地主导权力关系的运作。区别于以往“网络结构分析”与“政治文化分析”的市场社会学传统,本文引入了“行动者分析”的视角,将市场视为一种不同行动者参与的社会建构过程。通过分析上海电视剧市场运作的实证资料,本文阐明了行动者的策略性行动及其身处的结构性制约,并对市场秩序的建构性与变动性特征进行了讨论。     

金融全球化与“股东导向型”公司治理制度的跨国传播——对中国公司治理改革的社会学分析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金融全球化和美式“股东资本主义”的兴起,“股东导向型”公司治理制度在全世界的影响越来越大,被誉为最佳公司治理模式或“国际惯例”。它不但影响了德、日等发达国家,也影响了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公司治理改革。本文认为,“股东导向型”公司治理制度在中国的传播主要由内生性和外生性两大动机驱动,经过两个阶段和通过三种机制完成。第一阶段是在跨国层面,“模仿性同构”机制和“规范性同构”机制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二阶段是在国内企业层面,政府通过法律法规和政策等手段要求企业采用新的公司治理模式,即“强制性同构”机制发挥了主导作用。对中国公司治理改革的社会学分析有助于我们从一个不同于经济学和管理学的新视角加深对中国金融市场和上市公司的理解,对于反思西方新自由主义企业制度,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制度具有较为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行政发包的组织边界:兼论“官吏分途”与“层级分流”现象

本文重新梳理了行政发包制理论中“行政”与“发包”的关系,将政治晋升机制正式引入行政发包关系,定义了行政内部发包与行政外部发包的组织边界。在此基础上,本文重新诠释了历史上的“官吏分途”以及当今的“层级分流”现象。本文认为,从秦汉到明清,中国经历了“官吏分途”和“吏役合一”的双重过程,这实际上代表了中国官僚体制组织边界的重大变化,即从“行政内包”到“行政外包”的过程,而推动整个过程的驱动力是帝国所面临的日益严重的财政压力。本文还对中国历史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特征进行了重新表述。相同的历史现象,不同的解析框架,本文与周雪光的帝国逻辑理论进行了一次深入的学术对话。     

在“生人社会”中建立“熟人关系” ——对大学“同乡会”的社会心理学分析

本文以半结构化的访谈方法,通过分析在读大学生的同乡交往,试图探讨异地求学的大学生在进入“生人社会”后,如何通过同乡会这一特殊的、具有社团组织和关系网络双重特点的平台,适应学校生活,完成身份转换。研究发现,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概念的两种形成机制--“关系化”与“类别化”之间实际发生了相互缠绕、竞争与协商,导致了“关系化”的“我们”概念以新的形式--“关系的类别化”与“类别的关系化”--出现,而看似作为一个组织的同乡会,在性质上却仍然没有脱离差序格局所包含的“关系网”的含义。借此研究,可以窥见社会转型期由“熟人社会”向“生人社会”过渡的身份协商过程的基调。     

回到“社会的”社会学,

社会学是一门没有确定的对象边界、而是根据独特的方法论体系进行自我界定的学科。社会学的方法论根源蕴涵在“社会的”和“社会性”中。在社会学思想史中,“社会的”和“社会性”有四种表征：与“异化”和“失范”对立,彰显马克思意义上的“人类社会”和“社会化的人类”;与原子论的个人主义对立,彰显人与人之间的关联性和互动性;与抽象性对立,彰显具体性和相对性;与神秘性和神圣性对立,彰显世俗性和日常生活性。据此,社会学的方法论可用“社会学的想象力”来概括,在这种想象力中,社会是一个高度相对性和具体性的存在,个体和社会处在相互建构的“结构二重性”关系之中,个体的、日常的和世俗化的行动是社会实现自身的生产和再生产的基础。     

反学校文化与阶级再生产：“小子”与“子弟”之比较

作者通过对北京某打工子弟学校的田野调查后发现，在农民工“子弟”中间盛行着类似《学做工》中所描述的工人阶级“小子”的反学校文化。但是，由于制度安排与社会条件的差异，“子弟”与“小子”的反学校文化却是形似质异的。“子弟”的“反抗”更多是一种自我放弃的表达形式而非对支配秩序的洞察与抗争。文章进一步分析了“子弟”反学校文化的生产机制后指出，农民工劳动力再生产的低成本组织模式导致“子弟”高度边缘化的生存状态，这使得他们难以通过教育向上流动，从而以拒绝知识的形式放弃了学业，也因此完成了作为底层的社会再生产。     

消费主义和“同志”空间：都市生活的另类欲望地图

基于对在成都市同性恋社区中桑拿、酒吧和健身房等“同志”商业性场所的民族志研究,本文以列斐伏尔的“空间的生产”的视角,探讨了在目前中国都市消费革命的推动下,作为新的“差异空间”的“同志”空间的生产和发展。笔者认为,市场经济和消费主义的兴起,使传统上属于私人领域的同性恋问题被置于属于公共范畴的市场经济之中,并赢得了新的社会合法性。虽然仍然面临诸多来自国家和社会的压制,但“同志”人群公共空间的拓展,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消费革命所带来的“解放”和“自由”。这些商业性场所是“同志”社区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参与社区的活动,同志人群在性、语言、兴趣和价值观念等方面彼此认同,构成了后来“同志运动”得以发展的文化基础。     

项目制与政府间权责关系演变：机制及其影响

项目化运作是近年来国家治理的重要模式。既有研究已揭示：在项目制下,上级政府控制权增加,而下级政府的统筹治理能力被压缩。本文通过考察国家妇女小额贷款项目的演变过程发现,在项目制下,政府间权责关系的明晰化使下级政府可以通过倒逼机制影响上级部门的行为,维护地方政府利益。这实际上反映出,项目化运作不仅提供了从上至下的控制渠道,也同时增生了由下至上的反控手段。在这种演变中,上下级政府间关系出现了新的变化,双方围绕权责关系展开互动博弈,进而影响国家与社会关系,出现基层治理的“脱嵌”现象。     

从暴力犯罪看乡村秩序及其“豪强化”危险——国家法/民间法视角反思

对东北四所监狱“民事转刑事”暴力犯罪案件的调查显示,现代乡村社会存在一类特殊的纠纷：第一,它的广泛存在,标志着民间秩序整合力量在特定情境下的失败;第二,它也没有被国家法系统处理和吸收。本文通过对结构性访谈中7个案例的详细剖解,检视了这类纠纷背后乡村秩序的可能图景。与传统的民间法理论的预设相反,国家法秩序的“外来性”是地方性社会中日渐增多的“陌生人”获得保护的可能途径。然而,国家法的实践依赖于基层政治运作,其调整功能取决于民间秩序的配合,民间秩序整合的失败迫使国家法直接面对个人的实质性需求,而其调整无力反过来增加了个人对国家法的失望,并可能将失望导向对国家法独立性的质疑。在此背景下,“豪强化”的危险可能在乡村社会出现：“强力人士”依赖国家对社会的渗透力和控制力,向下瓦解传统秩序的力量;借助国家法和国家政权在权力来源上的同一性,向上瓦解国家法秩序的合法性。     

“甩干”机制：中国乡村司法的运行逻辑

由于中国乡村社会在日常生活中充满了诸多伦理性、道德性的内容,致使司法体制与乡村现实之间存在着深深的抵牾。本文借由一起诉讼揭示了乡村司法的运行逻辑--“甩干”机制。基层法院在处理案件时会按照形式理性的要求,以洁净化、纯粹化为目标,甩掉道德、习惯等诸多非法律的元素,实现对案件事实的重新建构,以一种生硬、执拗的方式对案件进行权威性的裁决。“甩干”机制源自民事诉讼程序中关于案件“受理”与“审理”的特殊制度设计,同时也是基于法律形式化要求的无奈之举,更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中国式司法的“无知之幕”特色。“甩干”机制揭示了乡村社会中法律的实际运行状态及内在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