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杀与现代人的境况——涂尔干的“自杀类型学”及其人性基础

涂尔干在《自杀论》中提出的“自杀类型学”是他对自杀研究做出的一个重要的理论贡献。他通过自杀的社会类型展开的广泛解释和论述,是和其著作中的一些实质问题密切相关的。本文检视了这个类型学的一些关键方面和存在的问题,并结合涂尔干的人性论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强调了涂尔干社会理论的人性基础;这种分析也表明,涂尔干的自杀类型学是他继《社会分工论》之后对个体与社会关系问题的进一步思考和推进。另外,涂尔干通过对作为社会事实的“自杀潮”的独特的社会病理学分析,深刻揭示了现代人的生存境况。因此,《自杀论》的经典意义在于其将理论图式与时代问题紧密结合起来的研究范式,这充分体现了古典社会理论的本质特征。     

在“生人社会”中建立“熟人关系” ——对大学“同乡会”的社会心理学分析

本文以半结构化的访谈方法,通过分析在读大学生的同乡交往,试图探讨异地求学的大学生在进入“生人社会”后,如何通过同乡会这一特殊的、具有社团组织和关系网络双重特点的平台,适应学校生活,完成身份转换。研究发现,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概念的两种形成机制--“关系化”与“类别化”之间实际发生了相互缠绕、竞争与协商,导致了“关系化”的“我们”概念以新的形式--“关系的类别化”与“类别的关系化”--出现,而看似作为一个组织的同乡会,在性质上却仍然没有脱离差序格局所包含的“关系网”的含义。借此研究,可以窥见社会转型期由“熟人社会”向“生人社会”过渡的身份协商过程的基调。     

市场转型与“单位”变迁再论“单位”研究

改革开放三十年后，中国基本实现了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城市社会的基层组织制度和社会秩序，尤其是“单位”和“单位体制”，也随之发生了深刻的改变。本文对在市场转型的制度背景下的“单位”变迁研究进行了系统的梳理。文章从概念辨析入手，分为“单位”体制及其变迁、单位内部的权力结构与行为方式、单位与社会分层三个方面展开具体论述。作者认为，采用细致的个案调查方法来研究不同类型“单位”的内部权力结构和行为方式，挖掘“单位”社会分层效应的具体微观机制，进而探讨“单位”和“单位体制”的变迁，并且，以此为参照来理解中国社会组织的新特点、新功能，将是“单位”研究的方向所在。     

社会秩序的护卫者 ——亚当·斯密论“正义”与“自然法理学”

通过对“德性”以及“人性”的重新阐释,亚当·斯密颠覆了亚里士多德的经典命题,将“人是城邦的动物”改造为“人是社会的动物”。启蒙精神为斯密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工具,他试图用一种情感主义的人性论和道德哲学来重构整个自然法理学体系,为其提供一个世俗化的理论基础,为国家行为、为立法者提供理论指引。“社会”是斯密整个学说体系的核心和基础,只有理解了“社会”与其自然法理学之间的关系,才能深入理解其政治经济学甚至国家理论的真正意涵。本文所要阐述的,正是“社会”对其自然法理学的意义及其因而呈现出来的结构和特点。     

“批判诠释论”视角下的“争吵”事件——一个国际项目实施中的冲突与转向

摘要：社会工作是承载“强烈价值”的专业实践,而“强烈价值”的介入,常常伴随着冲突,其背后正是“批判诠释论”所强调的“理解”与“沟通”的缺失。从“批判诠释论”角度看,“争吵”是彼此缺乏沟通与理解的产物,是实践“沟通互动论”中相对激烈的讨论形式,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项目“充权”存在异化,专业关系中带有压迫的痕迹。依照“批判诠释论”的社会工作范式,坚固项目过程中平等合作的角色定位,立足自我觉醒与最大可能的相互理解,通过最大限度的沟通对话,才能营造真正意义上的社区。     

回到“社会的”社会学,

社会学是一门没有确定的对象边界、而是根据独特的方法论体系进行自我界定的学科。社会学的方法论根源蕴涵在“社会的”和“社会性”中。在社会学思想史中,“社会的”和“社会性”有四种表征：与“异化”和“失范”对立,彰显马克思意义上的“人类社会”和“社会化的人类”;与原子论的个人主义对立,彰显人与人之间的关联性和互动性;与抽象性对立,彰显具体性和相对性;与神秘性和神圣性对立,彰显世俗性和日常生活性。据此,社会学的方法论可用“社会学的想象力”来概括,在这种想象力中,社会是一个高度相对性和具体性的存在,个体和社会处在相互建构的“结构二重性”关系之中,个体的、日常的和世俗化的行动是社会实现自身的生产和再生产的基础。     

残障者的制度与生活：从“个人模式”到“普同模式”

近20年来,中国的残障者数量骤然增加,相关的专业化社会服务也随之兴起,但对残障问题的社会学研究却依然滞后。本文主要通过考察现代英美社会在残障问题上的研究历程,集中探讨残障者的制度与生活变迁,反思面向个体援助的福利框架和重视治疗的“医疗模式”,基于对残障观念从“社会模式”到“普同模式”的转变进程的理解,揭示障碍研究的主要问题。在这一演进过程中,社会模式与普同模式批判“健全者中心主义”的制度建构,逐渐确立起残障者作为生活主体的理念,并试图通过连带普通人的障碍体验为策略,汇聚成制度改革的合力。障碍研究的推进,提示了各类模式,引发了诸种思潮,试图改变制度、改造社会,并转变人观。理解这一社会历史进程可以为中国应对残障问题以及化解老龄化所带来的诸多社会问题提供重要的启示。     

历史书写中的“文成公主”——兼论“多民族中国”的民族史叙事困境

一个“多民族政治体”形成和存续的核心在于一套能够使具有不同政治与文化传统的诸民族“各安其位”的“秩序”，而“民族史书写”正是这一“秩序”的一个重要维度。本文梳理了历史文献中三种不同的“文成公主”叙事：古代汉、藏文文献描述了两种迥然有异的“文成公主”形象，其差异反映了两种古代文明对“世界”及其理想秩序的不同想象；第三种叙事来自近代的“民族主义”史学，汉语知识精英利用古代文献中的素材，在“进步史观”的指导下，塑造了“文成公主”的新形象。本文对这一“民族史书写”的新范式进行了反思性讨论，并进一步对近代中国“民族议题”的核心线索及其所蕴含的结构性矛盾展开了理论探讨。     

涂尔干早期社会理论中的“社会”概念

涂尔干关于“社会”的理论的形成,与由以卢梭为代表的自然权利学说演变而来的抽象个人主义给法国社会造成的现实困境紧密相关。通过对该线索的详细考察,本文认为,涂尔干试图通过确立社会既是一个社会体又是一种集体意识的存在,来破除自然权利学说有关人的自然权利和社会人为性的基本观点,并以此来重新确立社会团结的基础。但是,这种两重性设定同时也暴露出涂尔干早期思想的内在困境：由于社会作为自成一类的存在,而其理论框架中没有搭建起个人与社会发生关联的方式,因此无法论证社会的正当性并找到社会团结的现实基础。     

文化、历史中的“民族精神”——陶云逵与中国人类学的德国因素

本文通过民国时期人类学家陶云逵这一个案,来梳理德国“文化”概念经过中国学者的思考和运用进入中国社会科学的历程。作为第一位运用“文化”理论进行实地经验研究的中国学者,陶云逵在实证研究中思考如何保存“文化”自身的神圣性,肯定人的精神价值,对各文化之间如何相互沟通和理解问题展开过深入的讨论。这些讨论不仅在人类学内部有意义,而且构成了人类学、社会学与哲学和历史学对话的可能。本文跟随陶云逵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脚步,呈现他在文化理论和方法论上的探索,并试图指出,陶云逵对“文化”如何制约“国家”的政治经济权力提出有力的现实和历史证据。     

非自主回忆：普鲁斯特论个体记忆的社会性

哈布瓦赫集体记忆理论提供了“社会性”的视角，但没能深描个体创造社会的过程。普鲁斯特的记忆理论虽然也包含“社会性”维度，但并没有止步于此，而是呈现出社会与个体混融的社会形象，其中，不仅有社会的限制和引导二重性，还有个体的主动适应和创造：社会也内在于个体，个体也非纯粹的心理学意义上的个体，个体的创造离不开社会环境。这源于主客融合的立场，在这一视点下，普鲁斯特的社会形象不是二重性，而是多重的，甚至有无限可能。社会是在个体创造过程中的产物，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呈现出丰富的形象，社会的无限可能性蕴含在个体的创造过程中。     

记忆理论与作家口述史研究——基于邵洵美"狱中嘱托"事件的分析

口述史的研究方法已被应用于诸多学科,但在文学研究领域,作家口述史研究的独特价值和主要功能尚缺乏明晰的阐述.借鉴学术界影响甚大的集体记忆理论和文化记忆理论,透视1960年前后的中国作家邵洵美"狱中嘱托"事件发现:运用集体记忆理论有益于探究社会框架对作家记忆效果和口述方式的规约作用,参考文化记忆理论有助于理解作家口述效应与身份认同机制的深层关系.     

从集体记忆到个体记忆——对社会记忆研究的一个反思

本文立足于哈布瓦赫传统下的集体记忆研究范式,重点反思社会记忆的权力观和社会决定论问题,并试图将研究重心转移到对个体记忆的关注上。在此,遭遇到记忆的微光,它多存在于个体记忆之中,往往出现在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的缝隙之间,一般而言,是社会决定论与能动个体之间碰撞的产物。记忆的微光之于强势的社会记忆研究范式,其力量之微弱甚至暂时不能构成一种独立的记忆类型,但它描摹了另一种记忆的存在状态,提示着被忽视的现实洞察。     

Social Factors in the Development of Autobiographical Memory: The State of the Art

This review addresses theory and research on the role of self understanding, language, theory of mind, attachment security, and parental style in children’s autobiographical memory development. Social‐cognitive factors appear to interact with parental style in producing children’s first verbal memories. Emotional factors, such as attachment security, may also prove to be critical for the socialization of life histories. Further longitudinal studies will be necessary to examine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the growth of this complex and multiply determined skill.     

Connecting sleep,the neurocognitive memory system,and Bourdieu's habitus concept: Is sleep a generative force of the habitus?

Bourdieu's habitus theory has been criticized for allegedly being static and deterministic. This is partly due to insufficiently elaborated microstructural aspects of the habitus. Previous works have tried to elaborate the habitus' individual side by drawing on neuropsychological and neuroscientific concepts including the neuropsychological memory system. Despite its relevance for several social processes, sleep has not been considered in this context. The present work investigates the interrelatedness of habitus, sleep, and the memory system with particular focus on the determinism and staticity critique. It shows that the neuropsychological memory system overlaps largely with implicit memory and sleep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formation of habitus‐relevant memory. Moreover, sleep enhances processes such as memory consolidation, reflexivity, associative creativity, and dream‐associated simulation of unknown situations which counter the determinism and staticity critique. The present article argues that habitus, memory, and sleep are closely related and memory and sleep represent operational micro‐structures of the habitus. Moreover, sleep‐related processes represent a generative force that renders the habitus more dynamic. Finally,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of the habitus‐memory‐sleep nexus are discussed and further lines of research are outlined.     

马克思"实践的唯物主义"的文化哲学品格

马克思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化哲学传统,这种文化哲学传统是对维科文化哲学的批判继承。在继承方面,马克思的“实践的唯物主义”采取了文化哲学的范式,把实践看作是人的自我创造活动,从人的文化性和生物性的统一上说明人的文化创造是如何可能的,把人的历史创造、人的发展看作是不断克服自身的自然性而走向文化性的过程;在批判方面,马克思的“实践的唯物主义”以工业阐发人的理性,并以此作为人的文化创造的感性基础,把近代哲学的抽象的理性改造为人的现实的批判的活动,从而创造了自己的文化哲学品格。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从“实践的唯物主义”的这种富有个性的文化品格中发展出马克思主义的工业文化批判理论。     

The role of culture in theories of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violence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violence has been one of the most rigorously researched hypotheses in violence research in recent decades. A number of previous studies have provided evidence supporting this hypothesis, and there has been a growing body of literature investigating its mechanism. However, the role of culture in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violence has not received much research attention, and thus, it remains largely unknown. To suggest a better theoretical basis for understanding the role of culture in the transmission mechanism, the present paper examines three critical theories that address the intergenerational phenomenon: Dodge's soci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theory, Nisbett's cultural cognitive theory and Turiel's social‐cognitive domain theory. The paper provides a review of the basic assumptions and core concepts of each theory and identifies the potential contributions and gaps of each theory. The three theories present different accounts of the ontogenetic origins of ideas about violence and convey different portraits of the intergenerational mechanism. However, these theories also show that they are highly likely to be related to one another and that they can help close one another's gaps.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a unified framework that can merge the personal and cultural factors of causation is necessary to better capture the dynamic interplay among culture, experiences with violence and the actual enactment of violent behaviours.     

从“助人自助”看社会工作实务开展的文化背景问题

“助人自助”的社会工作信念强凋个人发展重于个人被动的需求,它植根于人的自由、平等以及人格的尊严、个人的存在价值等西方传统文化要素;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助人理念本质上缺乏基于普遍的人的尊严和个体独立人格的观念,助人的目标是维护社会稳定和秩序,给与者与受助者之间形成了一种恩赐和被动接受的心理定势,他们之间缺乏真实的平等。在中国社会工作实务开展的进程中,两种不同的文化背景导致对社会工作价值信念理解上的差异．造成了诸如价值观选择的困惑、信念与现实的困境以及文化认同的矛盾。针对社会工作的文化背景问题,社会工作实务的开展应在文化能力的培养、价值观的选择以及自我意识的训练上寻求突破。     

都市运动研究：理论传统的界定和中国经验的嵌入

在西方学术语境中,都市运动（或称都市社会运动）代表了和主流社会运动研究截然不同的学术和理论传统。都市运动成为近年中国社会学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但没有被置于一个系统的理论框架之中。本文从批判性地考察中国学者对“都市运动”这一术语的“借用”开始,然后对西方的都市运动研究的理论脉络进行梳理,突出揭示都市运动研究和主流社会运动在理论观点和研究旨趣方面的差异。文章认为,西方都市运动研究注重学者参与和立足社区的传统,对今天中国的实证研究具有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