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庄精英与社区记忆:理解村庄性质的二维框架

理解村庄性质的基础是理解村庄历史的性质和理解村庄精英的性质。中国现代化建设所引致的农村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迅速变迁 ,使得村庄历史出现断裂 ,过去一直以长老权威和习惯法进行治理的乡村社会已经为现实的利益所支配 ;同时 ,农村社会分化的程度不同 ,所引致的政治、经济、社会分层便有不同的表现 ,这种不同表现为村庄精英的性质及其在村庄舞台上的表演作了定性。以社区记忆和村庄精英二维因素为主线 ,可建构起理解村庄性质的二维框架     

乡间小路与社会科学大道——《中国村治模式实证研究丛书》读后

一 最近十多年来,中国农村发生了巨大的变迁.这种变迁不仅仅是乡村治理的变化,还有乡村社会基础结构的变化,以及农民生活价值的变化.巨大的变迁以农村人口城市化和农民大规模流动为宏观背景,1990年代以来,数以亿计的农民"离土又离乡",进入沿海或者大中城市务工经商.     

治理村庄:农村新兴经济精英的社会责任——以浙江省永康市的私营企业主治村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村私营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农村私营企业主作为一个新社会群体迅速崛起,积极参与村庄政治生活,甚至主政村庄.治理村庄是农村新兴经济精英的一种社会责任,也是私营企业主社会责任的最新发展,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它是农村个体与私营非农经济发展、农村社会成员分化、乡村文化变迁的必然;又是国家建构现代农村经济、现代农村基层民主的产物;也是村民的发展期待、村庄的维权期待、派系的利益期待等多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     

土地流转与乡村治理的阶层基础——以江汉平原曙光村为考察对象

改革开放30年来,经济社会的巨大变迁激活和重组了农村的各种利益关系,最为明显的是土地流转的日益频繁。伴随着土地流转的大量发生,村庄出现明显的经济社会分层,主要包括富裕阶层、"中农"阶层、半工半农阶层和贫弱阶层。这里的阶层分化不仅仅是职业意义上的,而且与基层治理主体直接相关。其中,半工半农阶层与"中农"阶层的形成和互补,构成了当前乡村治理的阶层基础;通过这两个阶层的流动性与互补性,并且最终以"中农"阶层为载体,中国农村的发展就找到了最有力的支持力量。     

转型期村庄的文化变迁——基于专业分工的分析

用专业分工的分析框架来阐释村庄文化的变迁是一个新的尝试。自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专业化分工的深化和相应的市场扩展,将村庄原有的封闭的文化格局打破了。随着乡村自治结构的逐渐解体,村庄越来越多地融入了社会分工之中,村庄的政治治理、社会交往、民间信仰、价值观以及婚嫁观念等,都随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文化与经济结构有相互契合的关系,文化具有降低交易成本的作用。在专业化分工扩展的情况下,文化的变迁是为了适应进一步分工的需要,降低交易成本。从政治治理、社会交往、民间信仰、价值观以及婚嫁观念五个方面,足以论证村庄文化的变迁是适应村庄专业分工需要而发生的。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村庄治理共同体重构

伴随着村庄社会结构的变迁,中国农村的村庄治理共同体先后经历了家族治理共同体、单位治理共同体、自治性行政共同体等不同形态,乡村振兴将推动村庄治理共同体的重构。乡村振兴是一个政府主导多元主体协同、项目链接多方资源共用的社会建设工程,势必推动村庄经济社会的开放化、多元化,不仅要求村庄治理共同体的重构,而且决定了新型村庄治理共同体是一种包容性治理共同体。新型村庄治理共同体的包容性突出表现在：（1）以地方党政为主导,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共治性;（2）以村级组织和村民（社员）为基础,多方力量内外联结的开放性;（3）以利益为导向,全体村民和所有相关者分享收益的共享性。推动村庄治理从封闭、单一的传统“在籍治理”转向开放、包容的新型“在地治理”势在必行。     

基于农民满意度的我国乡村村庄整治评估问题研究——以上海闵行区乡村整治为样本考据

村庄整治是乡村治理的重要内容,也是我国新农村基础建设的核心事宜。自2000年以来,我国各乡村的村庄改造工作已卓见成效,为了规范建设管理、检查建设绩效、提高建设水平,各地对各个村庄改造项目已建立了较为完备的评估体系,但第三方评估进展缓慢,以作为村庄改造实施主体和受益主体的农民及其满意度为评估基点的研究工作尚不充分。上海市闵行区作为经济发达地区,其农村整治工作走上全国前列,本文以该区乡村村庄整治为考察样本,重点对其农村村庄整治过程中的项目改造满意度、财力投放效率及村庄整治"新二元结构"等问题进行评估与探索,以期获取有益结论及启示,为全国乡村村庄整治评估工作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     

偏远山区农民有效参与村庄治理的制约因素及对策

随着偏远山区农村社会的区域、阶层、利益、组织结构及观念的不断分化,这种外在情势变化激发了农民内在参与村庄治理的意识和动力,但外在的组织依托的缺乏、信息的不对称和参与渠道的不健全使农民有效参与村庄治理的愿景难以实现。因此,只有加强偏远山区农民有效参与村庄治理的组织化建设、信息对称保障和渠道健全拓展机制的构建,并动态感知农民参与村庄治理的政治需求,提升农民参与村庄治理的效能感,改变制约农民参与村庄治理的体制机制,才能让偏远山区农民在享有实实在在的自治权、知情权和监督权的基础上所参与的村庄治理行动成为新常态。     

农村新兴中农阶层与“三农”问题新解

在农村人口流动、职业分疏和阶层分化不断加剧的背景下,我国"三农"问题出现了新的形态,表现为农村持续和谐稳定与国家政策如何在农村有效贯彻实施、农民各阶层关系如何整合、农业增产增收与国家粮食安全问题等方面。解决这些问题,除需要国家的制度、资源和政策输入外,还需要调动农村内部主体的积极性。由于农村新兴中农阶层的主要利益关系在土地上、主要社会关系在村庄里,以及收入水平在农村属于中等,他们在农村政治社会事务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能够接应外部输入的制度、资源和政策,从而在一定意义上成为解决问题的村庄主体。     

村庄的大转型

中国的村庄是有实质性意义的农村社会单位;因此,村庄的30年转型集中呈现了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的过程、特征与问题。本文把中国农村30年的变迁放在村庄与市场、与国家、与城市社会三大关系转变中加以考察,认为村庄正在经历从农业共同体到城乡社区衔接带之弱质自治社区的大转型;其主要涵义是指:(1)经济共同体转型——基于农业和农民半市场化、半受非市场化保护的政策环境,以及双层经营而农户经营实际上更受政策支持的经营环境,村庄从人民公社体制下的集体大队,转向具有不确定性的社区经济共同体。(2)治理共同体转型——基于村民自治的制度安排和地方性实践突破,村庄从国家的基层治理单位,转向国家与社会共同治理的单位,乡土性公共领域得到初步生长。(3)村庄作为农民社区的转型——从传统农业社区开始转向城乡社区衔接带的弱质端。而中国村庄是否有前途,既取决于国家、市场、城市对农村的态度,也取决于农村和农民对国家、市场、城市的态度。     

乡村治理:精英与政府间的博弈

农村社会事务的复杂性、治理场域的差异性决定了当代中国乡村治理主体不会是唯一的而可能是多元的。在乡政村治治理格局下,村庄治理主体可以被析出主要的三方:乡镇政府、村民委员会、乡村精英。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乡村精英或成长为村庄治理的主体。能否或者可能,将取决于三者之间的利益和权力博弈。当然,这种博弈并非出自各方治理主体的主观意愿,而是农村社会的深刻转型与发展态势使然。其中,地方精英与乡镇政府的博弈态势对村庄治理将产生重要影响。     

乡村庙会传说与村落生活

本文提出乡村庙会传说这一概念,并将依水建庙传说、庙会组织权属传说、与大历史书写相关的乡村庙会传说等亚类置于生发的生活空间———村落中进行考察,分析了与乡村庙会传说相关联的庙会、村落生活和民众心理之间的关系,指出有着灵迹贯串的乡村庙会传说隐喻了民众对其生活空间的想象与建构和对其生活空间所有资源分配的机制,是民众对相应村落历史的群体记忆的结果。     

村委会竞选:挑战与前景

迄今为止,中国的村民自治已走过二十多年的历程,其中,村委会竞选是一个“关键词”,它从无到有,由小至大,渐成规模和气候,对村民自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作用,有着不可忽略的价值意义。另一方面,至今村民自治中竞选存在的问题也不少,因此理解这些问题的症结,并找到相应的解决办法,这是当前及今后学术界应该加以重视和深入探讨的。     

村落终结的社会逻辑--羊城村的故事

由于城镇化和村庄兼并等原因,从1985年至2001年这不到20年时间里,中国的村落数字在锐减,仅以2001年与2000年相比就减少了25458个,即平均每天减少约70个村落,它们的逝去没有挽歌,也没有祭祀,但其新建的文明却留给人们以思考,为此我们想以广州羊城村这个典型的村落的终结为线索,目的是为了探讨村落经济运行的社会逻辑。     

崩坏与变革前夜的华北村落共同体社会 --沙井村:1940一1949

20世纪40年代的八九年间,华北农村社会遭遇到前所未有的贫困、动乱与不安,往年被村民们所遵守的道德规范和习惯受到严重的冲击,进入到20世纪以来已经摇摇欲坠的村落共同体也走向崩溃的边缘.1940-1949年间华北村落共同体的崩坏状态值得格外关注,这方面的研究有助于对旧中国农村社会的基本性质与社会结构变动给予确切的历史定位,有助于理解处于变革前夜的旧华北村落共同体的时代性格.     

村级财务问题分析--李村个案调查

村民自治制度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的伟大创举.作为"草根民主",村民自治的实行不仅意味着农村基层民主化的发展,也奠定了国家政治民主化的基础.然而,近年来,随着中央规定实行了村务公开,村级财务问题日益凸显,越来越成为农村问题的焦点.为此,选取李村为个案,通过"上访"材料,人员访谈等方法对李村财务状况进行了洞查,分析村级财务问题的现状、成因,并提出几点对策思考.     

村民选举中村庄精英的信息接受心理

自古以来,村庄精英就是国家与乡村联系的纽带,他们既是村民利益的庇护者,也是国家意识形态的传递者.在村民选举中,村庄精英由于其"舆论领袖"的身份,其信息接受心理将直接影响政府和候选人的信息传播效果.     

从“北极村”到“地球村”的灵魂时空——迟子建小说的文化人类学意义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和灵魂,是生命的精神憩园,是人类话语和文明积淀的重要基因和元素。置身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特殊历史阶段,迟子建的文学创作,自觉站在文化人类学的精神高度,构建起"北极村"与"地球村"的独特的灵魂时空,以一种民族叙事的历史观和对时代生活的洞悉能力,在小与大、城与乡和生与死的哲学"榫卯"处,捕捉并解剖多维社会形态和世相众生,探寻历史表象背后人类生存的人性和灵魂变异,深情地表达对生命的无限尊重和牵挂。迟子建小说的文化人类学价值,是当代文坛具有特殊意义的存在,她宽厚而深沉地面向全球一体化的世界之维,在中国当代生活的历史现场,挚情地守望和传承着人类文化的光芒。     

村庄公共权力:村治研究的切入视角及其解说模式

村治研究的重心从民主问题转向治理问题引发了学术界的激烈争论,研究村庄公共权力则是搭建学术对话平台、消解学术分歧的重要突破口。以村庄公共权力为村治研究的切入视角,不仅有着特定的村治研究意义,而且具有明显的现实价值取向。国家与社会关系框架作为村庄公共权力研究的传统解说模式,因其解释空间的有限,难以将村治研究继续推向深入。借鉴并运用治理理论解说模式,是深化村庄公共权力研究的理想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