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官家族的建构与唐后期政治研究——以宋国良家族为中心

唐后期出现了许多宦官家族,对这一时期的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宋氏家族就是其中之一。由于史籍对其缺乏记载,致使其世系及事迹皆湮没无闻。新出土的《宋国良墓志》十分重要,通过这一个案不仅可具体探讨宦官家族的世系、婚姻、信仰及相关史实情况,并对唐后期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如泾原兵变、讨伐淮西李希烈、平定西川刘辟以及神策军京西北诸镇设置等问题的研究也有所助益,有助于弄清历史细节,补充史籍之疏漏。     

百济人《祢军墓志》考论

《祢军墓志》,近出陕西西安,记载了唐代百济人祢军的家族世系及宦绩功业,间涉初唐重大政治事件,具有极为重要的史料价值。文章根据墓志所载史实,征之以传世文献及其他碑志材料,对百济祢氏、世系与官号、出使日本、职官除授、卒年葬地,以及祢军与祢寔进、祢植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考证。     

洛阳新出土唐代粟特人康昭墓志考释

康昭墓志是近年洛阳出土的唐代粟特人墓志之一。墓志既未提及康昭的粟特背景,家世渊源也明显攀附卫康叔。从其家族人名、居所、婚姻、丧葬等内容可以看出其家族的汉化程度。康昭佛教信仰至深,而本民族宗教信仰丝毫未见踪迹。该墓志展示了唐代入华粟特人后裔在唐代中后期的社会生活和汉化情况,也凸显了当时洛阳国际大都市的地位,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唐名相姚崇五世孙姚勖自撰墓志简释

唐名相姚崇五世孙姚勖自撰墓志,不仅记述了其家族世系、婚姻状况、历任职官等情况,还详细记载了崇、彝、辟、偁及勖五人墓葬的准确位置,为研究姚崇家族历史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同时为考古工作者寻找一代名相姚崇及其子孙墓葬提供了重要线索。     

《豆卢实墓志》与北朝隋唐豆卢氏家族

《豆卢实墓志》记录了北朝、隋豆卢氏家族的一支——豆卢实祖父三代的发展情况。墓志内容不仅可以补史之缺误,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北朝隋唐少数民族家族的发展状态,因此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而经过对豆卢实及北朝隋唐豆卢氏家族的综合考证也大致可以确定:豆卢实家族应该是北魏卢鲁元之子豆卢弥娥在北镇传承的后嗣。而这一结论也可以对豆卢氏家族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有所助益。     

北宋苏颂撰王田墓志考疏

北宋苏颂撰文的王田墓志志石出土于郑州市上街区马固村附近的王氏祖茔,现存马固村王氏祠堂,志文详细记载了志主王田的世系、仕宦经历、子嗣、姻亲等情况,是研究北宋官员王田及王氏家族的重要资料。依据出土墓志文,综合运用其他文献,不仅可以校正传世王田墓志文的文字错误,还可以纠正其中一些术语、人物系衔的错误和正史记载的相关错误。墓志文中关于王田参加"锁厅试"的记录,说明宋人对锁厅试含义概括存有的漏洞,"锁厅试"不仅是现任官员而且也是部分官员子弟谋取功名的特殊途径。王田墓志文中所记案例说明北宋的恤刑思想和援法断罪、罪刑法定原则在州级司法活动中有所运用,宋朝州府一级长官与幕职官在判案过程中有研讨和争论,并有统一思想从而作出判决的过程,这些都表明幕职官对州府长官司法权力有一定的监督和制约作用。墓志文中记载的关于王田家族的婚姻关系,也揭示出王田家族同官宦之家和取得功名的新贵联姻、借以巩固其家族的社会地位的婚姻价值取向。     

窝阔台家族的公主姻亲——以波斯文《五族谱》为线索

波斯文《五族谱》“蒙古世系”部分保留了大量黄金家族成员的世系、婚姻信息。本文利用《五族谱》“窝阔台合罕诸子世系”图谱，梳理窝阔台家族诸公主的婚姻信息，发现即使是大汗的直系后代，也要依据实际地位选择婚配对象。姻亲关系受到地缘因素的影响，是否有适龄公主的客观条件也制约着姻亲的缔结。传统姻亲部族并非黄金家族成员获得权力的绝对助力，大部分情况下只能成为后者挑选配偶的适宜范围。     

元代蒙古酎温台家族史事考

河北省曲周县近年新出土元代诺怀墓志。墓志介绍了志主诺怀的姓氏、籍贯、职官、先世职官及生平事迹,为研究元代史提供了新的材料。蒙古酎温台氏家族五代在汉地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受汉文化影响,并融入汉族文化圈,但在婚姻等方面他们族群意识明显。     

新出《史嵩之圹志》、《赵氏圹志》考释

新出土的《史嵩之圹志》、《赵氏圹志》提供了史嵩之与其继室赵氏的生卒、世系等资料,也完整记录了史嵩之的历官。本文结合其它出土文献,对史嵩之的仕宦及其家族世系、婚姻关系进行研究,补充既有史料所缺。通过研究现存史氏族谱资料,认为清人史大成是史氏族谱修订的关键人物。     

宋代士人阶层封闭婚姻圈探析

宋代士人之家的婚姻通常源自两个异姓家族,甚至姊妹嫁与兄弟,亦即姊妹变妯娌兄弟变连襟的现象在宋代社会比较普遍,从而形成为数众多的相对封闭的联姻圈子,墓志资料中有大量的相关记载。通过探析这一景观的表征,可以窥见它对宋代婚姻领域及社会结构等层面所产生的深刻影响,它加剧了突破等级婚瓶颈的难度,也使得社会板结局势更加牢不可破,这些都将给社会的进步、更替带来负面、消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