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理性与动机:一种对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的批判

公共理性是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的核心概念,其论证的成败决定着后期罗尔斯政治哲学的说服力。罗尔斯的论证的一个薄弱之处在于,他未从动机的角度对公共理性的实践性和可行性做出充分说明。罗尔斯的公共理性应该借助教化的力量,在个体的主观动机集合中增补他所强调的"合理性"要素,以促成一种在规范上和实践上都经得起辩护的公共理性。     

公共理性与政治共识———罗尔斯对康德及霍布斯观点的继承与改造

公共理性通常被构想为一种有助于促成或维持政治共识的理念。以康德为代表的启蒙主义者乐观地估计了理性自由运用与政治共识之间的关联。罗尔斯拒斥了启蒙主义的观点,转而采纳霍布斯式的构想,将公共理性作为一种机制以维持某种政治关系。但也因此,罗尔斯必须在不诉诸纯粹实践理性的基础上为公共理性提供新的规范性基础,以弥补霍布斯式公共理性的伦理缺陷。结果,罗尔斯式的公共理性既无法解决根本的价值冲突,亦无法在具体公共政策上促成实际的共识;其功能在于维护由作为公共理性规范基础的那些政治价值所界定的公民间的政治关系,以及使公民相互确信在这种关系中达成政治共识的道德可欲性和实践可能性。     

理解作为一种辩护方法的政治建构主义

政治自由主义的公共辩护承诺以及合理多元性事实的存在,使得运用建构主义制定正义原则成为必要。罗尔斯通过阐发和改造康德的道德建构主义,发展出一种适合用来建构自立的政治性正义原则的政治建构主义;它从一些成为自由民主社会共识的实践理性的观念出发,运用体现所有实践理性相关要求的代表性设施即原初状态,公开地展示对诸种政治价值的一种有序排列并以一个(组)正义原则的方式表达出来,以求获得全体自由平等公民的接受。在此意义上,政治建构主义承担起了公共辩护的核心工作。     

从理性到合理性：罗尔斯自由主义思想之嬗变

罗尔斯自由主义思想的核心概念经历了从理性到合理性的演变。这一演变的必然性一方面来自于《正义论》中所构建的社会正义理论内部逻辑矛盾的不可调和性,另一方面则是基于现代性政治生活的公共性之基本诉求。从对理性自主的强调到对公共合理性的辩护,实际上体现了罗尔斯的自由主义思想从康德道德哲学立场到黑格尔政治哲学立场的偏移。相对于康德的绝对命令,罗尔斯的合理性概念与黑格尔的自由意志论在事实上更具有理论亲缘性。     

罗尔斯正当性与稳定性论证辨析——兼论重叠共识与公共理性

政治稳定性与政治正当性是罗尔斯后期政治哲学关注的重点,二者分别与重叠共识和公共理性观念相关。一方面稳定性不同于正当性,稳定性关注政治正义观念如何被持有不同理性学说的人们所接受;后者关注公民政治权力运用的基础。但二者之间又有密切联系,罗尔斯的稳定性是基于正当理由的稳定性,基于正当理由的稳定性证明也是公共的正当性证明,公共正当性证明又是政治正当性满足的条件。     

罗尔斯的个人观念转换及其意义

面对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的批评以及理性多元主义的事实,罗尔斯将《正义论》中康德式的个人观念转换为政治的个人观念。政治的个人观念是"政治的",而不是形而上学的,它是以特殊的方式界定了人性观念的基本内涵。罗尔斯政治的个人观念即坚持了《正义论》所恢复的规范政治哲学的基本路线,又规避了关于人的本性的形而上学。由此,罗尔斯的个人观念转换开启了一个政治哲学人性理论研究的当代视角。     

“康德式”建构主义：基于“程序”和“契约”的解读

“康德式”建构主义是当代政治哲学中的主流证成方案，具有形式性、普遍性和中立性等特征。这种证成基于人的实践理性拟定实践推理之程序，以此对历史、文化所给定的事实加以统摄。该证成方案始于罗尔斯，在罗尔斯政治哲学及其后学的阐发中发展出程序主义和契约主义两种解读方案。前者基于实践推理的程序本身为所建构的原则辩护，后者则把对原则的建构还原为对有待克服的实践困境的描述。这两种方案虽然在“康德式”建构主义的证成体系中具有相对独立性，但本质上则是互为彼此的。程序是实践推理的内在要求，契约则是程序的外在表现。     

公共理性的“困境”及其解决——剖析康德与罗尔斯的论证

人们经常使用＂公共理性＂这个词,但对其含义或许并未深究。康德和罗尔斯分别对＂理性的公共运用＂和＂公共理性＂做了界定和说明,前者肯定理性的公共运用对于启蒙的重要意义,并对这种公用坚信不疑;后者则认为表面上存在公共理性的＂悖谬＂。前者以意志自由为逻辑起点,巧妙地消解公共理性的悖谬;而后者为了达到同样的目的假设了秩序良好的公民社会。相对而言,康德的论证更具先验论证的色彩,而罗尔斯的论证却营造了实用主义的背景。借助他山之石,我们或将吸取其思想对中国现实问题之思考的借鉴意义。     

罗尔斯的公共理性与现代民主思想研究

罗尔斯在后期明确提出并详细阐述了公共理性这一根本性的概念。通过对现代民主社会基本状况的分析,罗尔斯认为,从民主社会的公共政治文化传统出发可建构出一种政治正义观念,而建立在这一观念基础上的公共理性能够成为政治正当性证明的公共基础。因此,通过考察公共理性与现代民主的关系,我们能够更好地把握罗尔斯公共理性思想的基本特征。     

论康德对罗尔斯正义理论的影响——兼谈哲学史对于当代哲学研究的启发意义

康德的道德哲学对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具有重要影响。首先,罗尔斯证明正义原则的纯粹程序正义方法正是对康德定言命令程序的运用与发挥。其次,罗尔斯正义论的人性论基础,即自由平等的人的理念,来源于康德通过定言命令的目的公式和自律公式所表达出来的理性存在者的概念。最后,罗尔斯正当与善一致的论证以康德德福一致的论证为原型,这两个论证的结构体现了康德与罗尔斯所共享的正当优先于善的理论模式。康德对罗尔斯的深刻影响表明:哲学史作为启发当代哲学思考的源泉,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