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桂林大文章

小桂林大文章小桂林，大名气。考其原因，乃两顶桂冠使然。一曰“风景游览”，二曰“历史文化”。两千多年的发展积淀出了一句至理名言：“桂林山水甲天下”。山水借文化以显，文化凭山水以传。桂林山水是超时空的。正像小屏幕，大艺术，小桂林，大名气一样，研究小桂林，...     

八路军办事处与桂林文化城

山水甲天下的古城桂林,在抗日战争时期曾被誉为“文化城”,成百累千的革命文艺工作者和文化界知名人士,自四面八方云集桂林,开展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文化运动。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建立,加速了桂林文化城的形成,加强了中国共产党对国统区桂林的抗日救亡     

“你们不要走我们的老路”——访“克林顿环保座谈会”参加者吕维礼、孔繁健先生

１９９８年７月２日，美国总统克林顿访问桂林。总统及其夫人、女儿、岳母乘“山水号”豪华船在漓江上游览了４个多小时，他们陶醉在“甲天下”的山水之中。克林顿由衷赞叹道：这迷人的景色比所见到的照片更美，使我想起中国画。我为桂林山水所得到的保护而高兴。桂林，是...     

推广普通话 建设旅游城

桂林风景秀丽闻名世界,素有“山水甲天下”称誉。全国人民都十分关心桂林的建设,中央一再强调要加快桂林的建设步伐,以适应迅速发展的客观形势需要。现在,《桂林市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已经国务院审查批准,许多建设项目将在“七五”计划期间付诸实现。桂林的发展前景充满着光明和希望,使生活在桂林的人感到自豪和骄傲,也是广西各族人民的光荣和幸福。     

文化价值观念的现代阐释──李向平教授访谈

Ｏ李教授，您为求学深造，从“山水甲天下”的桂林来到“东方明珠”的上海，除了日常生活、风俗习惯有显著差异之外，想必在学术科研方面也有不少变化吧？＠确实如此。上海的学术氛围，使我的学术领域有了更大的拓展。在桂林我主攻先秦史专业，而在上海我的研究重心已兼及中国文化价值系统方面的研究，以及宗教史、宗教学、和平学的研究。研究面显然开扩了不少，这是因为上海有得天独厚的良好条件，诸如学术人才济济、文化基础雄厚、资料档案丰富等。Ｏ能否谈谈您的学术成长和发展过程？＠可以。早先我在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念书，导师是…     

桂林文化城成因初探

桂林,在抗战前,是一座仅以“山水甲天下”闻名,而在其它方面均默默无闻的南方小城。是什么原因使它在战火纷飞、山河变色的岁月里竟成为大后方著名的“文化城”,为抗日救亡文艺运动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呢?笔者认为:抗日战争局势的发展变化是“文化城”形成的客观依据;蒋桂矛盾所造成的桂林的较民主空气是进步文化人生存发展、大显身手的特殊环境;良好的自然地理及社会人文条件为文化城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社会物质基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战时桂林文化运动取得巨大成就的根本原因。下面分别论及。     

广西“崇华医学会”志略

桂林以山水甲天下,久负盛名,其为人文渊薮,学者尚鲜论及。从广西全境来说,八桂人文荟萃于桂林,亦有其历史渊源。因秦汉以来,中原与岭南政治、经济方面的联系日益加强,文化、生活方面的交流日渐密切,桂林地处南北要冲,适为互相渗透融会之区。故自南北朝以历明清,桂林的山峰岩洞,摩崖石刻,蔚为壮观,号称桂海碑林,举凡文章、诗词、歌赋、题记、铭刻、箴言、书札、题名、联语、榜书、造象、绘画、百家技     

桂林榕杉湖文化及其开发

中华文明离不开江河,因而有黄河、长江文明的发育。同时,也多少与湖有缘,因而有洞庭湖、太湖、西湖、玄武湖文化的出现。 湖文化往往以秀美的自然景观为条件,以该地域的文明为基石,吸引着迁客骚人,或相继或群集,他们以湖为友,借景抒发忧国忧民之情、人生羁旅之怀,这方面的事例不胜枚举。文人的墨迹与湖光山色融汇一体,由此湖文化成了自然与人文结合的硕果。在中国文化史上这些文化现象是人们共睹的。 在山水甲天下的桂林,也有自己的湖文化,那就是榕、杉湖文化。最早的榕、杉湖形貌,现存于鹦鹉山的巨型南宋桂州府城石刻图碑中。榕、杉湖东通漓江,而西端折北,连接濠塘直近鹦鹉山,将桂林半城环抱,成为桂林城西南的护卫。这种形势、规模至今仍无大变。唐宋时,榕、杉湖在南门城墙外,属外湖。至明初,桂林城向南扩展,榕、杉湖才成为内湖,那时统称阳圹,东为杉湖,西为莲荡。明人邝露《阳圹记》描述是绕湖“临水人家,粉墙朱榭,相错如绣”,而莲荡则是“风开翠扇”,“杜若芳洲”,“红藻白芝”,景象美而慰人。这样的自然环境,自清乾隆以后,逐渐成为桂林地方文人结庐、辟园、聚游之地,一批桂林地方诗人、词家、画师在这里产生、发展起来,将桂林地方文化发展到了历史的一     

介绍《桂林文化城大事记》

桂林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其山水甲天下,并有着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的形成又将其文化发展推向了高峰。当时,成千上万的文人志士和广大群众聚集在一起,开展各项抗战文化活动,演出剧团层出不穷,出版物如雨后春笋,文化教育事业蓬勃发展,在历史的奋进中创造了光辉的业绩,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几十年后的今天尚有诸多国际、国内的专家、文化工作人员对此竭力地研讨和深掘,桂林文化城研究成为国际学术会议上的热门课题。为了更好地全面、系统、深入地研究桂林历史文化,将桂林历史文化发展脉络条理化,桂林市文化研究中心、广西桂林图书馆组织部分人力,对桂林文化历史作了大量的基础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工作,由漓江出版社出版了由刘寿保、唐国英等人编纂的《桂林文化城大事记》。     

毓秀钟灵话桂林

毓秀钟灵话桂林唐侬麟“愿作桂林人，不愿作神仙”①是陈毅同志赞咏桂林的诗句．从这两句诗中，可见我们这位叱咤风云的元帅对桂林山水是如何的倾倒。桂林，这驰誉寰宇的名区，自唐以来，便有“甲天下”之誉。前人歌颂她的诗章，于今可见者就有四千余首②。她不但独擅天下...     

“养老”·“教养”·儒家“教化”

虽然以往一些论著已经注意到"教养"这一说法的出现与上古中国庠序中的"养老"有关联,但对这"养老"的具体内涵的解释却并不准确。文章对"养老"的内涵重新作了分辨,并进而考察了先秦儒家在春秋战国之际对"教养"内涵的改造,从而找出了"教养"之所以后来与人的人格修养关联在一起的人文逻辑线索。通过对"教养"原意的追溯,论文揭示了先秦儒家教化的独特品格与其对于人的生命成全的重大意义。     

论《易》中之“和”

<易经>是早期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易经>认为世界万物皆由阴阳两种不同元素组成."阴阳和谐"是事物变化发展的前提和基础.阴阳变易,整体和谐,才得以化生万物.<易经>之"和",是中国"和"文化的源泉,在中华数千年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和"文化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增强民族凝聚力,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今天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文化仍然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吸收的重要文化资源,"和"的智慧和哲学在当代仍然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个人"与"整体"之间:"新时期"文学中的"英雄悲剧"

作为对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承接和延续,"新时期"文学"英雄悲剧"的叙事必然遭遇重构"个人"与"整体"关系的多重挑战;同时,与"受害者"和正剧英雄的形象相比,悲剧性"英雄"的塑造提出了更高的人格建构要求."新时期"英雄悲剧的叙事不同程度地陷入叙事矛盾导致的文本困境,尖锐地暴露了个人自我的成长在具体历史语境中的两难处境,也预示了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落幕.     

从"悖论性结构"到"现代转型"--兼评孔范今的文学史观

九十年代,孔范今把20世纪中国文学放在“历史的悖论性结构”中来把握,探求“文学的补偿性调整与发展”。在此基础上,近年他进一步提出了以“现代转型”为观照视角的文学史观。他的文学史观秉持学理性的学术立场,力求达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体现出动态性、超越性、包容性的理论姿态,真正使“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在“复式结构”中得以多方位的整体性还原。     

从“写象”到“写心”——试论“平民小说”与“士人小说”

“平民小说”与“士人小说”概念的重新提出和定义，并用以宏观关照宋元以来的中国古代小说：《金瓶梅》以前的小说多是“平民小说”，明清之际小说主流转向“士人小说”，直至近代。以“四大奇书”为代表的明代小说的“平民小说”性质。清代“士人小说”的流变及特征。     

关于名称和本质的若干思考

本文从现代名称理论的历史及具体争议入手,在对国内外有关研究成果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论证名称理论与本质主义的密切关系,阐明明确认识本质主义论争对于正确把握现代名称理论的重要意义,并就学界研讨中的一些相关问题进行讨论。     

"大志"与"王法"辨

法律经常被解释为人类的意志 ,不同的志向可以创造不同的法律。中国古代的法律向称“王法”。“王法”的设立是基于帝王之志 ,而所谓帝王之志 ,不过是一种无穷大的私心 ,力图由一个人、一家人或一种宗派势力垄断政权、把持天下、包揽一切资源的产物。真正的王法真正的儒者宽恕之道 ,用现代术语来表述 ,就是要保障每个人的权利 ,实现公平和正义。     

中庸之“中”探微

中庸之“中”字的涵义是全面的，也是自成系统的，与其相关的“执中”、“中和”、“时中”等概念均由“中”字衍生而来。在“中”与道德的关系上，中国儒家所言“中庸”是“至德”，而古希腊中庸思想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则认为中庸是区别于自然界的人事界之“中”，是最高的善。中庸以适度为原则，但它不容易达到。人的行为必须以理性为指导，才能达到中庸。     

在"情""色"与"爱国"之间——论清末民初"英雌救国"小说的性/政治意识

清末民初的"英雌救国"小说有着深深的"性政治"情意结,其中的"情""色"叙事,基本上是被限定在民族革命国家命运的排他主义的框架中才可能存在.政治历史处境中的"情""色"被空前突出,民族革命的权力把"英雌"的"情""色"内涵紧紧地制约在"救国"的既定轨道上.     

析"无言"的天与"言说"的上帝

从语言哲学、诠释学和宗教现象学等视域加以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中"无言"的天与西方基督教中"言说"的上帝存在着以下不同:由于天"无言",使其所指隐含着多义性和随意性,而由于上帝"言说",使其所指被限定为独一的位格神;"无言"的天"出场"的时间性极其模糊,而"言说"的上帝"出场"则具有清晰的时间性;人与"无言"的天之间是"我与它"的共生关系,而人与"言说"的上帝之间则是"我与你"的对话关系;"无言"的天更多的是"直观地"启发人,而"言说"的上帝则往往"临在地"启示人;对于"无言"的天,人主要通过感悟和体会去认知,而对于"言说"的上帝,人只能借助信仰和激情去体认;"无言"的天以"道说"而澄明,"言说"的上帝则因其话语不断"冥化"而隐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