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理人权力、薪酬结构与企业业绩

经理人薪酬合约的安排,既是为了缓解代理问题,其本身也可能受到经理人权力的影响.本文实证检验了经理人权力对薪酬结构的影响,发现经理人权力越大时,越倾向于选择高额的货币化报酬,以替代在职消费.进一步看,本文结合经理人权力这一重要权变变量,探讨不同情况下,经理人薪酬结构安排对企业业绩的影响.结论表明,当经理人权力较大时,在职消费一定程度上能够协调公司的利益和经理人的私人利益相一致,对企业业绩发挥积极作用;但当经理人权力越大、同时货币薪酬对在职消费的替代性越强时,经理人越有可能滥用在职消费,降低企业业绩,导致在职消费激励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是其使用用途的不规范.不同于以往研究结论中一概而论地只关注在职消费激励的低效率,本文的研究结论部分支持了经理人权力和薪酬结构的相机治理原则.     

管理层权力、外部治理机制与过度投资

过度投资作为低效率的投资方式会破坏企业价值和股东财富,有效的外部治理机制能够约束管理层利用权力实施过度投资寻租的行为。以2006年至2013年中国上市企业数据为样本,以产品市场竞争和外部大股东持股衡量外部治理机制,分别采用单变量分析和多元回归方法,实证研究管理层权力对过度投资的影响以及外部治理机制对过度投资-管理层权力敏感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上市企业的管理层综合权力越大,过度投资现象越严重。不同管理层权力维度变量对过度投资的影响不同,任职年限长、学历水平高以及持有本企业股份的管理层,越有可能利用手中的权力实施过度投资;总经理与董事长两职兼任有利于降低过度投资行为,提高企业投资效率。产品市场竞争和外部大股东持股均能显著影响过度投资与管理层权力之间关系的敏感性,外部大股东持股比重越高、产品市场竞争越激烈,越能有效抑制管理层利用权力实施过度投资的行为。     

管理层薪酬、多元化战略与公司价值

构造一个股东和管理层之间的合约模型,利用2001年～2004年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对中国上市公司的管理层薪酬、多元化战略及对公司的价值影响进行经验性验证.研究结果表明,高管人员持股比例与公司价值之间是非线性关系,现金薪酬水平与公司价值负相关,多元化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并不显著.当控制了影响多元化的公司内部因素后,国有股占主导地位的公司多元化程度与管理层持股比例之间是正向关系,与现金薪酬是负向关系,与在职消费正相关,其多元化决策的动因不明显;而非国有股占主导地位的公司,管理层希望从实施多元化战略中获取更多的剩余收益和隐性的私人利益.     

管理层权力、在职消费与产权效率——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国外近年大量研究表明,薪酬激励并不必然解决代理问题,薪酬的制定与执行机制可能使其成为代理问题的一部分。具体而言,管理层可能利用其权力影响甚至自定薪酬,从而寻租最终降低了薪酬的激励效用,中国的制度背景也为上述现象提供了可能。本文利用2001-2004年我国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管理层权力对于作为隐性薪酬的在职消费以及企业绩效的影响。从董事长总经理两职兼任、股权分散和高管长期在位视角构建了管理层权力的综合计量指标,研究中运用了普通最小二乘法和广义矩估计方法,并进行了稳健性检验。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管理层权力是影响薪酬激励及其绩效的重要因素,我国要重视管理层权力及其引起的过度职务消费的治理问题,民营控股企业的内部权力治理不容忽视。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行为效应评价与指数分析

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已经成为上市公司治理改革的焦点.从分析影响控股股东收益结构的因素出发,从上市公司独立性、股东大会有效性、中小股东权益保护、关联交易状况4个方面采用 12 个指标构建控股股东行为效应评价指标体系,并以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展开评价.结果显示,中国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行为效应指数偏低,其行为具有引发较强负外部效应的倾向,根源在于中国现有的公司治理制度安排强化了控股股东的控制收益,激励其实施隧道行为.只有通过一系列旨在增加控股股东攫取私人收益成本的制度建设,才能抑制其行为的负外部效应,激发正外部效应.     

产权性质、管理层权力与薪酬差距激励效应——基于政府补助的中介作用

 薪酬差距激励效应一直是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的热点。锦标赛理论和行为理论忽略了管理层权力的影响，因而对薪酬差距激励效应的解释能力有限。        将管理层权力引入研究框架，以政府补助为中介变量，检验管理层权力通过政府补助作用于薪酬差距的具体过程和经济后果，以及公司内外部机制的治理作用。特别地，考虑中国特殊的制度环境，国有企业改革导致管理层权力不断提升和膨胀，基于产权性质的视角展开对比研究。以2010年至2014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7 999个观测值为样本，运用SAS 9.2和多元回归方法进行实证研究。        研究结果表明，在管理层权力的作用下，政府补助加剧高管与普通员工之间的薪酬差距，与民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获得的政府补助更能加大薪酬差距；进一步地，将薪酬差距分解为管理层从政府补助中攫取的权力性薪酬差距和剔除政府补助影响后的薪酬差距后发现，权力性薪酬差距起负向激励效应，降低企业未来绩效，并且在国有企业中权力性薪酬差距的负向激励效应更强；剔除政府补助影响后的薪酬差距能够起到正面激励效应，提高企业未来绩效，并且该效应不因产权性质的不同而改变。        深入研究还发现，以董事会和政府干预为代表的内外部机制能够起到有效的治理作用，董事会规模越小、独立董事比例越高、董事会会议次数越多、政府干预程度越高，权力性薪酬差距的负向激励效应越弱。        研究结论不仅为薪酬差距激励效应的研究提供理论上的补充，也为上市公司制定更优的薪酬契约和完善的治理机制提供理论依据和指导。     

市场化进程、管理层权力与公司现金持有

股东与管理层的代理冲突是影响公司现金持有的关键因素,管理层权力的大小又体现了股东与管理层的代理冲突程度。本文运用2006-2010年我国上市公司数据,基于市场化进程的制度背景,实证检验了管理层权力与现金持有的关系。研究发现,管理层权力显著提高了上市公司的现金持有水平,但由管理层权力导致的高额持有现金产生了负面的价值效应,管理层权力对现金持有的影响与企业所在地区的市场化进程相关,市场化进程能够降低管理层权力与现金持有水平的正相关性,并进一步弱化管理层权力导致的高额持有现金的负面价值效应;进一步检验表明,权力强大的管理层所持有的高额现金恶化了公司过度投资,而市场化进程能够抑制管理层利用权力持有大量现金进行过度投资的行为。     

管理层持股比例与公司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MBO

以我国上市公司中 25 家管理层收购企业为样本,就我国管理层收购与上市公司治理绩效的相关性进行了实证分析,建立了数学模型.研究结果显示,这 25 家管理层收购企业中公司绩效与管理层持股呈非线性的三次方程关系,即当管理层持股比例在 0～7.50% 的范围内,随着管理层持股比例的增加会提高上市公司经营绩效;当管理层持股比例在 7.50%～33.35% 之间时,管理层持股比例的增加会导致管理层对外部股东的利益侵占,增加公司的代理成本,从而表现为上市公司经营绩效与管理层持股比例负相关;而在管理层持股比例大于 33.35% 的情况下,持股比例的增加又会刺激管理者的经营行为,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的整体绩效.这一结果证明我国上市公司中实施管理层收购的企业管理层持股与公司绩效呈非单一性关系,对于我国有效地开展上市公司治理、合理地实施管理层收购具有借鉴和指导意义.     

高管权力视角下上市公司内部控制失效问题研究

由于激励不相容和信息不对称等原因,上市公司高管可能会架空内部控制框架而谋取私利.本文运用博弈论分析工具,对中国上市公司主要利益相关者的行为动机进行了博弈分析.研究认为,证监会要加大对违规会计师事务所和上市公司高管的惩罚力度,增加其违法成本；会计师事务所应在执业中通过提高专业品行与素养取得客户信任,提高其竞争力:上市公司要进一步健全公司治理结构,构建有效的监督约束机制,避免由于代理人的权力干预所带来的内部控制失效问题.     

管理层权力、现金股利与企业投资效率

本文选用2006-201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管理层权力对企业分配现金股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管理层权力大小与现金股利支付率高低显著负相关。文章进一步检验了现金股利与企业投资效率的关系,并检验管理层权力对该相关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内部自由现金流富余且投资过度的样本中,发放现金股利能够有效减少自由现金流,抑制过度投资;在自由现金流紧缺且投资不足的样本中,企业支付现金股利会加剧现金流紧缺,造成更严重的投资不足。管理层权力的存在降低了现金股利对非效率投资的影响。本研究的启示意义在于,在讨论股利政策与公司投资决策的作用机理时,管理层权力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