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起源与轴心期问题

卡尔·雅斯贝斯的轴心期理论在对人类文明进行宏观分析的尝试方面颇具代表性,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他认为人类具有唯一的共同起源和共同的发展目标,而这就是世界历史的结构;在人类历史的早期发展中,有着一个对人类以后的发展产生根本性影响的所谓“轴心时代”。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文明和欧洲文明发展的初期,都存在着内部的矛盾和张力,这种张力具有向更高级的社会形态转变的内在机制,正是由于这种机制的存在,才使这两个文明都发生了自身的突破,并由此成为世界上生命力最强大的文明。事实上,在考察文明的时候,应该从多重视角来考察:一方面要把世界上所有的文明看作一个整体来考察;另一方面,也要把文明分开来进行个别的考察,汤因比即在雅斯贝斯的基础之上,把轴心期的时段大大地缩小或是延长了,可以说是对其理论的一种补充。总之,任何一种理论被应用于分析真实的历史时,都会存在局限性以及不合用的地方。因此,历史和史学认识论永远需要新的创造。     

文明进程：“轴心”“连续”“突破”问题何以成立

“轴心”问题是雅斯贝斯提出的,“连续”“突破”问题是由马克斯·韦伯和张光直充分意识并提出的。考察“轴心”“连续”“突破”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与提出的理据,大体可在以下十个方面进行展开：雅斯贝斯“轴心说”的提出及其动机,雅斯贝斯有关“轴心说”的论证,雅斯贝斯“轴心说”所存在的问题,跨越精神或哲学樊篱的必然性,“轴心说”问题得以深入的可能向度,引入马克斯·韦伯与张光直“连续”“突破”视角的意义,马克斯·韦伯对于“连续”“突破”问题的研究,张光直对于“连续”“突破”问题的思考,“轴心”“连续”“突破”问题相互交集的再概括,“轴心”“连续”“突破”问题交集视野下的研究图景。     

简析《文明的表现》

田阮炜著,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文明的表现》,该书分为两编。第一编:文明的定义,论述了处于不同阶段的文明,以及文明与文化,文明与宗教,文明与亚文明的关系,还有超级文明“叙利亚”。第二编:文明的表现,论述了埃及、波斯、希腊、罗马、犹太、伊斯兰、俄罗斯、西方、印度、日本、中国文明的优缺点,从而使中国人对中国文明有了重新的认识并重拾信心。一、对中国的文明规模有了重新的认识这里文明规模及其所蕴涵的文明能量是指一个历史文化共同体基于其基本价值理念,在人口、经济和疆域规模以及政治整合性、文化科技创造力和军事能力的基础上…     

当代中国“文明论”研究的新视域

近现代以来,不同的学科、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视角探索文明的起源、文明的形态、文明的批判、文明的轴心期以及文明的冲突,在为人们勾勒东西方文明图景、揭示人类文明演进特点与规律的同时,也从不同领域、不同层面构建起文明论的体系。相比较而言,马克思主义的文明实践理论内蕴文明实践的转型、文明实践的地缘特点、文明实践的自觉意识三大价值需求,不仅揭示了文明的本质,而且奠定了文明论研究对象价值选择的基础。它启示我们,对当代中国文明论研究对象的选择,文明城市应是一个重要的领域。文明城市的基本特点有三:形态文明,功能文明,素质文明。形态文明是文明城市的形象,功能文明、素质文明则是文明城市的内在本质特征。文明城市作为当代中国千百万民众正在自觉实践、自觉追求的城市范式,是以科学发展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为指导的引导当代中国走向可持续城市化的新模式,是对未来中国城市美好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的战略抉择。     

试论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的统一性

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延续性：二是发展和突破。其延续性主要表现在理论创立者、来源、立足点以及核心的延续性；其发展和突破主要表现在理论体系、载体、内涵以及辐射的发展和突破。     

文明轴心时期中西方对“教育”的理解及其现代启示

中西方在文明轴心时期对"教育"的理解有较大差异:中国的先哲试图从超验的"天道"出发,阐发教育的要旨即修"人道";而古希腊的哲学家们则从绝对的理性出发引申出教育的内涵是通过思辨求得对理性的认识。这种区别为东西方教育的不同发展埋下伏笔。反思文明轴心时期的教育观念,可以使人们走向更高的文化自觉和观念宽容、对教育发展的更加理性的把握。     

从人才学角度探讨中国轴心文明的深刻意义——读齐秀生博士《社会环境与人才》

古代中国与古希腊、古印度这三个轴心文明,实际上代表了世界文化的三个核心,它们所创造的精神产品,影响了以后整个世界的历史文化发展,直到今天仍在发生作用.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在他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指出:轴心期所创造的精神成果,揭示了人类"某种深刻的共同因素,即人性的唯一本源的表现",达到了"人类历史的最大包容和最高统一";因此,"这个轴心位于对人性的形成而言最卓有成效的历史之点,自它以后,历史产生了人类所能达到的一切"."直至今日,人类一直靠轴心期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     

中国早期文明的起源模式与演进轨迹

本文认为中国古代也有两河文明 ,但与西亚的两河文明有明显不同。西亚两河文明是同一模式的文明 ,所谓“文化一体化”。而中国的两河文明则具有鲜明不同的特征 :黄河文明是连续不断的文明 ,长江文明是断而再续的文明。本文还指出 ,在不同的文化圈内 ,其文明要素也显示出不同的特征。这样就形成了中国古文明多源并起、相互促进的态势。     

冲突世界的兼容文明--后"9·11"的文明诠释

"9·11"后,文明冲突理论再次引发人们的激烈争论.特别是当前的地区冲突热点被认为是基于文明的冲突时,人们发现,问题的解决因此变得更加艰难.本文认为,文明具有的多元性质和兼容特点决定了当代国际关系中"文明的冲突"是可以控制的.民族国家是文明兼容的重要载体和实施者,国家权力和利益的存在是导致冲突的根源.人类共同的改造自然与发展社会的经历、需求与愿望,决定了不同文明之间必然存在共性.这些共同的性质、特点以及不同方式所表现的共同内容,构成文明自身兼容的基础,而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速,进一步扩大了文明的兼容性.文明兼容作为国际合作的理论平台,可以较好避免冲突,在寻求双边或者多边共有的利益支撑的基础上,实现各国的共同发展.     

新旧中原文化与中国轴心突破——兼与余英时先生商榷

中国轴心突破研究是以对"轴心时代"(或"轴心期")和"哲学的突破"概念的接受为前提,对中国哲学开端进行的研究。新旧中原文化及其在春秋时代的发展构成诸子轴心突破的思想背景与突破对象。余英时的轴心突破研究跳过整个春秋时代和周初之后到春秋时代"天"观念的变化,直追殷商巫文化,时代上的巨大跳跃反映的是思想上的重大缺环。余英时的研究是为了印证和补充雅斯贝斯的观点,在这种研究中,中国成了注脚。     

中国文明形成的考古学研究

根据中国现代考古学发展的成果, 可以将中国文明起源和形成的研究大致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从上个世纪 20年代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到 80年代中期, 是中国文明形成研究的准备阶段。1985年 7月正式出版的夏鼐先生所著《中国文明的起源》一书, 提出中国文明起源的问题应该由考古学研究来解决, 使中国文明形成研究进入新阶段。目前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对文明和文化概念的认识, 已基本取得共识, 在关于中国文明起源和形成这个问题上研究的目标和方向取得一致, 在史前城址、早期宫殿和坛庙遗址、贫富分化以及象征政治权力的礼器等方面的研究, 都取得了非常重要的学术成果。今后应该加大文明形成过程的研究, 在田野考古工作中要注意改进早期城市田野考古的方法, 对早期宗庙遗址的发掘要慎重, 要充分注意到考古学的局限性, 避免发生常识性概念不清和逻辑推理混乱的错误。同时由于当前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学风浮躁, 在考古学界也有急功近利、不务实际等表现, 都危害着考古学科的发展与建设。     

半殖民中国应对西方文明的姿态——《文明小史》解读

《文明小史》展现了二十世纪初西方文明侵入中国的动态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半殖民中国社会各阶层对西方文明的不同接受态度、价值立场与身份变迁,揭示了中国社会在西方文明碰撞下的结构失衡与分崩离析。面对西方文明,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表现出了不同的半殖民特征:官员将西方文明的各个部分与质素进行区分,对西方殖民主义怀着惧怕谄媚的态度,对西方思想文明又充满仇视;青年学生对殖民主义的抵制终究敌不过西方的文化殖民话语,被西方收编,并通过日常生活的细节表现出对西方文明的认同;底层民众亲身感受到西方商品带来的舒适便捷,因而对西方文明充满羡慕和向往,同时不得不承受殖民主义带来的民族屈辱,进而产生自我矮化、自我殖民的心态。小说为现代中国文学的文明书写提供了范型。     

全球文明倡议、新时代文明观与国际秩序转型

百年变局下,全球文明倡议是中国在继承和发展新中国优良外交传统的基础上,为回应以“文明冲突”为代表的新冷战思潮,破解后疫情时代国际人文交流合作困境提供的又一公共产品。这一倡议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实现了对西方文明观的范式超越,打破了“西方中心主义文明观”的偏狭历史叙事,突破了“普世价值论”的话语陷阱和西方文明冲突的谬论,集中体现了新时代中国文明观的理论创新。在西式文明观再次将世界引向意识形态对抗危险陷阱的背景下,新时代中国文明观阐释了中国在文明发展问题上的观点和立场,为处在十字路口的国际秩序重构指明了方向。     

从西方文明到全球文明:城市文明的中国转向

城市文明的普遍形成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重要标志。城市文明是具有本质性和历史性双重规定的抽象名词,它的本质性特征决定了它具有普遍的一般属性,它的历史性特征决定了它具有流变与更迭的性质。后者说明了不同历史前提、不同发展阶段,城市文明的内涵与任务必然会发生変化：在过去的二三百年间,由工业革命开启的现代化进程是以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为基础的;而当下现实表明,中心—边缘关系的历史正在被多元化的网状关系所取代,一种新的全球文明正在形成,它不再是从某个单一文明或特定价值出发,而是基于人类共同利益。“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立足新的历史方位,为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有必要思考城市文明的中国转向。     

文明的起源与文明时代

对于文明起源的问题,有些同志认为人类文明起源于奴隶社会。其理由是,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下简称《起源》)一书中,按着摩尔根的历史分期法,把人类社会分为蒙昧、野蛮和文明三个时代。因此,便简单地认为,蒙昧和野蛮时代的生产力极端低下,不可能有人类的文明。只是在人类“学会对天然产物进一步加工”,产生“真正的工业和艺术”,进入了“文明时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页)才开始了人类的文明。我认为这是对恩格斯关于“文明时代”论述的误解,混淆了人类文明与“文明时代”两个不同概念的含义。     

试论社会关系文明

文明是同野蛮、愚昧相对立的一个范畴。社会文明是指人类社会在初步脱离野蛮、愚昧状态之后，逐渐进步的程度和开化的状态。长期以来，理论界都是把社会文明划分为社会物质文明和社会精神文明两大部分。笔者认为，这不全面，“社会关系文明”也是社会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在社会文明中滁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之外，为什么还应再加上社会关系文明呢？因为，人类社会进步的程度和开化的状态，不仅会表现在社会物质成果方面和精神成果方面，而且表现在社会关系状况方面。我们知道，人类社会作为一个区别于自然界的特殊有机体，在其基本构成上，…     

文明对话与当代中国哲学建设

当前中国哲学的发展正处在一个深度反思过去和寻求范式突破的关键时期,由学科层层分割和研究领域之画地为牢所形成的僵固观念和习惯方式,严重制约了中国哲学的创新与进步,如何打破中哲、西哲、马哲之间的重重壁垒,在颇显零碎而又隔膜的视阈之内重塑中国哲学的完整性和统一性,无疑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急迫任务.新的中国哲学系统的整合与构建,特别需要包容的气度、开放的胸襟和不断的反省与调适,而开展文明间对话,在不同文化系统的相互激荡之中重新确立自我的身份性,找准自己的位置,可能是进行有效之建设工作的重要一步.换言之,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里.只有在文明对话的互动和锻淬之中,中国哲学才能够走向世界,取得进一步的发展.     

连续性与断裂性:中国轴心突破论再考察的一个命题

雅斯贝尔斯的"轴心突破论"长期以来是解释中国哲学产生即所谓"哲学的突破"以及中国哲学内在超越性的经典范式.尽管"轴心突破论"在描述诸子哲学与前诸子时代之间的革新性方面依然有强大的解释力,但是它在强调东西方轴心突破的共通性时,容易遮蔽相较于西方启示宗教断裂性特征的早期中华文明演进的连续性特征.本文借助考古学与思想史的考察指出,与西方相比,贯通天地的宇宙论结构在中国的轴心突破前后依然延续下来,贯通天地、巫政合一的巫术性宗教传统是造成中华文明连续性的历史基础之一.孔子"以仁释礼"的轴心突破是在继周损益的基础上对三代传统的进一步发展而非断裂,中华文明政教一体、政教相维的政治秩序观可以追溯至突破前的巫术性宗教背景.     

升华文明：现代化指向与“中国式现代化”目标

在文明的框架中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人类文明发展指引的基本方向。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线索是，在划分出文明与野蛮界限的基础上，拓展文明发展的广度与深度，促使文明发展划出古今的界限，升华文明发展的总体层次。对中国而言，在其历史发源阶段，就在全球范围内率先突破野蛮、突进文明。在古代世界文明中，也长期处在领先的位置。在近代，中国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受到局限。“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则内涵着接受、转化并创制现代文明的丰富含义。在文明持续发展的进路上，“中国式现代化”所确立的中华民族复兴，以及有贡献于人类文明的发展两个目标，既是对现代文明的接引，又是对人类文明的推进。这是“中国式现代化”在人类文明的平台上可以得到肯定的基本理由。     

轴心时代螺旋式回归视阈下的敦煌哲学

轴心时代理论自提出至今已成为人们研究世界思想文化发展必须面对的重要话题,对轴心时代的质疑和深入探讨也从未间断。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来看,轴心时代的文明体现了人类精神对其生存环境和自身的巨大突破,规定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态势,而且其自身内在蕴涵着多元融合及螺旋式上升的思想基础。敦煌哲学发展中吸收并融合了中西方各民族的思想文化,并在演变中对其他文明形态产生了深远影响。螺旋式回归的新轴心时代对敦煌哲学的深入研究必将推动敦煌学、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乃至世界范围内的思想文化的重大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