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唐前期浙东唐诗之路的发展

中唐前期浙东唐诗之路有一些独有的特点,不少文人因避乱或漫游而来浙东,寓居浙东的文人也很多,宦游浙东的文人中,也有不少在任所之外漫游。中唐前期50年间浙东诗人总数几乎与初盛唐138年相当,留下浙东诗的总数,则超过初盛唐138年的总和。写有浙东诗的诗人中,曾游浙东占绝大多数,也远远超过初盛唐。究其原因,与地理位置和山水以及经济发展和交通有关。但是更吸引文人的,则是浙东自东晋以来形成的文化氛围,特别是名士文化氛围。同样的刚刚经历战乱,同样的避乱南奔和文化南移,很容易唤起人们的历史记忆,形成新的名士文化,吸引大量文人来游。     

为权力书写:南宋文人与佛教寺院——以南宋浙江寺记为中心

寺记作为一种重要的"涉佛文体",在宋代数量较为庞大,值得我们关注。在南宋,佛教的世俗化加深,而寺院与帝国政治关联颇多,这就使佛寺这一原应神圣的场域被世俗政治进一步介入。同时,佛寺的这种政治属性也为多以儒家作为安身立命之本的宋代文人士大夫之寺院书写提供了合法性,因此可以说,很多南宋寺记的产生,都源于政治的考量。随着宋室南渡、定都临安,浙江佛寺因其地缘优势得以迅猛发展,浙江地区的寺记在数量上远超过其他地区,而为权力书写这一现象在南宋浙江寺记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宋代的功德寺和坟寺

宋代从皇室到上庶皆尚祈福、敬鬼神 ,好取佛寺祠祖葬祖。受时代风气的影响并出于逃避赋税的目的 ,社会上出现了许多受封建家族控制的坟寺和功德寺。各种名目的功德寺和坟寺的情况十分复杂 ,本文试对功德寺和坟寺的类别、创置、兴起、盛行情况及其拥有的宗教和经济特权等问题作一些探讨。一、功德寺和坟寺的分类宋代功德寺和坟寺的名谓繁多、内涵各异 ,若依寺院所司职能区分 ,其可分为坟寺类寺院和功德类寺院二大类。1、坟寺类寺院凡皇室、贵戚、勋臣及庶民之家为守护先祖的坟墓而设置的寺院均可称为坟寺类寺院 ,按建立者的政治身份不同可依…     

唐代佛教寺院文化与诗歌创作

以寺院、精舍、招提、兰若等为题材的诗歌在唐诗中占有相当的比重,构成了唐人诗歌创作的一个重要现象。唐人诗歌中这类题材数量的众多,是唐代佛教兴盛与佛教寺院文化发达影响的结果。佛教寺院独特的山水景观与人造景观,为诗人提供了创作之诗思与素材;诗人独游与群游寺院时,作为一种表现与交流的需要以及在寺院的寺壁题诗,刺激了诗人创作的兴趣;而以官僚文人以及寺僧为首,在寺院组织的诗会联唱活动,也对诗人的创作以及联唱体式诗歌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元末释道诗人与释道诗初探

元末隐于寺院道观善诗的释子黄冠颇多,除了抒写隐居情怀以外,由于其特殊的社会氛围,释道诗人与释道诗又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从元末释道诗人与世俗文人的交游唱和中可以发现,元末释道诗人明显地呈现出世俗、颓废甚至放荡的一面,这正是元末文学发生胚变的一种征象。此外,考察元末诗僧和道教诗人的经历和交游,还可以发现,本来水火不容的僧人和道士,却因为文学因缘而时有交谊,甚至师徒相授。其原因在于,对乱世之下为逃名而隐于寺院道观的僧道来说,物质利益对他们并不那么重要,相反,寻求精神上的慰藉才是他们追求的目标。这些逃禅学道以避世的文人因此而达成了在宗教信仰上求同存异的默契。     

晚清文人文化的转向与文学翻译活动

晚清文学翻译活动的出现既是晚清文人文化发生变异的结果,又是促成晚清文人文化发生进一步变迁的契机。本文试图分析晚清七十年文人文化演变的情势,并结合文学翻译的实际情况,讨论二者的互动,以图完整地描述晚清文学翻译活动在近代社会文化变迁中扮演之重要角色。     

净人新探

净人是晋——唐时期佛寺中常见的寺属人户。他们受寺院驱遣役使,承担业务,在寺院生活和生产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准确地把握净人的身份、地位、来龙、去脉,究明其在寺院中役作的内容,应是晋——唐佛教史和寺院经济研究中的重要课题。     

宋代浙江佛寺与名茶

宋代浙江是佛教的重地,仅杭州一地佛寺就达四百多座,浙江全境的寺院更是不胜枚数。宋代浙江山地众多,普遍植茶,共有12州60多县种茶,产茶量居全国产茶路分前列。名茶众多,其中很多由佛寺僧侣栽培,湖州、越州、杭州、台州等地,都有寺院僧侣培植的多种名茶。佛寺之茶,因藉僧侣供佛、自饮、待客、施茶诸方面的茶活动,丰富深厚了茶文化的土壤,为在宋代达到极盛的茶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明清的寺院诗系

寺院诗系是中国历史上出现的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在中国的诗歌发展史上,以僧人为主体的方外之音从唐朝以来就没有沉寂过,成为中国古典诗歌的一支方面军。同时,在某些寺院里,僧人们的吟诗传统又以法系传承、师徒授受的方式代代相传,从而形成了具有浓郁宗教特色的寺院诗系。 中国的寺院诗系多属于禅宗寺院,它们大都集中在东南沿海一带,即吴越文化区。此外,这些寺院诗系大多形成于明末清初,至清代中期达于鼎盛,绵延而至近代。这些诗系的所在均为历史名刹,不仅具有传统的文化优势,而且具有比较优越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非寻常寺院可比。     

江西旅游文学与佛道文化

佛寺道观几乎占尽了江西的名山秀水,这为江西旅游文学的创作提供了天然的舞台。江西的佛寺道观所表现出来的山水文化和宗教色彩,是吸引文人学子留连忘返的两个重要因素。江西旅游文学的创作深受佛道思想的濡染,在艺术风格上呈现出平淡简放和闲适空灵的内倾色彩。     

养老与寿藏:明代宦官崇奉佛教的一个侧面

明代宦官与佛教的关系极为密切。不论是生前还是死后,宦官都无法摆脱对佛教与佛寺的依赖。宦官年老时,或寄身寺院、或结社念佛、或在家潜心礼佛,崇佛是他们老年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宦官死后,不论是个人的寿藏,还是数人合葬,亦或义会坟茔,其墓地大都在佛寺之中或周边,以此佛寺为坟寺。明代宦官崇佛的表现和原因复杂多样,而养老与寿藏不失为一个值得注意的观察维度。     

论抗战时期的文人流徙与文化传播

抗战的爆发,促成了中国历史上最为波澜壮阔的、由流徙文人主导的文化传播活动。通过文学、演剧、歌咏、美术等形式,流徙文人将文化传播给各地民众,同时也将当地的文化传播给都市的知识层。在流亡过程中,文人们经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不过正是他们的痛苦才换来了普通民众文化水平的提高,套用赵翼的话说:"诗家不幸人民幸。"     

玉山雅集文人群体文学观念的重新定位

玉山雅集诗酒唱和活动构成了元末文人绵延十余年的诗学盛举,根据玉山主人盛情邀请众多台阁著名文人为其题写匾额,参与雅集唱和与题写诗集序言的举措,可以看出其具有借重台阁文人以提高雅集声誉的动机。而玉山雅集的唱和主体乃是汇集于此的元末各地之隐逸文人,无论是他们雅集的目的还是诗歌创作的思想情感倾向,均以追求愉悦快适为主要内涵。由此玉山雅集文学观念的基本特征乃是台阁文人与隐逸文人两种不同群体诗学思想的巧妙组合,显示了以儒家雅正诗学理论为口号,而实则以求乐自适为内涵的独特架构。     

明代南京佛寺修建考

明代南京佛寺修建分为三个阶段明初敕建一批佛寺，带动了寺院的恢复；明代中期，僧人是佛寺修建主角，为寺院发展时期；明代后期，士、僧大建佛寺，是寺院繁盛时期。从空间分布来看，中城、东城佛寺较多，南城最为集中，而西城、北城相对较少。寺院间距，一般不超过十里，很多甚至相邻相接。明代南京佛寺有名称可数者近210所，总数起码有300所，最多可能超过600所。     

松潘本教寺院旅游调查分析

在四川旅游文化资源开发的大背景下,位于黄龙—九寨沟旅游沿线的本教寺院,卷入到了旅游热潮中,但寺院旅游的模式引起了社会的非议和政府的重视。经过实地调查,作者对川主寺、山巴寺、呷米寺等几座寺院旅游的现状进行了描述和分析,提出了松潘本教寺院文化旅游可选择的3种模式。     

储光羲与佛教

储光羲是盛唐著名的山水田园诗人.以储光羲诗作为线索,从其生长环境、巡礼寺院、与文人交游三方面寻求其与佛教相关的信息,以助于了解唐代文人与佛教的关系.     

论清代徽商江春及其诗歌创作

明清两代文人和商人互动,是近年来中国学术界重视研究的课题。清代乾隆年间扬州巨商江春不仅进行了养士、组织雅集、刻书等文事活动,更有《随月读书楼诗集》传世,提供了商人文学的研究样本。纵观其诗歌,可以看出江春有着与其商人身份不符的儒生情怀;通过对比其诗歌与文人诗,也可看出其诗中与当时文人不同的务实精神与富贵气象,商人文学的独特性就在于此。     

中国诗学主潮：古代文人诗的形成过程

唐代诗歌的繁荣,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文人诗成为主流。纵观唐代之前的诗歌史,虽然呈现以民间歌谣为主体向由民间歌谣与文人诗并峙局面的转型,但由《诗经》与《楚辞》构成的诗、骚范式,已经为文人诗的最初萌育种下了胚芽。两汉时期,诗歌艺术创新精神在经学化时代趋于失落,但经学化本身的文化意义却在文人心理形成深厚的积淀。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乐府民歌仍然占据文学史的重要地位,但随着文学自觉意识的萌起,文人诗创作已蔚为大观,而这正是唐诗极盛的直接基础。在唐代之后,整个诗史只不过是文人诗范式的不断转换而已。由此可见,以唐诗极盛为核心,清晰地勾画出一条以文人诗演进为主轴的诗学主潮。     

北宋文人笔下的齐鲁佛寺景观及其文化意蕴——浅议北宋文人游灵岩寺诗

灵岩寺作为齐鲁名刹,其独特的佛禅文化与自然景观一直成为历代文人游览歌咏的对象。灵岩寺景观进入文人的视野并成为文人笔下的审美对象是在北宋时期。北宋文人的游观赋诗,在灵岩寺文化发展史上刻下了深深印痕,扩大了灵岩寺的影响,同时也提升了齐鲁佛寺的文化品格。     

对鲁迅与章太炎的联系及其“五四”意义的再认识

章太炎与鲁迅对浙东学术思想的承续性发展,显示着"鲁迅与章太炎之缘"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变革中的文化意义。章太炎与鲁迅所确立的"取今"与"复古"的变革取向及其对"魏晋文学"观的选择,构筑了"五四"新文化、新文学发生的"浙东文化"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