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上市公司并购特征分析(2002—2010)

本文利用国泰安(CSMAR)数据库数据,对2001—2010年上市公司并购事件进行统计检验与比较分析。通过分析,文章得出我国上市公司并购活动的一系列特征:并购时间分布特征、并购行业分布特征、并购前后主并公司经营业绩与资产负债率特征、并购企业性质等,这为以后进一步研究并购提供了参考。     

政府干预、煤企纵向一体化与并购绩效——基于社会责任观的经验证据

结合政府频频出台政策,鼓励产业并购整合的宏观背景,在构建纵向一体化测算模型的基础上,从社会责任观视角构建了囊括经济、安全、生态和法律四个方面的并购社会绩效评价体系,运用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政府干预对煤企纵向一体化进程及其并购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干预与煤炭企业纵向一体化程度正相关;多数煤企纵向一体化中注重经济绩效和安全绩效,忽略了生态环保和法律绩效。通过分析不同产权的并购特征,发现政府干预存在“产权偏好”,且政府干预下国有煤炭企业并购社会绩效优于非国有煤炭企业。     

并购与新建投资决策影响因素分析

并购和新建投资是企业外部扩张和内部扩张的两种典型战略发展方式.本文运用战略管理、产业组织和并购理论,从中提炼出并购与新建投资决策影响因素.认为影响并购和新建投资的外部因素主要有市场的竞争程度、资源的限制、资源的可转移性、行业需求变化,影响并购和新建投资活动的内部因素主要有进入市场速度、企业战略类型、管理水平、主营业务多元化程度、企业文化、企业并购经验以及管理层偏好,并试图建立并购和新建投资战略选择框架.     

并购与新建投资决策影响因素分析

并购和新建投资是企业外部扩张和内部扩张的两种典型战略发展方式。本文运用战略管理、产业组织和并购理论，从中提炼出并购与新建投资决策影响因素。认为影响并购和新建投资的外部因素主要有市场的竞争程度、资源的限制、资源的可转移性、行业需求变化，影响并购和新建投资活动的内部因素主要有进入市场速度、企业战略类型、管理水平、主营业务多元化程度、企业文化、企业并购经验以及管理层偏好，并试图建立并购和新建投资战略选择框架。     

政府干预、治理环境与公司控制权市场的有效性——基于地方国有上市公司并购的经验证据

同属并购是地方政府干预公司控制权市场的主要路径与体现,也是公司控制权市场有效性的重要度量。以2003-2007年沪深两市地方国有上市公司发生的并购事件为样本,以2006年作为我国企业治理环境改进的时间分界线,对同属并购的影响因素与绩效变化进行的实证研究表明,地方国有上市公司具有同属并购偏好,政府干预及地方保护程度是影响同属并购选择的重要因素。此外,以股权分置改革为代表的治理环境改善弱化了地方国有企业的同属并购偏好,其并购的中观和微观绩效有所提升。这些发现凸现了公司控制权市场发挥结构功能与治理功能的政府因素与环境条件,也揭示了治理环境改进提升公司控制权市场有效性的路径。     

并购绩效与政企关联

并购重组作为企业扩张与改革的方式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以我国2011—2013年发生并购行为的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对比研究法和因子分析法相结合的方式,从盈利、每股指标、偿债、运营四个方面对公司并购前后的绩效进行评价,并从政企关联角度出发,研究政企关联对并购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政企关联与企业并购绩效负相关,且政企关联强度越大,并购绩效越差。指出政企关联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资源的错误配置,降低并购后资源整合的效率,旨在为政府“掠夺之手”理论提供支持。     

基于行业特征的股利迎合政策研究——以中小板上市公司送转股为例

文章运用股利迎合理论,在对股利溢价改造的基础上,基于行业特征实证研究了我国中小板上市公司送转股股利政策是否存在迎合行业股利需求偏好的行为。研究表明,行业股利需求偏好不仅对中小板上市公司送转股概率高低有显著影响,而且对送转股比例高低也有着重要影响。可见,我国中小板上市公司确实存在理性迎合行业股利需求偏好热衷送转股的行为,而迎合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更高股利溢价。     

上市公司并购风险的实证研究

上市公司并购的成功率是资本市场研究的重点。并购作为一种投资行为,其风险程度需要深入研究。本文试图运用定量的方法,对中国上市公司并购以及并购的不同出资方式、并购的不同行业、并购企业的不同的股权结构特征所面临的风险进行实证研究,从而从总体上把握中国上市公司并购的风险情况。     

基于距离的信息不对称对企业并购决策影响的模型分析

距离相近的公司趋向于并购,这就是所谓的“当地偏爱”现象。西方学者的研究已经发现了当地偏爱的存在。由于距离而造成的信息不对称是影响企业并购的重要影响因素,可以用其揭示企业并购活动当地偏好的原因。     

我国民营上市公司并购行为对财务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

并购是企业扩张过程中常用的手段,民营上市公司亦然.并购行为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一直是理论界与实务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基于企业并购理论,结合民营上市公司的特征,以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的数据为研究样本,运用因子分析、多元线性回归等方法研究民营上市公司并购扩张行为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的并购行为为股东创造价值的效果不明显,对公司财务绩效亦未体现正向的影响.因此,民营上市(或非上市)公司在扩张过程中不仅应关注扩张的量,更应关注扩张的质,应着力于公司核心能力的提升、公司治理的规范等.     

并购商誉与企业能力

以2007-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多元回归方法研究并购商誉对企业能力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并购商誉对企业能力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对综合运转效能、行业势能和发展潜能三个维度能力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进一步分析发现,外部资源协同效应和内部资源协同效应是并购商誉影响企业能力的两条作用路径。管理层向上的盈余管理行为降低了并购商誉对企业能力的影响,而2018年证监会商誉会计监管行动对于企业利用商誉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产生了有效约束作用,从而提高了并购商誉与企业能力的相关性。并购商誉对于企业能力的正向影响在民营企业、集中度较高的行业和创新环境较好的地区更显著。为解决“商誉会计乱象”,准则完善与加强监管应当“双管齐下”,准则制定机构应根据企业特征和并购目的制定差异化的披露规则。同时,会计监管机构应强化对商誉会计信息披露的监管。此外,企业在并购活动中也应关注企业能力,可将能力作为业绩承诺的补充。     

中外企业并购比较研究

西方发达国家在近一个世纪内历经5次企业并购浪潮,我国自“十五大”以来也将企业并购作为实施战略重组的重点工作,但中外企业并购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存在着十分显著的差别。本文从并购的动因、对象、行为特征、市场与中介机构、方式与法律规制等不同侧面,对中外企业并购活动进行了比较分析,进而指出我国企业并购目前尚处于探索阶段,还有许多基础工作需要完善,从而为进一步规范我国企业并购行为提供理论支持与实践参照。     

中国企业并购绩效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资源基础观与制度基础观的实证分析

以366家中国沪深A股上市企业的424起并购事件为研究样本,对中国企业的并购绩效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1）2003—2014年间中国企业并购后的整体绩效显著低于并购之前的水平,即并购活动在整体上有损企业价值。（2）多元回归分析结果表明,资源因素和制度因素对中国企业的并购绩效都具有显著的影响,企业内部的资源禀赋和资源利用能力、外部的市场化程度和政府参与度都对并购绩效产生正向影响。（3）制度因素不仅对中国企业的并购绩效产生直接影响,还在企业资源能力与并购绩效的关系中发挥调节作用,除了在主效应中发挥“支持之手”的正面功能,在调节效应中也显现出“掠夺之手”的负面作用。根据主效应和调节效应分析中的多重关系可知：对于本身资源禀赋较好的企业,应当降低政府在其中的参与程度,才能使企业获得更好的绩效;对于自身资源禀赋较差、资源管理能力较弱的企业,政府参与其中则可发挥较好的积极作用。     

浅析限制“三公经费”对高端白酒行业的影响

2012年政府出台的限制“三公消费”政策,显然会对高端白酒行业的整体经营造成比较不利的影响。本文主要对四个高端白酒品牌：茅台、五粮液、泸州老窖、水井坊四个上市公司财务报表分析角度,剖析高端白酒收入分别在四个公司产品结构中的比重、高端白酒行业产能的扩张状态以及各个公司所采取的营销策略等角度分析以上四个公司在“禁酒令”下所受到的影响,并得出相关的结论。     

金融资源与企业并购——从地区不平衡到企业再平衡的解释

中国区域发展的不平衡造成了金融资源在地区层面的不平衡,这也会影响不同地区企业的并购决策。以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国内股权并购交易事件为研究样本,可对企业并购行为与地区金融资源不平衡的关系进行研究。研究发现:企业所在地区内金融资源越丰富,国有企业越偏好于选择异地并购,但非国有企业则越倾向于减少异地并购。在并购完成后,国有企业的负债水平会显著降低,而非国有企业的负债水平与融资能力却出现了显著提高,意味着两类企业通过并购缩小了在负债融资上的差距,并且异地并购有助于企业实现金融资产的跨地区优化配置。由此可见,企业的并购行为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金融资源不平衡现象对企业自身的消极影响,进而在企业层面实现了金融资源的再平衡。     

中国入世与产业调整中企业并购的绩效分析

WTO谈判的核心是市场准入和关税减让。我国在加入WTO前夕和初期,由此而引致的经济和市场连锁反应将非常广泛,使民族产业的发展面临严峻挑战。如何进一步提高我国民族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完成从数量扩张向素质提升的根本性转变,是“十五”期间需要解决的中心课题。企业并购是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重要手段和途径。本文就此对我国企业并购绩效进行分析,重点考察不同行业内的横向并购绩效,从而向为我国产业升级、增强国际竞争力而进行的企业并购提供政策性建议。     

包保责任制的信访演化博弈分析与政策启示

包保责任制在基层信访治理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其效果的充分展现还须要地方政府推行合理的激励措施，通过策略性选择调节基层“包保团队”的行为偏好，以实现地方政府、上访者和基层“包保团队”三者趋向信访资源最优配置的均衡路径。通过构建包保团队异质性偏好的演化博弈模型，分析地方政府、上访者、“包保团队”三者参与的互动策略行为及其可能的复制动态和稳态均衡演进路径，并通过行动策略的仿真模拟研究包保团队偏好差异的影响。结果表明：在既定的协议成本、上访者贴现成本约束下，地方政府以补贴流向为代表的政策导向直接决定基层“包保团队”行为偏好，从而导致不同的稳态均衡路径，由此得出若干完善信访治理体系的政策启示。     

剩余资源、政府干预与企业并购

以2006-201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并购事件为样本,实证考察地方政府干预背景下剩余资源与企业并购之间的关系发现,不论是地方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剩余资源都是其发动并购的前提条件。与地方国有企业不同,民营企业在并购前贮存更多的剩余资源,更多的依靠自身的并购能力完成交易。对于地方国有企业而言,政府干预则部分替代了剩余资源的作用,显著降低了其与并购之间的相关性。     

企业并购中的“成本”探析

本文从企业并购的两种观点切入,基于对并购投资角度和并购运作角度的“低成本”的扩展性分析,提出企业并购成本应包括买收成本和整合成本,旨在对相关研究进行概念廓清。沿着这一逻辑线索,同时揭示了企业并购“低成本”的形成过程,说明目标企业的“低价”是制度变迁和市场规律双重路径演进的结果。在此基础上着重讨论两个问题首先,在当前买方市场背景下企业并购相比较新建投资是企业外部扩张的低成本形式,同时在宏观层面也具有激活存量资产、消解改革沉淀成本的积极效应。其次;企业并购的实现与完成包括并购交易与资产整合两个阶段,相应发生买收成本和整合成本。企业和政府利益耦舍下的非市场交易方式具有的“低成本”实际上是低买收成本;而企业并购成功与否的关键是整合成本的投入,实证性、逻辑性决定了市场交易方式应成为企业并购的理性选择。     

加快调整安徽省工业经济结构步伐的政策取向

本文主要对安徽省工业经济中行业结构调整方向、预期目标、政策取向、调控方法,进行初步可行性研究。认为现阶段安徽省工业经济结构调整方向,应该是在充分发挥市场经济基础性作用的同时,还需要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朝着:“政府调控社会资源、资源流向支柱行业、支柱行业营造龙头企业、龙头企业生产名牌产品、名牌产品扩大市场份额、市场份额决定规模扩张、规模经济创造集约化效益”的总体目标迈进,以求安徽省工业经济达到一种良性循环的结构调整运行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