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循吏的治民原则、措施及其实施效果

关于汉代循史的治民原则、措施及其实施效果，目前史学界少有文章具体剖析。而事实上，汉代循吏科学、勤奋、务实的精神，清正廉洁的作风，为民兴利除弊造福一方的胆识，移风易俗、传播先进文化的热情，不仅在当时竖起了一座丰碑，而且对后世为官者亦颇有启迪。有鉴于此，本文一方面具体论析了汉代循吏的治民原则：富而后教之，奉法循理，廉洁自律；另一方面详细归纳和论证了汉循吏治民措施的实施效果：且．户口增加，田畴广辟，人民得以温饱；２．政平讼理，百姓安定；３．促进了社会的进步；４．百姓爱戴、皇帝褒扬。     

汉代循吏“以教为治”的社会治理模式

循吏群体形成于汉代,在社会治理中,发挥了"亦师亦吏"的双重作用。循吏"亦师亦吏"的角色定位渊源有二:一是儒家"以教为治"的治理思想,二是"以吏为师"的历史传统。二者均滥觞于上古三代,并在后世得到不断丰富发展。在社会治理中,汉代循吏通过礼义道德教化、发展地方教育、整顿社会风俗等方式将"以教为治"的观念付诸实践,这对于稳定乡里秩序和促进蛮夷边地对汉帝国的认同有着重要意义。汉代循吏的社会治理模式被后世所承袭,对当代社会治理同样具有借鉴意义。     

汉代法制杂考

两汉四百年，法制建设斐然成章，既有益于当时，亦光耀于后世，显示了汉人深厚的创造力。汉代长治久安，政平讼理，官吏奉其职，老百姓乐其业，法制完善自是重要一因。惜汉律久佚，汉代法制之详难以尽知，今杂考三事，以见其一斑。一、诣阙“诣阙”或“诣阙上书”的说法，...     

法律的“情”与“理”——关于法律的基本属性及其立法、司法原则的思考

法律是感情与理性的统一,还是感情与理性的对立？立法、司法是唯情还是唯理亦或是情与理的兼顾？这是立法、司法实务中必须明确的一个基本问题。法律的“情”与“理”,虽然都可能带有一定的阶级立场、主观指导思想,但是,法律的基本属性是“理”,立法中立法者的思想感情不应损害法律的理性;司法中司法人员在严格依法判案的同时,在法律缺陷和不足的地方,在自由裁量权的情况下,司法人员应有“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的司法感情,更完美体现法律的正义。     

中国传统社会“无讼观”的再认识

中国传统社会“无讼”的理想并没有在实践模式中体现为以息讼止争为主旨的法律文化价值取向，相反，民间纷争的公正解决并没有遭到实质上的轻视，只不过它采用了独具特色的解决制度。所谓中国传统社会存在“无讼”和“法律文化价值观”的论断，是对中国传统社会的一种误读。     

我国劳动合同法律制度的完善

在“无讼”的传统法律意识下，论者分析缺乏国家法律制度的有效保护下，徽商惟有主动依附封建政治势力，锻造出徽商“好讼”性格，也不可避免地给徽商的发展带来诸多弊害。以史为鉴，一方面尝试着在传统徽学研究领域里，开辟出以法律史学的视角研究徽商的一块新领域；另一方面也为我国当今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为立法者如何处理好“官”与“商”之间的和谐关系，提供历史借鉴。     

传统无讼价值观的合理性探析

一、“无讼”的渊源“无讼”是存在于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价值理念及人类所追求的理想境界,属于精神和理想的范畴。古代中国人追求自然界的和谐进而追求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这样的“和谐”在社会关系领域里便体现为“无讼”。历史上第一个明确提出并系统论证“无讼”思想     

乡村治理法治化的实践过程——基于P县砂石盗采治理的分析

基于P县砂石盗采问题治理轨迹的分析,探讨了乡村治理法治化的实践路径。结果表明,乡村治理法治化的困境主要体现为法治剩余如何处置的问题,乡村治理法治化既是乡村治理机制变换的结果,亦是基层法律实践的结果。这一过程包括三个环节：一是在乡村治理实践中清理法治剩余事务,将治理痼疾转化为法律事实;二是通过乡村治权的重新调配,将执法力量援引到乡村治理实践中,使得乡村治理实践转变为依法治理的过程;三是通过建立公开透明符合程序的绩效考核系统,将科层法治理念融入乡村治理实践中,明确法律裁决的权威性。如此,依法治理就不仅仅是国家“送法下乡”的结果,亦非现代司法理念的自然产物,而是乡村治理实践中规则之治的必然要求。     

何能无讼？

古人云：‘‘争罪日狱，争财日讼。”中国传统文化崇尚“无讼”，“无讼”的前提是“无争”。然而，任何一个社会都会有争财之事，都会有纠纷与诉讼。为了达到“无讼”的理想境地，古人采用的是一种泛道德化的方式。以期通过教化而去“私”，强调义务，压制权利，从而使民无争。     

论中国法律传统的价值导向——以儒家的“重义轻利”观念为视角

儒家的“重义轻利”观念由来已久,对中国法律传统的价值导向产生了深远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法本位上的义务本位取向,民商法领域的“重农抑商”传统和诉讼观上的“无讼”理想。儒家的“重义轻利”观念可以使我们以一个独特的视角去更为细致和深入地理解中国的传统法律文化。     

中国厌讼传统再认识

长期以来,受儒家经典思想“和谐”“无讼以求”“无讼息争”的影响,学术界认为中国法律传统文化中存在着很强的厌讼思想,认为中国民众具有强烈的“贱讼”“耻讼”“厌讼”的心理.但笔者经过长期对法文化研究之后,发现中国古代社会文化中并没有“厌讼”的传统,相反特别地喜讼,而所谓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厌讼”思想实际上是一种学术界的认知错觉.     

从明清小说看中国人的诉讼观念

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史料价值，已为学者所公认。本文试图从明清小说资料角度，探讨中国人的诉讼观念。本文着重指出：过去法史学界一般断言的中国人“无讼”观念，实质上主要反映了官方与士人阶层代表的文化大传统的法律追求和理想；“厌讼”、“惧讼”观念，则主要体现了大众百姓代表的文化小传统的诉讼意识，并以明清小说资料揭示了这一特点。     

论儒家法律文化对两汉郡县官吏司法活动的影响

经过汉初七十余年的文化复兴及文化整合,至西汉中期,儒家法律文化占据了法律文化的主导及主流地位,儒家法律文化深刻地影响了汉代法制的各个环节.儒家法律文化对汉代司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郡县官吏司法的儒家化方面.两汉郡县官吏在儒家伦理法观念、"无讼"观、"身正令行"观、德刑观及"恤刑"观的影响下形成了"春秋决狱"、综合治理、道德感化、调处息讼及"哀矜折狱"的司法之风.两汉郡县官吏司法的儒家化影响中国古代儒家化的司法传统及司法制度的形成.     

论徽商的"好讼"

在“无讼”的传统法律意识下,论者分析缺乏国家法律制度的有效保护下,徽商惟有主动依附封建政治势力,锻造出徽商“好讼”性格,也不可避免地给徽商的发展带来诸多弊害。以史为鉴,一方面尝试着在传统徽学研究领域里,开辟出以法律史学的视角研究徽商的一块新领域;另一方面也为我国当今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为立法者如何处理好“官”与“商”之间的和谐关系,提供历史借鉴。     

宗法伦理与汉代家系继承制度

汉代继承关系的法律,传世古籍未有具体记载,张家山汉简之《二年律令》所见汉代继承关系的法律却多达20款。汉代家系继承法主要体现在爵位继承和户主继承上。张家山汉简律对家系继承关系的规定,展现出汉代家系继承制度之宗法伦理特色:一是家系继承以血缘亲等为中心,体现出家庭成员的身份等差;二是兼顾婚姻关系,规定了妻子的继承权;三是宗法血缘关系之入律是从立法方面开始的,也体现在司法实践过程中,家系继承法律规定与家系继承实践存在差异;四是父系血统关系是逐渐增强的。汉代家系继承法既以立法的形式强调了宗法伦理关系,也以立法的形式肯定并加强了家庭内部的不平等关系。     

论习近平法治思想对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传承创新——基于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依法治国的视角

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赓续我们党百余年法治和深刻传承中华法治几千年恢宏壮丽法治史中的精华,深刻体现了“中国之治”的文化自信,是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典范。习近平法治思想重视从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中汲取“奉法强国”的信念、全面依法治国的智慧和治国理政的经验,探寻强化法治生命力的路径。面对百年变局叠加世纪疫情,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异常激烈,国际法治遭遇强烈挑战。习近平法治思想在中国法治和国际治理的实践中,坚持知古鉴今,弘扬中华法治智慧、吸收世界法治文明精华;资政育人,“中国方案”“中国之治”“中国智慧”既充分彰显国际法治的正道、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增进国际社会民生福祉,又更加增强中华法治自信,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时代特色。习近平法治思想把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法治中国建设的基本立场,从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中汲取法治中国建设的不竭动力,是引领法治中国建设的思想旗帜和强劲动力源,是打破“西方中心论”长期遏制中国法治理论话语权的有力武器。新时代,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应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聚焦中国式现代化的法治新课题,把握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深耕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使其成为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智慧和力量源泉。     

试论孙中山“富国”“养民”经济思想

孙中山在数十年的革命奋斗进程中逐渐形成了具有东方特色的富国养民的经济思想，其主要内容是“民生主义是以养民为目的”。富国养民亦是三民主义的归宿。孙中山的富国养民经济思想对今天改革开放仍有重要参考价值。     

中国乡村司法研究范式之理论检讨

当前我国乡村社会基础结构及其治理方式和格局业已发生显著转变,这势必推动置身其中 的乡村司法之转型。 然而现存有关乡村司法之研究对此并未给予足够之关注,其主要呈现出三种研究 范式。 “国家政权建设理论冶将乡村人民法庭置于“乡土社会冶的背景下进行讨论,以极端工具主义的态 度对待正式法律规范,忽视乃至拒斥现代法律在乡村变迁中的功用及其价值;“村治理论冶虽然关注到 乡村社会的结构性变迁,但并未真正摆脱国家政权建设理论极端法律工具主义的进路;“法治论冶虽强 调正当法律程序在乡村司法中的必要性,却忽视了转型期传统与现代并存的社会格局及其对司法的不 同需求与影响,过分关注程序的封闭性层面,未能兼顾乡村司法的适度开放性。 因此在乡村司法的进一 步研究中,亟需转换现行单一的研究范式。     

“风俗”略考

“移风易俗”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官方维护其统治的一套颇有特色的教化理论。自三代“风”、“风俗”过渡到“天子省风以作乐”的过程中显示了“风”、“风俗”脱离民间音乐的狭义桎梏,被赋予意识形态教化意义的历史演变过程;而从先秦到汉代,自荀子首倡“移风易俗”以降,经过了历代思想家的修正与完善,使得“移风易俗”命题逐渐成为了官方教化政策的重要理论依据。     

“无讼”文化探析

“无讼”文化产生的经济基础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宗法家族制度是其社会基础，儒家思想是其理论基础，行政兼司法、民刑不分的司法制度是其法律基础，建立和巩固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是“无讼”文化的起点和归宿，而古代的调解制度又为消弥诉讼提供了一个解决纠纷的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