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科举考试与《文选》

“唐人最重《文选》学” ,一方面是为了学习创作诗文之需要 ,另一方面是为了适应科举考试之需要 ,而归根结底却是为了科举考试。为了适应时代和社会的需要 ,为了满足广大士子进一步学习和掌握《文选》的要求 ,李善注《文选》和《五臣注文选》等注本亦便应运而生 ,由此形成了唐代“文选学”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迎来了中国“文选学”的第一个高潮     

门客与宋代科举文化

士人以门客的身份参加科举考试是宋代科举文化的突出特色。这一现象的出现,与宋代特殊的政治制度有着密切的关联,如恩荫、牒试等制度。这些优惠政策赋予了皇亲贵族特有的荫补权利,由此也惠及了他们的门客,许多士子借此通过科举考试并踏上了仕途。但为了获得门客资格参加科举考试,有些士子便四处冒名、请托,又衍生了许多流弊。     

科举视域下的状元与女性--以宋元南戏为中心

女性在科举社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宋元南戏就较好地反映了女性与状元的关系。在科举考试之前，女性们为士子筹集赶考的盘缠；士子进京之后，她们又必须肩负照顾家庭的重任，以及承受分离之苦。如果士子能够高中状元，她们也能得到应有的封赠。宋元南戏明显地突出女性的作用以及状元的身份，寄托了元代知识分子试图改变社会地位的愿望。     

科举考试起源再认识

一般认为，科举考试是一种确立于隋唐时期的考试制度，然而其起源并不始于隋唐时期，其某些特征在两汉时期就已显现出来。本文针对最能反映科举考试特征的分科考试、士人投牒自进、黜退之法等几个方面，指出分科考试肇端于两汉时期开始的察举制度，投牒自进萌芽于南北朝时期，黜退之法最迟开始于北朝晚期。科举制度的基本特点是上述特征的同时具备，它脱胎于察举制度又与察举制度有本质的区别。文章最后还对科举考试现象和科举考试制度在概念上进行了区分，指出其现象虽然出现很早，但制度的确立依然是隋唐时期     

试论清代福建乡试对台湾士子的向心力作用

清政府为安抚孤悬海外的台湾士子,在福建乡试的中举名额中特为台湾士子设立了保障名额.并给予赴福建参加乡试的台湾士子以"官送"的待遇,而且在福州设立台湾试馆、会馆安置士子.福建乡试的对台优待办法促进了台湾士子更加热衷于渡海到福建参加乡试,增强了台湾士子对科举考试的向心力,从而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和民族凝聚力的加强.     

进士背后女性角色研究--以元杂剧为例

科举考试是中国古代社会男性的专利,登第往往会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但科举背后的女性却被忽视。在士子们及第过程中,女性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元杂剧中描写了许多女性与科举的情节,如母亲的精心教育,准岳母逼迫未来女婿上京赶考而高中,妻子支持丈夫进京赶考而带来的相思之痛,以及为了科举而被士子遗弃的女孤儿。这些女性的帮助和付出,造就了士子们在科场上的成功。     

科名前定:宋代科举制度下的社会心态——兼论对宋人志怪小说创作的影响

在宋代竞争得近乎残酷的科举考试中,士子乃至整个社会的心态,是个值得关注的问题。科举束缚天下英俊,使之归于一途,使举国沉溺于时文,使士子除科名外,对其他则"集体冷漠";科举制度的严密和完善,使任何哪一个人都无法直接决定士子的命运,于是,"科名前定论"产生了,科名主于"神",甚至连考题都主于"神";在此前提下,士子心态发生了重大变化,他们乞神、求巫、乞"先师";这种科名前定的思想也深深影响着宋人志怪小说的创作。     

试论宋代科举的义约现象

义约是宋代科举考试中为帮助贫寒士子解决应试盘缠而结成的民间经济互助组织,它是宋代科举平民化的产物.义约不仅具有支助士子应试的经济功能,同时也成为他们切磋举业的重要组织形式.     

宋朝科举考试制度改革

为了杜绝科举考试过程中出现的舞弊行为,维护科举考试的公正原则,选拔优秀人才;也为了缓和权贵势要与普通士人的矛盾,宋朝统治者在开国之后逐步对科举考试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这些改革所体现的维护国家考试之公正原则的意向值得肯定,并且也收到了一定的成效,为后世考试制度的完善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丰富经验与教训。     

元代科举与元代文学发展

元初重经济、义理而斥词章的学术取向和人才倾向,科举长期废而不行。士子文人失去传统的上进之路,对元代文人的思想和生活状况产生了深远影响,一些文人因此而疏离了政治和权力,淡出了治国和明道,唤醒了独立人格意识,以纯文人的心态和眼光读书和创作;元代中期,自元仁宗恢复科举制度后,吸引了各族文人士子参加科举考试,从而兴起了一个全面学习中华文化的热潮。元代科举吸引各族士子文人参加,是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依然有着无法言说的吸引力,尽显大国气象和盛世之感,促成了元代盛世的时代精神和"平、易、雅、正"盛世文风的形成。     

北宋初年的行卷风尚和古文复兴

北宋初期的文坛沿袭着晚唐五代以来的华靡风气。这种文风也影响到以文词取仕的科举考试的评判要求,致使大量追求平易风格、提倡儒家之道的优秀作家被排除在仕途之外。流行于当时的行卷风气,反其道而行之,使一些力图改革文风的士子和显人联系起来,既为士子拓展了成功的道路,又为显人扩大了社会的影响。这种风气对振兴宋初衰败的文坛,提携文学的新人,复兴并弘扬唐代韩愈、柳宗元倡导的古文精神,起到了间接的积极推动作用。     

清代科举考试腐败问题探析

科场作弊是自从科举考试这个活动出现之后就随之产生的一个现象。清朝时,政府对于作弊严令禁止的程度实属历代之最,科举关防上开展了频繁的反作弊活动,文章重点了探讨了考生作弊的手段,和政府打击惩罚科考作弊者的措施,但清朝朝科场作弊之风却是愈演愈烈,甚至奔向了市场化的发展道路,从而形成了一道官方严打禁止和士子作弊两个完全相悖却同时并存的奇特景观。     

明代文人与行卷

行卷是由唐代科举衍生的一个重要文化现象,很多士子借助行卷的方式得以登第。但宋以降,由于采取弥封、誊录等措施,降低了行卷在科举考试中的作用。学者大多认为,行卷在唐、宋之后便不复存在,但实际上,行卷之风在明代中后期再次兴盛,士子又奔竞于名公贵人之门。明代文人的诗文集收录了许多有关行卷的文章,特别是明代文人相互标榜及结社等风气的盛行,为明代行卷的兴盛提供了有利条件,从而对文人心态、社会风气等产生了较大影响。     

台湾科举中额及清廷的相关政策

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郑克塽降清之后,台湾即纳入清版图,隶属福建省。随即,清廷在台湾设儒学并开科取士。有清一代,清廷对台湾士子参加科举考试是积极鼓励、大力支持的,并为他们创造了许多机会,提供了诸多便利。其中,专为台湾士子设置保障性中额便是最突出的体现。这也从一个侧面促进了台湾地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及人才培养。     

明代黔东北地域儒学传播及原因分析

明代黔东北地域儒学的迅速传播,使该地域学习儒家文化蔚然成风,科举考试取得了辉煌成就,引起了黔东北地域文化体系的解构与重建,由明初土司文化为主流发展到明代中后期以阳明文化为主流.黔东北儒学的传播,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既与明朝统治者对儒家文化的大力提倡推广紧密关联,也离不开家乡士子对桑梓教育的支持和帮助.     

论复社与晚明科举

复社是明清之际十分重要的文人社团,其成员在崇祯时期的科举考试中取得巨大成功,考取进士及举人者达400余人,甚至还曾囊括甲科三鼎甲.正因为在科举上的成功,复社才得以吸引众多士子加入,从而成倍扩充了自身组织的规模,同时,复社成员通过科考进入官场,也增强了朝廷中的清流力量,影响了晚明政局的走向.复社科举成功的原因,是多种因素综合造成的,最主要的因素在于复社把科举考试当作社事的重心,其领袖疏通科场,联系考官,善于创造各种有利条件帮助成员中式.     

金代的学校考试和铨选考试

金代考试制度主要有科举考试、学校考试、铨选考试等,本文拟对后两者略作论述。 一、学校考试 我国历来重视学校教育,并逐渐建立了一套系统的考试制度。早在先秦时期就出现了学校及考试的萌芽形式。两汉魏晋以来,先后设有太学和国子学。南北朝时,或设国子学,或设太学,或两者同设。以后延及唐宋出现了地方官学州县学,并迅速发展起来。学校考试制度也渐趋完备。金承唐宋之制,设国子监,下隶国子学与太学;府、州、县也设置官学。此外,为了提高女真民族素质,发展民族文化,还创设了女直学。学校考试制度亦有承前启后的作用。     

制度视野中唐高宗时期诗歌发展之路向

与贞观朝相比,唐高宗时期选举制度发生了一些明显变化,如科举考试重文辞、轻德行等.这些变化与士族体系的解构和庶族士人群体的崛起相表里,大大激发了士子特别是广大下层士子的进取欲望和功名心,从而对一代"浮躁浅露"士风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这种士风在政治境遇不同的文人身上又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概言之,在上层文人身上主要表现为重文轻德、以文自矜,在下层文人身上主要表现为露才扬己、愤激不平、自媒躁进.士风必然要影响到诗风,并对其时上层文人多重艺术形式的雕琢、下层文人多重言志抒情的诗歌路向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     

《白氏六帖事类集》与白居易诗文创作的关系——兼论其对于点校《白氏长庆集》 的价值

隋唐以来,随着科举考试和士子创作的需要,私撰类书大量涌现,尤以文人私纂小型类书的流行最为突出。这其中就以中唐著名文人白居易所撰《白氏六帖事类集》最为著名。《白氏六帖事类集》的主体部分是白居易在准备科举考试期间的读书笔记,代表了白居易早期的知识构成,也是白居易诗文创作的素材库,所以此部类书对于理解白居易的诗文和《白氏长庆集》的整理和校注都有很大价值。     

浅论中国古代文官的选拔制度

中国古代的文官制度形成于划分文武职官和专制主义的集权统治确立之后。春秋战国时期，由当朝文武官员推荐官吏逐渐成为制度；秦汉以后先是实行征辟制度，后来实行“九品官人法”；隋唐开我国科举考试选官之先河，明清更是把科举考试发扬光大，使之成为我国封建社会选拔官吏的主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