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的国族认同与民族自觉

作为政治自觉的国族认同与文化民族的自觉,是现代多民族国家国族建构的两个基本方面,具体的国族认同与民族自觉样式也各不相同。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传统,本身即蕴含着国族资源,且系现时代中华民族复兴的基础。现代化运动尤其是激进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促成了中国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并实现了由国族建构引导诸民族自觉的基本传统。经济全球化、新自由主义以及网络化时代,面对诸如单一民族国家、后民族国家及非民族国家观的挑战及困扰,中国尤须处理好国族认同与民族自觉的关系,明确国族话语,积极引导民族自觉,在全球性的民族国家及其人类文明的调整方面有所作为。     

论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的治理

随着民族国家的建立并扩张",民族"概念逐渐凸显并成为重要的认识工具。而"民族"概念被作为描述和分析工具广泛使用后,民族群体也从最初的取得国家形式的人群共同体扩展到多样性的历史文化共同体。在原初民族国家影响下,那些存在着多个历史文化群体的国家也将各个民族群体整合为统一的国族而构建民族国家。于是,一大批民族构成复杂的多民族国家出现了。对于这样的国家来说,民族问题不仅长期存在,而且对国家政治共同体造成了深刻的影响,甚至直接影响到多民族国家政治共同体的存续。但迄今为止的历史都表明,多民族国家无法将民族问题"解决"掉。因此,将其置于国家治理的视野中,探讨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有效治理之道,就成为不可回避的选择。     

孙中山民族整合思想的历史演变与局限

民族整合是构建国族的重要前提.不同国家及政党在民族整合问题上所禀承的政治理念、达成目标和选择路径的不同,其整合结果也会有所不同.孙中山民族整合思想随着其革命实践的进程而不断发展变化,顺应了历史潮流,经历了从单一的汉民族内部的整合到对"汉满蒙回藏"五族的整合,最后由"亚族共和"整合为中华民族的道路.尽管孙中山的民族整合思想有着其局限,但对今天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单一国族·一元一体·多元一体:民国时期中华民族整体观念的三种类型

民国时期中华民族整体观念有三种基本类型:一为"单一国族"论,承认中国境内各民族并存的现状,但致力于将"各个"融合为"一个",将现有各民族同化为中华民族,以孙中山、李大钊为代表;二为"多元一体"论,承认中国境内各民族并存的现状,主张维护中华民族多民族并存的局面,致力于建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学界以费孝通为代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中华民族观趋于定型;三为"一元一体"论,强调中国版图上只有一个民族,中华民族本来就是一体、本来就是"一个",学界以傅斯年、顾颉刚为代表,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等文献中实际上采纳了这种主张。三种不同类型的中华民族整体观之间进行过相互的讨论、批评,但在维护中华民族一体性、整体性上,三者是相通的、一致的。在如何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性上,三者有着不尽一致的路径选择:主张"中华民族是一个"的"一元一体"论着重从血缘、血统上论证中华民族的"同源"、"混合";主张融合国内各族为一大中华民族的"单一国族"论,其思路是"努力于文化及精神的调洽",使少数民族接受中华文化,从而"使藏、蒙、回、满,同化于我汉族"并进而融合为一个中华民族;中国共产党人"多元一体"论的中华民族整体观,则注重以政治统一为手段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性,即通过建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实现中华民族整体的大团结、大联合。     

晚清小说的民族国家叙事

民族国家叙事是建构现代民族国家"想象共同体"的一种重要表意方式,晚清小说家借鉴西方国家现代化经验,以文学的形式展开不同的国家形象想象。他们或回顾历史,或针砭现实,或深情展望未来,通过艺术想象建构起各异的中国形象谱系,民族国家叙事由此占据晚清小说叙事的中心地位。由于晚清作家对民族国家强盛目标期待的共同性以及时代语境的共时性,决定了作家对于民族国家拯救路径认识上的趋同性,即通过政治体制的变革来解决现实的民族危机,在建立主权独立的近代民族国家基础上实现强大国家的复兴,几乎成为晚清小说家的共识。     

论当代中国族际政治和谐治理模式

有效地实行族际政治和谐治理,是多民族国家全面协调各民族之间关系,维系和巩固民族国家安全的必然选择。中国族际政治和谐治理的构成及特点;当代中国族际政治和谐治理模式构建应该从四个方面着手:一是培育共同文化精神,形成国族观念和国族认同;二是调整民族政策价值取向,构建国家主义取向的民族政策体系;三是构建民族区域自治约束机制,平衡民族自治地方的权利和义务;四是民族区域自治走向民族共治是中国族际和谐治理的必然选择。重新构建一套相对健全、稳固的当代中国族际政治和谐治理的新模式。     

边疆、民族与梁启超“新中国”的建构

梁启超身处晚清民初的过渡时代,关切边疆危机,追求现代中国的国家建构。梁启超依据现代地理科学认识东南诸省与西北腹地的国家疆域空间结构,面对中国西北陆地边疆和东南沿海边疆危机的日渐深重,发现民族主义的国家富强动力,倡导中华民族的大民族主义,提出挽救中国危亡的民族国家建国方略。梁启超通过“夷狄”与“诸夏”互动形成的中华民族交融的边疆机制,提倡大民族主义,依据历史事实建构多民族混合的中华民族来把边疆纳入民族国家的“新中国”。     

全球化视域下的国家认同及其建构

"国家建构"是现代政治的重要概念,其行动目标是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个体成员对国家的忠诚与公民意识,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公民。国家建构的基础不仅包含国家主权和强制力这种"硬件基础",也依赖于爱国主义或国家(公民)民族主义这样的非常感性的"运行软件"。在多民族国家,构建国家认同不是一个自然实现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民族政治发展的趋向和道路问题,是多民族国家面临的解决民族问题的关键议题。对于今天的中国而言,现代国家建构的任务远远没有完成,国家认同的问题还遭遇到内部政治统一的难题、外部恶性竞争的困扰。同时,中华民族从文化民族转变成政治民族的任务也还没有完成。所以,加强意识形态建设增强我们的文化认同是我们建构国家认同的重中之重。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国式多民族国家建设的理论创新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的核心概念和话语表达，其深远意义和理论贡献在于推进了中国式多民族国家建设的理论创新。多民族国家的现代化转型普遍面临着凝聚国内的民众成为一个整体性民族的变迁过程，民族建设与国家建设的相互交织、彼此渗透构成了演进过程的特殊规定性。从多民族国家建设的综合性要素分析出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价值理念、社会整合与国家建设三个方面，丰富和发展了多民族国家建设理论，为发展中国家的民族建设提供了中国理论与中国智慧。     

“国民之母”:三四十年代战争叙事中的母亲角色再造

晚清提出的"国民话语"初步建立了母亲与民族国家的关联,这种关联在三四十年代战争叙事中的母亲身上得以突显。母亲们通过道德辨识和道德实践,与自己的敌人和亲人建立起超血缘的政治伦理关系。母亲国族化的角色再造过程,实是去伦理化的伦理化过程,呈现出明显的泛道德化倾向。依靠母亲角色塑造道德主体,是女性进入民族主义的重要方式,也是民族主义主要的生产方式。     

近代中国的“少年论述”与国家认同危机

近代以来,中国不断经历着严重的民族危机,在亡国灭种之严峻局势的威胁下,知识分子的国家意识逐渐萌生。在他们的构思中,为挽救国族危亡,亟需打造一个新的民族国家以应付内忧外患,而落脚点则在于塑造出理想的现代国民。然而,在这个重塑国家主体的过程中,代表着过去与传统的成年人被视为已经失去了参与再造国家未来的可能与资格,承载着民族希望的是拥有素质可塑性与无限未来的青少年们。这种"少年论述"自晚清以来逐步形成并流传甚广,到民国时期已成为社会舆论中的主流话语模式。利用从晚清至民国的一些时人言论可以分析这类话语模式的缘起、内涵及其与近代国家认同危机之间的关系,从而展现类似于中国这样的后发现代化国家在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崇新重少"倾向。     

社会主义多民族国家制度性国家认同的实现机制

个体身份认同的基础是利益需求的满足.在我国,要实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国家认同,除进行国族重构和文化融合之外,还需寻找到一个能超越族群差异的制度认同基础,从制度维度对国族认同与文化认同进行补充,三维立体式地构建中华多元一体的国家认同大厦.我国建党在先、以党建国、党政同构和党国同构的鲜明特点,决定了实现制度性国家认同必须以执政党认同为基础.在少数民族地区,公民是以原生性特征为基础还是以执政党及其制度为基础来进行认同,取决于二者谁更能深入持久地积极影响和改变少数族群的生活.在执政党认同、制度认同、国家认同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三者可以相互促进、转化,也可相互削弱.     

“中华民族是整个的”——傅斯年的大民族观及其历史价值

傅斯年作为民国时期杰出的历史学家,提出了"中华民族是整个的"的民族观。其民族观不仅着眼于抗日,而且对中国国族的定位在符合中华民族发展历程与趋向的同时,更与世界主要国家的民族理论颇多契合。傅斯年的民族观对于国家的民族政策、现代中国民族思想体系的建构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以近百年来中国和世界主要国家的国族思想发展脉络为背景来审视傅斯年的民族观,将更有利于我们发现傅斯年民族观的历史与现实价值。     

试论晚清驻外使节制度的近代化

晚清驻外使节制度的形成与变革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大意义.晚清传驻外使节制度的产生与形成过程,同时也反映了晚清政府从传统外交向近代外交的曲折历程,也是中华民族在付出了沉重代价之后顺应时局的变革.     

民主共和与国家建设中的价值重构:以西南民族地区为例

辛亥革命以后,民主共和逐渐成为多民族国家建设的价值基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实现了多民族国家建设过程的价值重构.民主共和理念开始具体到民族地区政权建设的全过程,从而形成一系列适应当地实际的方针、政策与措施.而在其中,民主改革和民族识别构成了有效推进民主共和的制度保障和前提条件,以及促成多民族国家优化治理的重要因素.     

中国古代的边疆政策与边疆治理

一、中国和中国的边疆 现在的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但中国的概念有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由最初的京师①、华夏地区,到由汉族和其他民族建立的王朝所统辖的地区,近代始才专指整个中华民族(包括汉族和其他民族)共有的国家为中国,以区别于其他国家,具有了现代意义国家称谓.总之,中国概念的演变是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发展的产物.     

中华民族的现代构建及其意义

对中华民族形成完整、准确的认知，必须注意一个根本性问题，即不能将今天的中华民族与历史上的中华民族混为一谈。中华民族的现代形态是其历史形态的继续和发展，与历史形态一脉相承，但二者之间也存在根本性的区别。将中华民族的现代形态与历史形态联接起来的关键环节是中华民族的现代构建。中华民族的现代构建，在中华民族历史形态的基础上进行，但却是在中华现代国家构建背景下进行的重构和转型，并在此过程中获得新的内涵，从而使其成为一个具有明确族称、内部构成与国家有机结合的现代民族，即nation state的nation。这样的构建及其所造就的现代意义上的中华民族，支撑了中华现代国家的全面构建，打造了整合国家社会的有效机制，塑造了支撑国家发展的宏大主体，对中国当代的国家、社会、文化和进一步发展产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影响。     

晚清小说对妻子形象的建构

在救亡图存、强国善种的历史语境中,晚清小说对妻子的形象进行了多维度建构:雌伏的贤妻,雄飞的女英豪,甚至以国为夫的理想女性,成为时代话语。妻子形象的重塑,一开始就被赋予了重大历史使命,女性生命个体的独立被宏大救亡话语所吞噬而沦为民族国家的附属。但晚清小说对妻子形象的建构,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是妻子地位和角色不断凸显的过程,中国女性正是在这种个体价值被重新认识的历史契机中开始踏上艰难觉醒之路的。     

从"轻商"走向"重商"?——晚清重商主义再思考

由于财政上的需要及外力的冲击 ,晚清政府开始重视工商业 ,并有实际的举措。但政府之目的仍在对外 ,并未认识到商业本身于民生的重要意义。“重商主义”一词除广义上的重视商业之意外 ,其在经济学上的意义更主张由政府控制国家的经济。晚清重商主义在实际上亦有此一面的意义。经济民族主义是晚清重商主义的核心 ,“商战”是其主要口号 ,并为商人所欢迎。但在当时 ,商人私有财产权仍处于暧昧之中。轻商的社会风气也未能从根本上祛除     

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当今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民族矛盾日趋激化、我们国内正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换的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对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民族区域自治是多民族社会主义国家解决民族问题的普遍原则民族问题是不同民族和民族集团间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发生的各种矛盾。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以何种方式来解决国内的民族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规定统一的模式，不过，马克思主义主张，在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里，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