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贷、投资行为对家庭消费影响的动态分析 ——基于现金流量模型的视角

借贷、投资行为对家庭消费具有重要影响,理清其中关系,有利于建设消费型经济.利用微观数据构造家庭现金流量表,将现金流分为经营、投资和筹资三类,分别与家庭日常收支、投资与借贷行为相对应,对现金流的实证结果表明借贷与投资行为都明显促进了家庭消费.在投资行为中,房地产投资对消费影响最大,金融投资影响微弱;借贷行为对消费具有带动作用,但不是体现在需求弹性最小的日常生活消费上;投资、借贷行为是通过增加家庭净资产和提升幸福感来实现对消费的拉动.     

房价上涨对实体企业债务融资的“挤出”与“挤入”效应

厘清房地产与实体企业债务融资的关系,对于促进房地产业与实体经济均衡发展有着重要意义。研究基于2005—2020年上市企业数据,利用多重中介效应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分别检验了房价上涨影响实体企业债务融资的作用机制与门槛效应。结果表明：房价上涨促使信贷资金以房地产贷款的形式汇集房地产业,对实体企业债务融资产生挤出效应,同时会提高实体企业的资产抵押价值,对实体企业债务融资产生挤入效应。然而,房价上涨影响实体企业债务融资的最终表现为挤出效应,并随房价持续上涨带来的融资约束缓解,呈现阶段性递减特征。进一步研究发现,房价上涨对非国有及中小型实体企业债务融资的挤出效应更强,对制造业企业和服务业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更大;中央政府抑制房价过度上涨和加强对实体经济信贷支持的政策,在缓解房地产企业挤占实体企业信贷资源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中国房价与家庭消费关系的主导机制识别

运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通过综合考察房产财富、房价、预期和未预期房价对不同年龄段有房和无房家庭消费的影响差异,对我国房价与家庭消费关系的主导机制进行系统的实证识别。研究发现：房价或房产财富与年轻家庭消费的正相关性,均显著大于中年和老年家庭;房价对有房和无房家庭消费的影响几乎无差异,与三个年龄段有房和无房家庭消费的影响也均无显著差异;未预期房价仅与年轻家庭消费显著正相关、且大于中年和老年家庭。上述发现拒绝财富效应和信贷约束效应的理论预测,支持共同因素效应的预期收入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仅房价上涨对我国居民家庭消费的促进效应是有限的,未来预期收入增长才是房价和家庭消费关系的主导机制,是促进我国经济良性内循环的重要动力。     

金融素养与家庭借贷行为研究——来自中国城市家庭消费金融调查的证据

运用2012年中国城市居民消费金融调研数据,从借贷素养、投资素养和风险素养三个层面探讨了金融素养对家庭借贷行为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家庭借贷素养和投资素养促进城市家庭的正规金融借贷,对非正规金融借贷的影响不显著,但投资素养仅对银行无抵押贷款存在正面作用,同时风险素养的提高会阻碍家庭的银行抵押贷款、高利贷和小额贷款行为。此外,金融素养的提升更有利于省会城市家庭的正规金融借贷行为。     

“阴云犹在”亦或“拨云见日”:早期饥荒经历与农户借贷行为

从生命历程视角,利用2020年关中平原农户调查数据,分析农村个体生命周期早期饥荒经历对其成年后借贷行为的影响、传导机制及异质性,并探究早期饥荒经历是否存在代际传递效应。研究发现,早期饥荒经历会显著增加农户借贷行为,并通过提高风险偏好、增加人力资本和强化心理韧性来增加借贷行为。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早期饥荒经历对女性户主的家庭借贷行为影响更大,对非正规借贷行为的影响更明显,青少年时期经历饥荒对家庭借贷行为的影响更高。早期饥荒经历存在代际传递效应,即父辈饥荒经历会促进子代借贷行为。基于此,政府在健全农村信贷体系过程中,要关注农户早期饥荒经历及其代际传递,引导农村金融机构通过差异化的信贷产品和服务供给来持续拓展乡村振兴金融服务的广度和深度。     

城乡转型区域农户借贷行为影响因素分析——以西安市长安区为例

通过对陕西省长安区486户农户问卷调查,运用probit回归模型对农户借贷行为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家庭人口、家庭总资产、家庭总收入、借款用途等因素对农户借贷行为的影响较为显著。针对影响农户借贷需求因素的状况以及其中的问题和成因,为促进陕西省城乡转型区域农业结构转换与产业升级,政府必须以完善农村借贷机制为主,联合金融机构做好农户生活性借贷和生产性借贷的区分和指导工作,建立新型信用指数制度,健全农村金融市场体系,切实规范民间借贷等非正规金融活动行为。     

社会网络与农户借贷行为——来自安徽的实证调查数据

以传统农业社会与现代工业社会两种经济形态并存的乡土社会,为中国民间金融的产生与演化提供了丰富的土壤,而基于血缘、亲缘或者挚友关系所组成的社会网络又成为农村民间金融非常重要的履约机制,因此民间金融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得到了蓬勃发展。以安徽省41个乡镇91个行政村1245家农户的调研数据为基础,从社会网络视角对农户借贷的难易程度和实际借贷行为进行的考察表明:农户社会网络的规模越大,农户越容易借贷,而农户的实际借贷行为也更加方便;农户社会网络强度越大,农户也越容易借贷,但是社会网络强度对农户实际借贷行为的影响程度比网络规模要弱;我们还发现农户的家庭特征对农户的借贷行为也有重要影响。     

社会网络视角下我国农户家庭借贷行为研究

运用2012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采用logistic模型、tobit模型分别分析社会网络对农户家庭获得借贷的可能性及贷款额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社会网络对我国农户家庭借贷行为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其中,强社会网络关系对农户家庭得到贷款的可能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获得的贷款额度并不显著;而弱社会网络关系对农户家庭得到贷款的可能性及借款额度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当分别考察社会网络对不同渠道借贷活动的影响时发现,在正规渠道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弱社会网络关系,非正规渠道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强社会网络关系。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的影响

基于2007-2021年沪深A股的上市公司样本,探究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加剧了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的程度,其影响效应主要通过企业债务违约风险提升和债务期限结构短期化而实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的影响在非国有企业、东部地区企业等样本中更为显著。本研究结论对合理制定经济政策、发挥政策效果与降低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水平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房价上涨对家庭债务与企业债务的影响研究

探讨中国房价与家庭债务、企业债务之间的内在关联,有助于理解中国宏观经济波动。首先利用2007-2021年季度数据,构建了BVAR模型,发现在房价上涨冲击下,企业债务下降而家庭债务、名义利率和产出上升且均呈现驼峰状,即家庭债务挤出了企业债务;而后构建了一个含有异质性家庭、房地产部门、价格黏性和信贷约束的DSGE模型,数值模拟发现在房价上涨冲击下,模型能够较好地拟合以上特征事实。机制分析表明“非李嘉图家庭”的信贷约束发挥了关键作用,形成了住房抵押效应和住房与债务再分配效应,住房和债务流向“非李嘉图家庭”,推高了利率,使家庭债务上升而企业债务下降,此时产出增长主要由就业增长推动。与紧缩性货币政策相比,对家庭部门实施紧缩性信贷政策,将降低利率并形成流动性效应,能够较好地实现房地产市场、家庭债务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协同发展。     

家庭资产视角下农户正规借贷约束影响分析

缺乏抵押品是导致农户受到借贷约束的关键因素,家庭资产作为抵押品是农村正规金融机构决定是否放款的重要审核条件,在解决农户融资难问题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以陕西省农村正规金融机构农户贷款为例,采用Heckprobit模型从家庭资产角度对影响农户正规借贷需求及其可得性因素进行需求与供给联立分析。结果表明:在家庭资产变量中,土地资产对借贷需求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土地资产、房屋资产和金融资产等均对农户借贷约束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建议应针对农户使用不同类型家庭资产抵押担保借贷作出相应的对策、扩大农村融资渠道、唤醒沉睡资产和抵押物价值,解决农户信贷约束问题。     

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城市房价的 影响及其空间效应分析

当前对城市房价供需调控的政策措施对限制本地房价上涨并没有显著效用,但对周边区域其他城市能够产生一定的负向空间外溢效应;经济集聚区域的产业结构会显著影响城市价格。因此,为了满足城市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迫切需求并抑制其对城市房价的拉动效应,应该更进一步优化农村转移劳动力资源在空间上的配置,加大对转移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投资,提高转移劳动力的技能水平,积极推动区域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和完善城市住房供需调控的政策体系,促进经济区域的一体化进程和均衡发展。     

要素结构性变动与房地产市场稳定 ———基于重庆的典型分析

市场要素的结构性变动对房地产市场的稳定影响日益明显。 在明确房地产市场重要支撑因素 的基础上,以重庆为典型样本,利用短动态面板、面板随机前沿分析及面板门槛,系统研究要素结构变动 对房地产市场稳定的影响。 研究发现:当期居民收入对房市稳定是显著作用,房价预期与要素结构变动 也会对房市稳定产生重要影响,且存在区域异质性。 在发达地区,市场预期发挥的作用更突出,欠发达地 区更依赖市场要素结构变化。 当预期房价增长率在 0. 3 左右,其对房市稳定的影响最大。 从单项指标 看,就业人口变化对房地产市场稳定的影响最明显,后依次为住宅用地供应、住房市场存量、金融贷款。 结果表明,要保持房地产市场稳定,夯实经济,提升收入,稳定预期是基础;优化要素投入结构,吸引更多 就业人群是关键,而仅靠增加土地和住宅供应换取房市稳定,并非长久之策。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资本结构调整的影响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对企业的融资行为和资本结构带来结构性影响。基于2010—2019年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资本结构调整的影响路径。结果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阻碍企业资本结构向目标值收敛;在控制区域发展水平、经济增速、省份和企业异质性后,以上结论仍然成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主要通过债务增减而非权益变更的渠道影响企业资本结构调整。其中,高于资本结构目标的企业比低于资本结构目标的企业受到的影响更大;样本划分为高中低三组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高组的影响更显著。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虽增加了企业的资本调整成本,但有利于抑制过度投资和优化资本富余企业的资本结构。因而,短期内经济政策调整可实现企业资本结构优化,但长远来看,资本市场化仍是企业资本结构优化的主要方式。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对房价影响研究——基于省级动态面板的SYS-GMM分析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存在不平衡性,因此系统分析收入差距对房价的影响应从全国层面和区域层面分别进行。从全国和区域层面来看,收入差距对房价均有正向影响,但因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而呈现多样化的外部特征：收入差距对东部发达地区房价影响更大、对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影响较小;此外,东部发达地区房价受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影响更显著,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房价则受成本的影响更显著。2004—2017年30个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验证了上述理论假说。     

中国家庭债务与房价之间的自增强效应——基于全面FGLS回归和分位数回归的实证分析

利用2008—2015年间22个样本城市的数据,构造房价收入比指标,构建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并采用全面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和分位数回归的方法,考察了家庭债务与房价之间自增强效应及其作用渠道。研究发现：样本城市的家庭债务与房价之间存在较明显的自增强效应。房价上涨通过抵押效应和财富效应渠道带来家庭债务规模的扩大,且财富效应渠道的解释力度更大;家庭债务规模的扩大通过资产负债表效应和预期效应渠道推动了房价进一步上涨,且资产负债表效应渠道的解释力度更大。因此,政府应实施因城而异的差别化调控政策,保障房地产市场和信用市场的平稳发展。     

人口迁移有利于社会阶层变动吗?CSSCI

基于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分析了人口迁移对社会阶层变动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人口迁移能促进迁移者社会阶层上升;“干中学”和城市规模经济效应是迁移影响个体社会阶层的重要机制;迁移可以有效促进迁移人口的社会阶层向上流动,但是对代际社会阶层流动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差异;在父代与子代同时迁移的情况下,迁移并不有利于促进代际社会阶层流动;城市发展对迁移者社会阶层变动存在一定限制。提高对迁移者的社会保障水平,让外来迁移人口与本地人口享有平等公共服务,能够平等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促进我国阶层流动是本文提出的政策建议。     

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贡献研究——以皖江城市带为例

产业结构变动是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本研究以皖江城市带为例,分析2002-2011年间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通过研究发现:皖江城市带各市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大,波动幅度也比较大;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贡献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2005年后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及其占经济增长的份额均呈现缩小趋势;产业结构变动与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具有密切的正向相关关系,M值与GDP增速、第二产业增速、第三产业增速具有一定关系,Z值、M值与产业结构变动相关关系显著.     

房价与地价关系的实证分析及相关政策建议——以南宁市为例

利用南宁市2000-2009年的房屋销售价格指数和土地交易价格指数的年度数据和季度数据,运用格兰杰（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分别对房价与地价之间的长短期相互影响关系进行了验证。结果显示,短期内,房价的变动对地价不会产生明显影响,但是地价变动则会较为显著地影响房价的变动;从长期看,房价的变动最终将决定地价的变动方向。所以解决房价过高和地价偏离市场价值的问题要采取以下政策措施：制定合理的土地供应计划,促进地价和房价平稳运行;利用土地出让金收益,支持保障房建设。     

家庭债务对老年家庭医疗保健消费的影响

利用CHARLS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家庭债务流量和存量对老年家庭医疗、保健消费的影响关系,同时探讨了家庭资产、户口等家庭异质性因素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庭债务流量对老年家庭医疗、保健消费没有显著影响;家庭债务存量对老年家庭医疗、保健消费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对于不同资产水平的老年家庭,家庭债务对医疗、保健消费的作用没有差异;城市家庭债务的存量和流量对医疗、保健消费支出均没有影响,而农村家庭债务的存量对医疗、保健消费具有显著负向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