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叶广芩家族小说的“贵族”情结

出身于清朝贵族世家的作家叶广芩,以一系列描写清朝京骑贵胄生活的"家族小说"而享誉文坛。独特的家世背景和生命体验为她的家族小说创作提供了深厚的背景和丰富的素材,贵族的生活、贵族物文化、贵族子弟的命运在她的笔下得到鲜明的呈现,并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本文结合对历史语境中传统贵族文化的整体观照,通过对叶广芩家世背景及其小说创作动因的分析,探讨小说所体现的"贵族"文化情结。     

东北二人转中的满族民俗研究

二人转流行的东北地区也是满族的发祥地,因此,在二人转的传统剧目中,蕴含了丰富的东北地区满族民俗文化的内容。本文对二人转中的满族民俗文化进行了分门别类的调查、描述、分析和研究,包括饮食民俗、服饰民俗、婚姻民俗、称谓习俗等。这些民俗事象纷繁复杂,真实地再现"原滋原味"的满族民俗文化,具有独特的民族特征和地域特征,反映了东北二人转的民俗学价值。     

汤显祖《牡丹亭》的“宗唐”旨趣

汤显祖《牡丹亭》诞生于有明一代以“宗唐”为主流的文学潮流中,其角色塑造、情感寄托、意趣神色的创造等都得益于作者复杂而又明显的“宗唐”旨趣。由此可见汤显祖手摩心追唐代“有情之天下”,并以此镜照明代“有法之天下”对人情人性压抑与戕害的现实。《牡丹亭》虽以明代小说《杜丽娘记》为胎,却一如《紫钗记》等以唐人小说为胎,重塑的是唐型人物角色,于情于理之中传达出对唐人的理解之同情。《牡丹亭》以“意趣神色”为宗旨的曲词撰写,也得益于唐诗的精神、情感与格调。借助于“宗唐”旨趣的戏曲书写,汤显祖寄托了关于生命价值、现实人生、社会理想的哲理思考。     

尹小跳艺术形象解读——评铁凝小说《大浴女》

尹小跳是铁凝小说《大浴女》的核心人物,小说的全部故事几乎都是围绕着她而展开,而小说中的其他人物也大多是她的关照物。尹小荃、唐菲和尹小帆等＂他者＂的关照和审视,成就和肯定了尹小跳对自我的审视与拯救,最终走进了内心深处宁静的大花园。小说充满着清澄透明的人性魅力,体现了作者对内涵丰富的人性和精神深度的出色的揭示与表现,执着于人性美的不懈追求。     

《八月之光》:宗教多重性与民族身份认同

《八月之光》是福克纳小说中最具挑战性的一部力作。小说主要以人物的记忆为核心来呈现个体身份认同和寻求社会归属等重大人生问题,并在种族主义、暴力和性等多视角上揭示出了作家的宗教多重性思想。从美国文学传统的角度来看,小说在美利坚国家民族身份认同的宏大叙述主题上也占据重要地位。     

相同的上海世俗 不同的精神向度——张爱玲、王安忆上海小说主题比较

张爱玲和王安忆都写了世俗的上海。世俗的日常生活在张爱玲小说里是享乐主义的,在王安忆小说里是有历史感的。张爱玲和王安忆都写出了人性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张爱玲直指人生的虚无,是反英雄的,王安忆则写出人性的温暖和人性的希望,小人物也有英雄性格。她们的小说的人物命运都以悲剧结束,张爱玲小说的悲剧感来自乱世以及由此产生的她对人性及人生的虚无绝望,王安忆小说的悲剧感来自她以积极的理性对耽于日常生活的人物命运进行关照,更多的是性格悲剧。     

《生死场》中的悲剧

萧红是一位体验型、情绪型的极富才华的现代女作家。她的一生颠沛流离、短促悲凉,饱受被放逐的寂寞、孤独和痛苦。萧红的小说正是她悲剧人生的真实写照。她以自己悲剧性的人生感受和生命体验,观照她所熟悉的乡土社会的生命形态和生存境遇,揭露和批判国民性弱点,抒写着人的悲剧、女性的悲剧和人类生命的悲剧,从而使其小说获得一种浓烈而深沉的悲剧意蕴和独特而丰厚的文化内涵。     

生态视野下人类文明进程中的困惑——迟子建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探析

迟子建以她惯有的温情叙述滋养着黑土地文化的写作。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将生态话语纳入文学书写的维度,为我们展露了现代文明入侵下的鄂温克族民俗文化、生存方式以及生态资源等境况,彰显了在人类文明进程中所遭遇的尴尬、悲哀和无奈。     

散落在纪实与虚构之间——解读黄济人长篇小说《重庆谈判》中的重庆民俗文化

黄济人的《重庆谈判》与重庆民俗文化有着天然的联系。《重庆谈判》的纪实性与虚构性为重庆民俗文化的呈现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具体而言，《重庆谈判》中的重庆民俗文化内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丰富的重庆城市意象书写；第二，立体的重庆居民衣食住行描写；第三，广阔的重庆地域文化空间展示；第四，经典的“独白”式叙述方式背后雄浑的“重庆腔”。重庆民俗文化内容使作品具有鲜明的重庆特色和城市风格，为重庆民俗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作出了贡献。与此同时，丰富的重庆民俗文化内容也使得小说既客观真实，又非常个人化和个性化，成就了黄济人和他的《重庆谈判》。     

从姓名看《所罗门之歌》中的寻根过程

《所罗门之歌》是托妮·莫里森的第三部长篇小说,也是她迄今为止唯一一部以男性人物为主人公的作品.在这部小说中,作家通过对美国黑人男青年"奶人"的刻画,向人们展示了在白人文化氛围中美国黑人思想状况和成长历程.主人公通过对家族史和姓名的追寻,寻到了自己文化之根和种族之根,确定了种族身份,成为了黑人文化的继承者和发扬者.     

胡应麟《甲乙剩言》论略——兼论胡应麟的小说史料价值观

胡应麟创作的小说<甲乙剩言>,或记人物逸闻轶事,或述博物趣事,或考辨,内容较为驳杂,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他的小说史料价值观,即,小说具有"备经解之异同"和"存史官之讨核"之效用.胡应麟的小说史料价值观,突破了历代以来人们以为小说虚妄不实难以证史的陈旧观念,这在当时是一个了不起的认识,在古代小说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体现其对小说作品内容所蕴含的史学品格的认识;另一方面,又体现其对小说文体的独特认识.     

论“春秋笔法”与《史记》人物形象的塑造

"春秋笔法"是孔子修订《春秋》时所体现出的书写原则和思想法度,司马迁把它创造性地运用于《史记》的人物形象塑造,开创了"春秋笔法"的新境界。司马迁从"春秋笔法"的角度处理材料、描写人物、传达道义,不但使《史记》中的人物具有历史的真实性,同时更达到了艺术的真实性,是历史与艺术的高度统一。《史记》中这一人物形象塑造的方法对后世史传文学和小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儒家修身观念的坍塌:论《金瓶梅》的身体书写

《金瓶梅》着重身体欲望的书写,推崇肉身的美与力量,视身体为快乐之源,这种身体观是与儒家注重身心一体、以心为主的修身观念相背离的,透露出儒家修身观念在现实生活中的边缘化甚至坍塌。以西门庆为代表的小说人物的无礼无仪、无所敬畏和从无省思的生命特质,正是这一社会思想状况在小说叙事中的形象表现。《金瓶梅》的身体书写与明代中后期士风、学风的演变相联系,是当时社会民众尤其绅商阶层驰逐声色、"昧于治身"的生动写照,也映射了儒家修身观念坍塌的情势下,国家政治生活中官员群体性的道德堕落。     

人性关照视野下的生死二元对立——《出走的乐园》死亡叙事研究

黎紫书①是马来西亚华文文学新生代作家中极其重要的一位,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她的小说几乎包揽了台湾所有的小说创作奖首奖。《出走的乐园》这部小说集包含16则短篇小说,几乎篇篇涉及死亡,充满了被死亡笼罩的阴郁气氛。其中的死亡叙事大致可以分为,以鬼魂形象对小说进行叙事,以离奇死亡方式对情节进行刻意编排,以家庭、家族为背景展开死亡叙事这三种叙事类型。黎紫书对死亡的着意书写,恰恰体现了她对人的存在价值的重估与肯定,也烛照出人性中最隐秘、最晦暗、最真实的角落。     

古典白话小说整理的又一创举——评黄山书社新版《红楼梦》

黄山书社新版《红楼梦》,对小说原本混一不分的有关代词、助词用现代汉语规范,对人物对话以现代小说形式分段,既合当代读者阅读习惯,又得版面疏朗之美,拉近了当代读者与古代文本之间的阅读距离,是对古典白话小说整理出版既有形式的重要革新,堪称继民国亚东版新式标点、分段排印之后的又一创举,体现了古籍整理的当代意识。     

论古代白话小说中的九天玄女形象

九天玄女在《大宋宣和遗事》、《水浒传》、《后水浒传》、《说唐后传》等数部白话小说中频繁出现,成为众多英雄的保护神。她常常向英雄传授技艺、赠送法宝,并在危急时刻搭救英雄的性命。九天玄女形象的形成,客观方面的原因主要在于她武艺高强、精通战法,曾经帮助黄帝战胜蚩尤;主观方面的原因主要在于英雄对精神之母的渴望,同时在小说中她也带有了一些始祖母神的色彩。另外,玄女还经常预言小说中人物的命运。     

论明清小说命名的文化内涵

小说命名是中国古代小说创作中最直观、最直接的外在形式之一,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体现出不同时期小说作家的创作思想和文学观念。论文立足于小说文本,从文化学研究视角切入,探讨明清小说命名所体现的文化内涵与时代特色,重点阐述明清小说命名与民俗文化、科举文化、避讳文化等之间的关系。“三言”、《金瓶梅》《红楼梦》等小说中的人物命名折射出寄名、七夕“乞巧”等民俗文化;《女举人传》《女开科传》等小说命名包含科举因素,《封神演义》《镜花缘》等以金榜、题名录形式设置“榜”式结构的小说更是与科举文化密切相关;《水浒传》《红楼梦》《七侠五义》等小说中的人物命名反映了明清时期的避讳文化,“避讳”对相关小说的情节设置和人物塑造起到积极作用。     

从“同在性”到“连续性”——试论明清长篇小说人物性格呈现方式的嬗变

明清长篇小说的人物性格呈现方式经历了从“四大奇书”的“同在性”呈现向清代《儒林外史》《红楼梦》等经典小说的“连续性”呈现的逐渐嬗变的过程,这也是中国小说由原始向现代形态逐渐转型的体现.明清长篇小说大面积存在“同在性”性格呈现方式,其原因主要在于早期小说习惯选择空间化叙事架构,很多小说作者和读者面对形象时共有的朴素的空间认知思维习惯导致小说有意无意地消解了人物现实存在所固有的时间维度,小说叙述者的全知叙事权力的过度膨胀也助长了这一特点.     

萧红小说的女体符号与乡土叙述--《呼兰河传》和《生死场》的性别论述

萧红的小说文本表现了两性关系/性别意识与民族国家文化历史的双重主题.在民族国家文学之外,女性文本的多元特质在她的文本书写中进一步得到延续,为中国现代女性文学遗产开拓出富有符号性意义的女体空间和女性乡土想象书写.在萧红的<呼兰河传>中,萧红大量地书写了女体空间所可能载的各种符号形态,特别是有关跳大神的仪式化女体现象.萧红笔下女性所构成的女体符号空间,其根基建立在民间文化的基础之上.与乡土想象有密切的关系.事实上,萧红对女体的想象书写和乡土的文化空间建构是双线并行的,缺一不可.此种女体/乡土叙述突显出历史文化交织的符号空间,乡土的象征功能是女性作家藉以窥探女性内宇及社会文化系和人生命运不可或缺的书写策略.在萧红的<生死场>中,女体的符号化和乡土的女体化,让萧红笔下的农乡女性归属于此以富有女性意识的土地,也让乡土同样归属于这些生活其上的女性团体.此种乡土经验有别于传统父权/男性视下的乡土经验.     

《所罗门之歌》和《接骨师之女》的记忆书写比较

托尼·莫里森的《所罗门之歌》和谭恩美的《接骨师之女》是美国当代族裔文学的代表力作,二者都在现实矛盾的激发下以记忆重述过去、重构历史。然而,由于记忆的社会框架相异,两部小说在记忆书写中具有叙述记忆的体裁、存储记忆的媒介和传播记忆的载体等方面的形式差异,进而体现作为记忆媒介的文学作品所具有的不同功能。各族裔作家正是通过策略地书写个体和族裔相异的记忆,解构美国整一的、同质的主流历史话语,表达族裔群体不同的、多样的价值取向和文化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