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对“六经“”与史学关系的认识

在对"六经"的认识中,司马迁具体阐述了"六经源于史"的观点.他对"六经"性质的认识接近儒家弟子的观念,而不同于道家的说法.但"六经"并不是他心目中的史书,他明确提出<史记>与<春秋>的区别,<春秋>是借"史"而"言道"的经书,<史记>是载道之"史",从而在中国古代最早提出了"经史有别"的观念.     

皮锡瑞的“《春秋》非史”说与近代学术史上的《春秋》性质研究

清代学者皮锡瑞认为,孔子的<春秋>不是历史学著作,而是一部蕴涵作者丰富政治思想的政治学著作.此说虽发自一位今文经学家,却正确阐明了<春秋>一书的性质,破除了千余年来众多学者一个根深蒂固的误解.在受非学术因素严重影响,<春秋>性质研究长期处于误区的近代学术史上,皮锡瑞的这一观点尤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从宗传到宗经--王闿运春秋学的解经特色

王闿运的经学具有"突破传注,返回经文"的特色,但他有一个从宗传到宗经的过程,早年时期的王闿运是笃信传文的,到了他作<春秋公羊传笺>和<春秋例表>的时候,开始返回经文.<春秋公羊传笺>中的返传与返经情形,一是对何休<解诂>思想的舍离,这表现最明显的,是他的灾异观,二是对传文的质疑与超越.<春秋例表>的著作动机是出于宗经,而由前后两个版本的不同点,更可以看出他的返经精神.     

"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考实--兼驳"孔子所作《春秋》非‘经''''而是‘传''''说"

后世对汉人所说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的具体所指,意见不一.此文在前人论证的基础上,做了进一步考证和落实.认为是汉代<左传>研究者通数<春秋><左传>二书的结果.同时是对姚曼波女士<再论孔子作〈左传〉蓝本>(载<聊城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的答复.姚文说"惟独<左传>恰合‘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之数",是孔子作<左传>的"铁证".此文指出,姚文对"弑君"、"亡国"的论证没有界定,并且背离<左传>的相关论述,一再随意取舍,拼凑数据.论证又异常草率.姚女士是古今提出孔子作<左传>的第一人,她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低估了两千年来的学人,高估了自己.姚文的论证存在严重偏差.强烈的主观愿望,使她不顾事实,一再提供不实之证.她所谓孔子作传是"先秦以来全部典籍……证明的铁的事实",足以引发人们思考.这等于说,两千年来的学人对于"全部典籍"中无所不在、唾手可得的"铁的事实",竟然个个熟视无睹,只有她一人"敏锐地"出来揭"秘",这绝对背于情理.事实是,她至今没有提出任何可信的证据,她的"考证"不合于学术规范,她的选题不具有学术价值.     

蒙昧中的民主之光--《学校》主要教育思想及启示

黄宗羲<学校>一文所包含的主要教育思想,如公其非是于学校,民主推选郡县学官、太学祭酒等,都具有深入研究的学术价值.对这些思想进行梳理,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西之间:轴心时代文化转型的比较--以《周易》为透视文本

中国文化形态在轴心期发生了第一次大转型由神学文化形态转变为世俗文化形态.这次转型确立了作为人文主义精华的心学传统,这是今天现代化的宝贵精神资源;但同时也逐渐失落了作为"第一实体"的个体精神,这是与现代性相悖逆的.这次转型经过三个阶段(西周、春秋、战国),而<周易>文本正是其经典表征<易经>观念是其发端,<左传>筮例是其发展,<易传>思想是其完成.唯其如此,<周易>后来成为中国群经之首、百行之源.     

王安石《春秋》学思想探究——以《春秋》公案考辨为中心

"断烂朝报""不列《春秋》于学官"是《春秋》学史上的两大公案。王安石所谓《春秋》"断烂朝报"指《春秋》注解之书,并以《春秋》经发展的特点而确有"不列《春秋》于学官"之意。王安石以其经学思想区分《春秋》经与传,视《春秋》经为"难知"但"可知",对《春秋》传则由"取"到"疑"以至"不足信"。针对《春秋》中天人关系、伦理等级等问题,王安石提出"任理而无情""以道进退"。王安石在北宋《春秋》学进程中间接为《春秋》学发展指明了新的致思方向,有一定的学术地位。     

婚俗与伦理之错位——从“刺宣姜文姜淫乱”说起

在历代治诗、论诗者当中,有不少人对<君子偕老>、<鹑之奔奔>、<墙有茨>、<南山>、<敝笱>、<载驱>六诗的诗义执直接或间接刺宣姜或文姜"淫乱"之说.其实,宣姜、文姜的所谓"淫乱"是事出有因,如果我们从春秋齐国的特殊文化背景去考察,最后得知,宣姜、文姜的行为不属个人淫乱,而是一种大众化的社会行为.之所以<诗经>六诗的诗义探究者们冠以"宣姜文姜淫乱"的恶名,是历代治诗方法的错位和儒家伦理思想影响所致.     

《史记》"十表"是司马迁欲创《春秋》第二的直接表征

司马迁欲创<春秋>第二,他以"十表"为"微言大义"的直接表征,再通过<史记>的其他形式择其重点对"微言"进行注释,达到深化"大义"的目的.     

学术之胜地文明之象征--"尔雅台"析

"尔雅台"是东晋郭璞在宜昌著<尔雅注>时留下的文化古迹,历为人们称颂.本文以<尔雅>及<尔雅注>的学术价值谈起,论及"尔雅台"的不朽意义,并提出了重建、开发"尔雅台"的建议.     

从传奇改本看冯梦龙的思想世界

冯梦龙为了科举考试长久研读《春秋》,并撰写了相关著述。他深受《春秋》大义影响。《春秋》成为他认识世界的方法,这在他的传奇改本里有着深刻的反映。可以说,传奇改本成为冯梦龙参照《春秋》大义重建“世界秩序”的理想文本。     

论杜预《春秋》学在《春秋》学史上的地位

汉代今古文之争的焦点是《左氏春秋》是否传《春秋》,这个问题始终没有解决。杜预《春秋经传集解》通过确定“正例”、“变例”以及《春秋》学传授系统,并著成《春秋释例》,构建了相对完整的左氏《春秋》学体系,使《左氏春秋》从一部史书变成解经的《春秋左氏传》,标志着古文经学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同时,杜预构建的左氏《春秋》学体系,对后世《春秋》学研究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成为《春秋》学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史外传心” 与社会行动的结构——论《胡氏春秋传》的诠释范式

胡安国的《春秋传》是元、明、清初三代科举考试的官方读本,之所以能够被置于这么高的地位,原因在于其独特的经典诠释范式,即承继孟子,发扬"史外传心",以理学大义为《春秋》的书法原则;运用"理一分殊"的理论架构进行经典诠释;构建严密的分析框架以阐发义理;将义理付诸于《春秋》的文本诠释以在具体的历史案例中呈现义理,进而实现影响现实社会行动的结构,从而成为理学外王路径的展开。     

石介《春秋说》佚文考论

石介对《春秋》素有研治,撰有《春秋说》一书。考多种宋元《春秋》著述曾征引＂石氏曰＂,而这些＂石氏曰＂即指石介之说,应该都是出自今已无从获睹的《春秋说》。就诸书所引,综加辑考,得《春秋说》佚文凡八十四条。这些佚文是研究石介其人其学以及宋初《春秋》学发展演变的宝贵材料。从佚文来看,《春秋说》原书体例大概是先条列所要阐释的经文,再次以解说,形同札记。石介与孙复一样皆不专主一家,对三传及诸家注说皆有取有弃。在褒贬问题上,石介贬多褒少,亦与孙复近似。在具体经说上,《春秋说》佚文与孙复说相同和互补者占据绝大多数,足见二人《春秋》学存在着广泛的一致性。不过,石介仍然有着自己独到的思考,并非亦步亦趋。     

《春秋》《左传》平议

《史记》中有四处比较集中而详细的记载孔子作《春秋》一事，结合有关资料分析这些记载，不难看出在司马迁的心目中，孔子所作之《春秋》决不是《春秋经》而是《孔子史记》即《孔春秋》。左丘明为《春秋》作《传》一事，先秦并无记载，于史无据。乃汉儒主要是公羊家儒者傅会杜撰出来的，不可信从。《春秋考论》一书的考论是经得起检验的，其学术价值和贡献应该得到尊重和肯定，一味抹煞的态度是不可取的。     

论苏轼的《春秋》学

苏轼以《春秋》学为儒者本务,终身关心此学。他认为《春秋》一断以礼,当以观其意的办法探讨其旨；《左传》主以史实,不专为经,不专为例,最识《春秋》之用；而《公羊》、《毂梁》以义例解《春秋》有如法家,专求于绳约中,不可取。苏轼认为《春秋》立法虽严,而责人则宽。他还借《春秋》学反对王安石新法。在苏轼的影响下,在其周围形成了一个不小的《春秋》学学派。     

“《春秋》五例”与“隐义以藏用”：“《春秋》笔法”与中国文论话语的会通

＂《春秋》五例＂和＂隐义以藏用＂在＂道—圣—文＂的话语模式中逐渐成为中国文人公认并效法的权威学术话语。首先,与《春秋》笔法贵曲相似,古代文论家们认为文学创作应采用一种曲折迂回的言说方式,即不能直说,而必须绕着弯儿说。其次,与《春秋》笔法用晦涩相似,古文论家也崇尚含蓄蕴藉。第三,与《春秋》笔法之贵曲用晦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褒贬劝惩相似,有些文论家强调曲折迂回,崇尚含蓄蕴藉也是为了更好地＂美刺箴诲＂。而中国文学作品中影射技法的产生和兴盛,则既受《春秋》笔法尚＂隐＂观念的影响,也是封建专制强权政治压迫文学的结果。     

再看《春秋》笔法——以清华简《系年》与《春秋》经传对国君死亡事件的记录为视角

清华简《系年》与《春秋》经传在记载国君死亡事件时采取了不同的记述方式。《系年》在记述一国之君杀另外一国之君时均用＂杀＂字而非＂弑＂字,基本句式为＂某杀某＂,这与《春秋》经传的记载类似。但《系年》在记载国君被该国臣子所杀的时候,几乎都用＂杀＂字,这与《春秋》采用＂弑＂字表明褒贬明显不同。《系年》对孺子王被灵王所杀,灵王被公子比所杀均未非常明确地采取＂某杀某＂的记述方式,这可能源于《系年》的记述者为楚国人,所以对本国国君的遇害采取了＂内讳＂的方式。对＂弑君＂事件的不同处理,可从另一侧面佐证孔子对《春秋》确实进行了修订及＂《春秋》笔法＂的存在。     

《三国演义》的“春秋特征”及其成因

《三国演义》一书深受《春秋》的影响,具有比较明显的"春秋特征"。《三国演义》"拥刘反曹"的思想观念是"春秋大义"的体现;小说中一字而寓褒贬的"春秋笔法",对历史材料的"笔削"以及"简而有法"的叙事方式都明显地受到《春秋》的影响。罗贯中作《三国演义》与孔子作《春秋》有着相似的创造动机;《春秋》本身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另外,我国古代文学有文史不分的传统。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三国演义》"春秋特征"的形成。     

“《诗》亡然后《春秋》作”申说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这一表述包含了两个前后相联的意思:其一重点在于"《诗》亡",即何以"《诗》亡"是"《春秋》作"的前奏;其二重点是"《春秋》作",即何以《春秋》继"《诗》亡"而起。这两个问题与早期史鉴思想及儒家教化思想密切相关,并对中国传统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