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未来记》的历史观念及其政治伦理

求“新”是梁启超政治伦理的根本动因。在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中,梁启超以对“未来”“新中国”的政治想象,开启了迈向“世界历史”的现世进步观念和民族国家的政治伦理;由于“法律下的自由”、“无戒律的自由”与民族主义的多重纠葛,梁启超最终无法预想通向未来的道路,但他仍然确立了中国政治现代性的基本身位。     

进化主义原理、价值及世界秩序观——梁启超精神世界的基本观念

一般把严复看成是中国“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但是，如果我们真正进入到梁启超的思想世界中，我们有更多的理由把梁启超看成是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在中国的最合适代理人。梁启超通过把进化主义设定为普遍的公理和普遍的价值，建构起了他的合群民族主义和强权主义世界秩序观，建构起了他的社会政治变革观和社会历史进步观。梁启超的思想以多变著称，但他对进化主义原理和价值的信奉，前后基本上保持了连续性。处在民族和国家危机中的梁启超，不仅用进化主义来解释中国的困境，而且也用进化主义来促进中国的富强。他把进化主义与强权主义结合在一起，目的是急于使中国用物质力量迅速武装起来，同帝国主义展开生死竞争，但这同时也把帝国主义的掠夺正当化，他本身从而也失去了“人道”和“公理”的立场。进化主义使梁启超焦虑，但它也使梁启超具有了期望未来伟大进步的乐观主义态度。这样，中国一时的危机，似乎又成了加强梁启超未来快乐的催化剂。以上的这些看法，是本文对以往关注不够的梁启超的进化主义从四个方面进行了全面考察之后所得出的。由此我们揭示和展现了梁启超精神世界的复杂性。     

再论梁启超的民族观

梁启超于世纪之交 ,基于中国多民族的历史特点与世界发展大潮 ,将中国历史上公羊学派进步的民族观与西方近代的民族、民族主义理论相融合 ,比较系统地探析和阐发了自己对民族问题的一系列看法 ,形成了竞争进化的民族观、多元结合的民族观、动态平等的民族观、文化交融的民族观。充满了忧患意识和爱国情怀 ,贯穿着现代的变革意识和发展意识 ,表现了积极进取和乐观向上的民族精神。他不仅将民族一词首先引入我国 ,较早地将西方关于民族、民族主义的界说引进思想界 ,而且将引进传播与创新相结合 ,赋予民族、民族主义更科学的理性精神 ,更具东方特色。针对民族危难加深的严峻现实 ,他率先提出合汉满蒙回苗藏组成一个大民族的思想。并在此基础上撰写了中国近代关于民族理论问题的开山之作 ,对中国民族研究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后阿富汗战争时代”阿富汗国家治理前景:国家认同视角下的分析

国家认同是指现代民族国家的个体成员所具备的现代公民意识和对国家的忠诚,是民族国家政治体制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国家认同建构则是表示现代民族国家大力推动国家公共权威建立,使国家的个体成员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公民的措施和过程的现代政治概念。经过近13年的"反恐战争",美国及其联军于2014年年底撤离阿富汗。阿富汗进入一个新的历史转型期,但一系列不稳定因素仍制约着"后阿富汗战争时代"的阿富汗国家治理活动:中央政府的政治合法性构建困难重重、安全力量保障国内社会稳定的前景堪忧、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更是遥遥无期。上述一系列因素相互联系并相互影响,成为制约阿富汗实现长治久安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国家认同的建构对维护阿富汗各民族和谐的民族关系,缓解国内对抗与冲突,营造有序稳定的国内环境,并为阿富汗国家利益的最终实现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国家认同视角分析"后阿富汗战争时代"阿富汗的国家治理活动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预判转型期阿富汗的发展趋势。     

梁启超思想嬗变探源——以对孔子思想的评价之转变为例

梁启超一直以思想善变、多变而为世人瞩目。对于孔子思想，梁启超历经尊孔保教、拒斥孔教和倡导孔子哲学等不同阶段，最终完成了复魅。中国近代社会政治思想的时代浪潮、梁启超本人的中西文化思想以及他善变的性格特质，共同构成了他思想嬗变之源。准确认识和把握梁启超思想发展嬗变的原因，对于深入了解中国近现代社会对孔子思想的评价之发展演变，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推进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与发展，都具有较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从“群众参与”到“公民参与”——转型期我国城市社区参与模式的“革命性”转变

＂群众参与＂模式是建立在国家与社会高度统一、国家对资源的高度控制和垄断基础上。＂群众参与＂往往是出于国家政权建设的需要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社会整合和社会控制的需要。而在社会转型期,国家与社会逐步分离、市场经济唤醒了民众的利益意识和权利意识、＂单位人＂开始向＂社区人＂转化。在实行社区自治,建设基层民主的背景下,政治、社会、经济的诸多变化要求社区参与模式的＂革命性＂变革,即从＂群众参与＂走向＂公民参与＂。     

网络社会中国家意识的消解与重构

网络社会的出现使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存在形式发生了改变,同时,也使公民的国家意识发生了变化.网络社会中公民国家意识的消解表现在社会认知、社会情感、社会意志、社会行为等方面.网络社会中公民国家意识消解的缘由是:国家的政治主导力下降、经济自主性动摇、文化认同感削弱、社会系统化分裂.在网络社会中重构公民的国家意识,需要从四个方面着手,即重视网络社会的政治社会化,增强网络技术的创新力,凝聚民族文化的核心优良传统,建立网络社会的良性互动机制.     

鲁迅与郭沫若文化观略论

一百多年来的中国历史是一部行程艰苦卓绝、色调恢宏悲壮的变革史。在历史的行进速度,社会物质结构与文化结构的变化幅度,政治军事斗争、道德伦理观念冲突的激烈程度,文化价值观念和审美心理结构的转变节奏等方面都有别于世界各民族历史发展的格局。这段历史凝聚着中华民族文化自我否定的心灵痛苦,也灌注着现代中国人发现自我、解放自我,走向世界历史的喜悦和憧憬。它在两条历史发展轨迹上实现着两种变革:一是社会政治变革,一是文化思想变革。每一个先进的中国人都在这两种变革中分別为中国历史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努力。鲁迅与郭沫若就是思想变革史上涌现出来的两位文化巨人。他们依据各自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思维方式、不同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尺度,分别对人类文化,特别是东方封建文化和西方近现代文化做了独到的估价,共同为中国现代文化的建立与发展做出了杰     

民间组织与现代民族国家之构建——1901-1949年中国工商行业性组织功能探析

在现代民族国家建设中,将从前在国家法律规范之外的会馆、公所、同业公会等民间组织纳入了国家控制的目标,并以辅助官治的名义获得了合法性,在近代中国地方社会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这些民间组织并非西方民族国家构建经验中的市民社会,而是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产物,与其西方的对应物发挥的功能大相径庭。近代中国精英组织网络在地方社会治理中发挥的功能,必须放在中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宏观视野下考察。在国家基础结构能力薄弱的背景下,国家采取了利用民间组织渗透和嵌入社会,以弥补国家基础性权力不足的策略。由此,国家实现了将合法性基础扩展到社会精英阶层、增强国家渗透能力、平衡社会动员和政治控制、增进国家绩效合理性、提高国家整合程度等目标。但这种利用民间组织构建国家主权的策略,却有着以下缺陷:政策执行效力不稳固;国家渗透能力和支持基础仅限于精英阶层;妨碍了公民权的形成;降低了民间组织的动员能力。最终,这种国家构建策略在新中国建立后被彻底改造旧的社会组织的策略所取代。     

国家关怀与政治共识的建构

政治共识是现代国家建设和国家治理的基础和前提,而一个具有高度政治共识的国家又必定是民众具有高度国家关怀意识的国家,唯有如此,这个国家才具有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才能在国际社会中具备长期的成长性。面对国家关怀意识淡化导致的政治共识缺失的现状,中国要维持长期的稳定发展,必须以凝聚国家关怀意识为突破口,逐步重建政治共识。     

论转型期政治认同的分析与重构

在政治发展理论框架下研究中国转型期政治认同问题,需要借鉴西方政治发展理论中的现代化视角,也需要关注马克思主义政治发展理论中关于发展阶段、经济基础与政治发展关系的论述。中国原有的政治认同在现代化与民族国家互动、经济体制变革、社会阶层分化的大背景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国转型期的政治认同重构必须围绕建立各阶层利益整合基础上的利益认同、兼顾价值取向与工具取向的制度认同、执政党意识形态与应然社会价值相协调的价值认同几方面而展开。     

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思想来源及形成

中国传统民族主义思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华夏中心”观,二是“华尊夷卑”观,三是建立在“华尊夷卑”观基础之上的“华夷之辨”或“夷夏大防”的观念。鸦片战争后,随着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传统民族主义的这三种观念虽然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人们开始萌发出新的世界观念和民族意识,但作为一种已根植于民族血液之中的思想,它不仅没有随着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而完全退出历史舞台,相反在20世纪初这一特定的历史场景下,还和西方的近代民族主义一道,共同构成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思想来源。西方的近代民族主义首先是由梁启超介绍到中国来的。就梁启超和知识界的其他一些人对于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的介绍和宣传来看,第一,他们都认为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的实质就是“民族建国”,而“民族建国”所要建立的是单一民族的国家;第二,他们介绍和宣传的主要是德国和意大利的民族主义;第三,他们都视民族主义为救亡图存、建立民族国家的不二法门。但到了1903年后,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思想发生了一些变化。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形成于20世纪初。推动这一时期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形成的主要有两种力量,即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和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立宪派。辛亥革命前后,建立独立、民主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成为革命派和立宪派的共识并得到确立,标志着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最终形成。     

梁启超《新民说》论纲

梁启超《新民说》的理论依据是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论”。依据这种“－”之性决定群之性的理论地认为中国国民素质的低下仍是中国积弱“基因之重大者”。因此，中国欲图振兴，必须从“新民”下手。所谓新民，就是提高中国的全民素质，造就具有新的价值观念，新的精神风貌，新的生活方式和社会能力的一代新人。这才是中国得以现代化的根本保障。梁启超没有把中国的现代化仅仅局限于物质和制皮层面，而是突出了人的重塑，即人的现代化，这对当时中国人更全面地理解、把握中国的整体现代化，无疑是有益的。但是，受“社会有机体论”的影响，梁启超得出“中国之勇由于民愚”的结论不免倒果为因。他离开社会的变革，特别是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来讲新瓦，势必不可能收到显著效果。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变革与现代中国的伦理转换

本文认为现代伦理变革有三个值得注意的特点：伦理变革与儒学在中国的历史命运构成相互诠释的关系；与民族危机、文化冲突相关联；与政治革命、社会革命相同一。战争年代形成的是“军事共产主义”的伦理精神，“文革”以前的伦理则在相当程度上是前者的延续，它以“一大二公”的经济制度和特殊的政治体制为保障。民族生存发展的压力、革命时期的伦理、反封建与反资本主义的双重任务、苏联模式的移植，构成中国伦理现代转换的重要背景。如何处理伦理与经济的关系、批判与继承的关系、伦理与政治的关系，构成现代伦理转换必须解决的三大难题     

自除心奴始自由——梁启超自由思想析论

近世梁启超不遗余力宣扬自由。其自由思想主要表现在赋予自由以普世价值,注重政治自由之争取,强调自由所蕴涵的群体维度而倡“团体自由”,并认为自由重要的品性是自除“心奴”。与密尔自由思想比较,梁启超的自由思想内在地承负了更多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特质,它无疑引人深思:在中国现代性转型过程中,如何才能建立自由独立又合道德理想的社会。     

政治发展的最终目标和阶段

明确目标是制订政治发展的基础。政治发展的最终目标:一是指政治发展的终极目的,即是人在政治上的全面发展,它包括人的政治素质的提高、人的政治能力的提高和潜能的发挥、人在政治上的彻底解放、人的社会政治价值的全面实现;二是指政治发展的最高目的,即是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自由人联合体”。历史过程中出现的若干中心点可以作为社会政治发展的起点。近现代政治发展的起点是民族国家的建立。从结束前民族国家状态到实现自由人联合体的最高目标,这中间大致要经历七个发展阶段:建立统一的独立的民族国家,集权政治,低级代议民主制,高级代议民主制,半直接民主与代议民主相结合,人民自治,社会自治。每一个阶段都有相对独立的政治发展的分目标,从第一个目标到最高目标呈阶梯式上升。     

梁启超、梁思成的建筑意播种与传承

梁启超一生致力于面向国民与社会的科学文化和民族精神传播。他所理解的"建筑",作为表达"强国新民"的政治理想和复兴民族文化的载体,蕴含着深刻的人文性和民族精神;通过人文精神的建筑教育,他引导儿子梁思成、儿媳林徽因共同走上了开创中国建筑历史的研究之路,赋予他们作为建筑师的自觉的民族意识和凝聚历史感的时代关怀。     

留学生与民族国家的想像——从《新中国未来记》看梁启超小说观的现代性

《新中国未来记》中表现出来的未来与现实的强烈对比,表达出作者对追赶西方国家的现代化焦虑;小说中“留学生构建民族-国家”的主题,开创了具有历史现代性的留学生小说类型;梁启超把小说用于宣传历史现代性,即将小说作为构建民族国家共同体的现代性话语,以推动民族建设与革命进程,对于五四文学革命的发生乃至20世纪的中国文学潮流有着前瞻性的引领作用;此外,从留学生主人公的角色设置到叙事时间的倒叙手法,《新中国未来记》均仿自西方政治小说,显现了梁启超试图调和历史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之间矛盾冲突的努力。     

"民族国家"语境中的个人图像

现代的政治个人观是掩藏在政治思潮纷争背后更为基本的话题。现代中国思想家是在“民族国家”的语境下讨论政治的个人观的。陈独秀和杜亚泉等思想家已经揭示出“五四”时期三种不同的政治个人图像:作为“国民”的个人、与“国家”划界的个人和作为“材料”的个人。现代中国思想家对政治个人观的阐释,主要不是进行事实性的描述,而是进行话语的创制,是依赖于“民族国家”叙事和“个人—国家”论述模式的一种创制。     

趋势与启示:经济全球化视野下的政府治理变迁

经济全球化不断改变着国内外经济与政治之间的相互关系,并对民族国家的政府治理提出了许多挑战。然而,我们应当参与经济全球化,将经济全球化作为培育市民社会、建设法制政府和学习现代治理理念的一种良好机遇,以促进未来中国的政治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