叠加的镜像:土改多质性的微观审视——以四川绵阳为例(1950—1952)

20世纪50年代初的土改运动是多重话语支配下的产物,其间各种因素交叉互动,合力塑造着这场运动的历史镜像。政治伦理与民间伦理的融合为诉苦动员赋予了经济、政治以外的道德意义,利益和情感的勾连给农民参与斗争地主提供了双重动机,而中国共产党着力培养的新的乡村精英则兼具现代官吏和传统循吏的复合特征。阶级政治虽然是土改运动的主导性权力诉求,但它并未排除乡村社会的所有"他者"。土改运动呈现出的多质性是民主革命进入传统乡村后的必然结果,反映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复杂面相。     

土地改革与农民政治意识的觉醒——以建国初期的苏南地区为中心的考察

文章主要以建国初期的苏南土改为例,对中共动员农民参与土改运动及农民在土改运动中政治意识觉醒状况进行剖析。笔者认为,政治意识淡薄、政治地位低下的农民之所以能够激发出高昂的政治热情,爆发出惊人的政治能量,与中共在土改中的动员和教育密不可分。政治意识觉醒后的广大农民,踊跃参加乡村各种政治组织,积极参与各种政治活动,成为中共领导的农村基层组织的骨干,从而根本改变了乡村社会的政治格局。      

建党百年中国乡村政治文化演进的基本特征与经验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民、农村问题一直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中心问题.与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开展工作的百年历史过程相对应,中国乡村政治文化也经历了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文化到社会主义乡村政治文化的演进,中国农民的政治价值观实现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党通过对广大农民群众传授文化知识,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党的政策,帮助农民接受民主革命思想和培养权利意识,总体上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文化;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化成为中国乡村政治文化的最主要特征,以乡村精英为主要载体的政治文化与之形成互动,成为党在乡村推进基层民主选举进而构建民主的政治文化的工作依据.可见,探究党领导中国乡村政治文化演进轨迹与规律,对构建新时代中国乡村政治文化、助力乡村现代治理意义重大.     

刘少奇关于土地改革的思想主张及其历史作用

刘少奇在土地革命时期纠正查田运动中错划阶级成分的“左”倾错误;在抗日战争时期提出发动群众起来斗争的思想主张,并具体指导了山东根据地的减租减息运动;在解放战争时期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平分土地的思想主张,并检讨、纠正土改运动中“左”的错误;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很好地吸取了土改运动的历史经验教训,刘少奇能够指出“绝对平均主义”的“空想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对发展农村生产力的危害性,并提出我国集体农业经 济发展的正确思想.这些思想主张为中国共产党完成土改这场深刻的社会变革作出了重要贡献,并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的土地革命理论.     

建国初期乡村社会的变迁——以农民教育的效果为中心

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对广大乡村的农民进行了规模宏大、形式多样的思想文化教育和业余文化教育,使得乡村的政治、经济状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与之相适应的乡村社会也呈现出崭新的面貌,主要表现在农民职业的分化、心理的转变、参政议政热情的高涨、社会风气的变化等,这些改变有利于国家政权的施政,为以后历次政治运动的展开提供了条件。     

“身体的叙事”——阎连科小说的一种读法

阎连科在有意无意之中,将叙事的秘密埋藏在了“身体”之中.通过身体,阎连科大体展现出了三种叙事追求:首先是乡村启蒙叙事;其次是作为反启蒙叙事的“乡村发现”以及对革命政治的反省;第三是讲述知识分子的精神堕落,表现出对自我与时代的双重反省.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生成逻辑探赜

“不断革命”是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革命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标识。丰富的革命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和丰厚政治资源。始终高扬革命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保证。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夺取政权需要革命精神，推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样需要革命精神。对于不断发展的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而言，中国共产党以自我革命推动社会革命未有穷期。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在完成历史使命担当的历史进程中，处理好理想与现实、资本与劳动、政府与市场、科技与社会、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关系，都需要不断增强革命精神。“革命理想高于天”诠释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共产主义崇高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而努力奋斗的坚定意志。     

"革命"研究:革命的原因、性质和目的--从《国家与社会革命》谈起

茜达·斯科克波尔《国家与社会革命》是西方“革命学”研究中影响较大的一本书。该书认为在法、俄、中三国革命中,对外战争失败导致革命;区别“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的标准是有没有农民造反,革命的目的是“创建国家”。斯科克波尔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革命的根本原因是社会转型的需要;农民问题也不能作为判断“社会革命”的惟一标准;至于是革命推翻了旧国家还是旧国家的崩溃才引发了革命,显然是前者。     

“底层社会与抗争性政治”还是“基层社会与创造性政治”——农民政治行为两种分析框架比较及重构

农民政治行为研究有两种分析框架,“底层社会与抗争性政治”分析框架渊源于农民政治行为“顺从与反抗”的经典模式,关注底层社会及其抗争性行动。“基层社会创造性政治”分析框架从三个方面批评“底层社会与抗争性政治”分析框架,一是认为其误解了1949年后的国家与农民关系；二是指控其革命意味太浓；三是认为其未看到农民抗争行动的创造性后果。同时,从重新界定当代中国国家与农民关系、以“基层社会”取代“底层社会”和以“创造性政治”取代“抗争性政治”三个方面建构自己的分析范式。二者在分析范式、研究对象和学术影响三个方面各有不同,融合二者,重构一个“底层社会与抗争-创造性政治”分析框架对农民政治行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农村社会管理模式的变迁——从解放初期到人民公社化运动

解放初至20世纪50年代中国农村社会管理模式的变迁体现了上层的国家主张和下层农民实践的相互博弈.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国家通过划乡建政、民主建政及土地改革运动构建了乡村基层政权,是为农村社会管理的新起点;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农民参与合作化和集体化由最初的自愿被不断强化的社会动员和强制所取代,农村社会管理模式建构也发生了由村民作主向政党代民作主的转向;“大跃进”中催生的人民公社标志着高度集中的农村社会管理模式的形成.总之,中国共产党通过一系列政治运动,一步步地将外在于政治的广大农民整合到国家政权体系之中,从而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国家对乡村社会真正而有效的控制.     

中共革命与冀中乡村社会流动（1937—1949）

不同于传统的乡村社会流动,1937—1949年冀中乡村的社会流动是中共革命主导下的社会流动。这种政治外力主导下的社会流动跟西方社会学语境下的社会流动也存在着本质上的不同,因为这种社会流动的运行所彰显出的并不是冀中乡村社会经济的高度发展,而是冀中乡村社会经济结构的剧烈变迁,同时也凸显出了中共革命下冀中乡村社会的开放程度之高。在中共革命所主导的社会流动机制中,冀中乡村的地主和农民还都表现出了明显的理性,使中共革命的实践一度变成了世俗化的社会运行,地主和农民所选择的实际路径就具有很明显的博弈性质和理性色彩,是一种在综合思考中共政策、地方环境及自身条件三方面内容的基础上所做出的选择。     

政党下乡与乡村干部政治录用

20世纪,党的政治动员激发了农民政治参与的热情,并通过建立乡村政权组织实现了对乡村社会的政治整合。在这个过程中,以阶级成分、革命道德和对党的忠诚为标准录用的农民干部成为党整合乡村社会的重要力量。一旦他们的作风偏离了党的政治理念,党就直接通过垂直深入乡村的权力机关开展整党整风运动以达到干部整改的目的,由此形成了政党下乡过程中乡村政治的发展模式。     

继续革命时代中国农民政治心理探析

个体的政治心理是自身所处政治环境的产物。在继续革命年代,轰轰烈烈的乡村政治运动塑造了这个时代的农民政治心理特性。在此期间,中国农民的政治心理从总体上突出地表现为权威主义政治人格的“转化”、平均主义政治价值的“强化”及革命主义政治态度的“异化”这三大特征。     

继续革命时代中国农民政治心理探析

个体的政治心理是自身所处政治环境的产物。在继续革命年代，轰轰烈烈的乡村政治运动塑造了这个时代的农民政治心理特性。在此期间，中国农民的政治心理从总体上突出地表现为权威主义政治人格的“转化”、平均主义政治价值的“强化”及革命主义政治态度的“异化”这三大特征。     

习近平对毛泽东赶考话语的继承和发展

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话语中,“赶考”是中国土生土长的概念。毛泽东在总结李自成所领导的农民革命的兴衰成败中提出赶考话语,并提出“我们决不当李自成”,坚持“两个务必”。习近平高度重视毛泽东提出的赶考话语,提出走好新的赶考之路,坚持“三个务必”,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习近平以史为鉴,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的赶考话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个结合”。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的农民思想教育刍议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在革命实践中深刻地认识到农民力量的伟大，开创性地把农民放在革命的主体地位。农民阶级的自身局限性、革命队伍的壮大、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决定了必须对农民进行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教育，以满足革命形势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优先发展农村农业、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当前，面对农村意识形态教育相对薄弱、农民文化素质普遍落后、农业增收陷入瓶颈的现状，科学借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的农民教育思想，重视加强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克服农民的意识形态短板，激发农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对于深化农村改革发展、助力乡村建设行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具有重大意义。     

苏维埃土地政策的政治诠释

解读中国共产党在苏维埃时期的土地政策,不宜从现代产权理论中关于土地权属的基本要素着手,而是应该更多地置于当时的客观环境特别是政治因素来评判;苏维埃时期的土地政策,有鲜明的阶级性、不确定性、依附性和强制性;苏维埃土地政策的实施,解构了传统乡村社会的权力结构、经济基础,建构了中国共产党革命年代的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苏维埃土地政策既与国家现代化进程目标相呼应,也宣示了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取向。     

新民主主义革命早期毛泽东农村调查 研究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新民主主义革命早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通过大革命时期实地考察了湖南等地农民运动，在土地革命时期深入调查了边界根据地农民的经济、政治、文化状况，全面和深入了解了农民阶级状况。然后，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和观点全面分析了农民的悲惨生活状况、传统政治理想和传统文化特征，肯定了农民运动的正当性、农民的革命精神、农民追求公平的政治理想，批判了农民绝对平均的思想和封建宗法迷信心理。在此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对农民革命精神和政治理想进行正确引导，使马克思主义社会理想与中国农民的革命要求、政治理想和文化价值得以相融相通、产生共鸣，从而通过调查研究方法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嵌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新型乡村治理模式及实践分析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产生并参与到乡村经济、政治和社会建设之中,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乡村治理模式嵌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乡村治理模式。这种治理模式不同于“乡政村治”制度性及其他非制度性治理模式,它是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与乡村治理结合的产物。这种模式的产生是市场经济内生的要求,渗入了市场运行、市场竞争的元素;其内容包括经济参与模式、政治参与模式和社会参与模式;它在实践中产生了促进农民增收、政治民主、社会和谐,以及乡村治理方式、制度机制的创新发展等效果。     

苏南土改中的知识分子问题

知识分子问题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对这一问题解决的成功与否,影响着整个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在苏南土改中,中国共产党从团结的角度出发,根据具体情况给予知识分子政治和经济上的各种政策照顾,并把土改运动作为教育和改造知识分子的手段。这种做法不仅保证了苏南土改的顺利进行,而且有利于实现中共入城之初争取知识分子的策略。这是中共建国后改造知识分子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