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世界”的中国理念及其对当代国际关系的意义

＂和谐世界＂的国际关系新理念已成为当代中国国际战略思想的重要内涵和国际战略的重要目标。＂和谐世界＂政策是＂和谐社会＂政策的国际延伸。＂和谐世界＂理念根植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与哲学;秉承了中国外交一贯的价值观;是中国外交新阶段的标志性话语符号。＂和谐世界＂所提出的目标和展示的观念代表了一种顺应时代潮流、代表人类共同意愿的国际秩序的新构想、国际政治理论的新范式、国际关系未来的新憧憬。     

当代中国外交中意识形态建设与国际话语权建构——基于中国外交话语分析视角

外交话语不仅是外交实践的工具也是外交中意识形态的载体,而国际话语权也是通过外交话语加以建构的,外交话语之所以能产生国际话语权,很大程度上在于它所蕴涵的意识形态在国际上被广泛认同。从中国外交话语变迁来看,60多年来,中国外交中意识形态经由了从革命型意识形态到发展型意识形态的深刻转型。从中国外交话语特点来看,当代中国外交中和谐型意识形态建设的方向是扬弃阶级性与体现人民性、包容多样性与富有批判性、保持民族性与赋有国际性。从中国外交话语传播来看,当代中国国际话语权建构的主要任务是构建中国外交话语体系、推进理论研究、拓展话语平台和创新话语表达方式。     

改革开放40年中国的政治文化研究:领域、议题与总体趋势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政治文化研究主要包括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研究、中外政治文化比较研究、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研究三个方面。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研究中,王权、宗法伦常、经学教化、士大夫与官僚、民众与政治的关系等成为研究的重要问题;在中外政治文化比较研究中,全球化与政治文化、相关国家和区域的政治文化为学界所关注;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研究则主要讨论了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转型路径、主要政治亚文化、政治信任、政治效能感等问题。40年来,中国的政治文化研究始终坚持其价值追求、现实关怀和国家视野,在探索中不断推进,呈现出从整体性研究到关注关键历史节点、从中西两分到全球认知、从现代化的道路探讨到议题分析的重要转变。     

新时期我国政治文化发展的客观必然性

本文致力于对新时期我国政治文化发展的探究,中国政治文化的发展经历了古代到近代、再到当代的进程,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文化,它脱胎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在当代表现为由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受传统政治文化和西方政治文化双重影响、并在此过程中不断发展的态势     

中国和平发展外交目标的认知视角分析——以中国在达尔富尔问题上的外交目标设定为例

文章从外交目标设定的认知视角出发,对中国在达尔富尔问题上的经济、政治、安全和文化外交目标进行了个案分析,认为中国在达尔富尔问题上的外交目标设定不仅是综合"自我认知"与"他者判断"后得出的科学判断,更从中折射出了当代中国外交的新理念.     

论中国外交观的传统文化渊源

中国传统文化的世界观强调在平等互尊的基础上,在国际交往中坚持诚信互利,从而达到各方的和谐共处。这种"和合"观对当代中国外交产生重大积极影响,是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重要渊源。     

传统"和"文化与现代新思维——文化哲学视野中的和谐社会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当代中国的新主题,而中国传统“和”文化则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资源。本文以文化哲学的视野,从和谐的文化精神、和谐的价值理念、和谐的哲学思维三个方面,论述了传统“和”文化对于确立现代新思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意义。论文强调要立足时代,立足实践,培育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和谐文化,使建设和谐文化与构建和谐社会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论江泽民“和而不同”的外交理念

江泽民“和而不同”的外交理念是中国传统文化精髓与当代国际关系创造性的结合，既是对周恩来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求同存异”外交方针的继承发展，也是对邓小平和平共处外交主题的发扬。其内涵主要表现为：第一，主张建立国际新秩序。第二，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第三，强调世界的相互依存。它不仅对中国外交实践产生了积极影响，而且为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进一步发展“和谐世界”的外交战略提供了清晰的指导。     

和谐世界理念的渊源、蕴涵及其时代价值

"和谐世界"理念是一种充满民主精神,具有全球眼光的全新的世界发展观,已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重视和广泛赞同。它具有深厚的理论渊源,既吸收和借鉴了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有益思想,又是对中国几代领导集体和平外交思想的升华。"和谐世界"理念内涵极为丰富,蕴含着从实现国家利益之间的和谐、世界的共同进步与繁荣到实现不同文明之间的和谐相处。从现实主义角度分析,它是理想主义为实现国际社会的公平与善治而设计的新范式,也是为满足世界不断变化需要而创造具有东方意蕴规范理论的一次伟大尝试。     

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略论

本文审视了中国传统文化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探析了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价值意蕴,提出了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中挑战和对策。     

“兴灭继绝”与“以夷制夷”——试述传统政治文化对晚清东亚外交的影响

依照文化(主要是政治文化)影响国际关系和各国外交的理论,前者对国际关系和各国外交存在着诸多方面的影响.施政惯例是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各国外交中的作用主要是为各国外交行为体的外交行为提供相关的策略资源.在晚清的东亚外交活动中,统治者充分运用了"兴灭继绝"和"以夷制夷"这两个具有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特色的施政惯例,以此促进了规复琉球和劝导朝鲜主动开国这两项政策的制定,并对相关外交政策的实施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浅谈和谐视野下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模式

高等学校作为培养、造就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摇篮,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阵地。因此,构建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应以和谐为理念。和谐的本质和内涵、提出的时代背景与中国传统文化中丰富的和谐思想,决定了将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纳入和谐视野下。和谐视野下的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包括从教育目标到教育内容、教育主客体、教育环境、教育方法、教育管理等各方面都协调、匹配,共同作用于高校学生的全面、协调发展。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社会稳定

社会稳定是具有深刻蕴义的文化问题。中国特点的社会稳定取决于人民 ,由人类的自身和谐 ,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亦即通过修身实现人际和谐 ,通过治国实现群体和谐 ,通过平天下实现天人和谐。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价值取向 ,是其中心价值系统的现代转化 ,即对优秀传统实行弘扬超越 ,实现文化价值观的升华 ,成为中国特点社会稳定的文化底蕴     

边疆民族地区政府社会管理分析研究的理论视角

政府社会管理在加快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方面发挥着主导作用。对边疆民族地区的政府社会管理,本文从政治文化、社会结构、政府职能和社会政策的视角,进行了分析透视。在中华民族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和统一的政治体制下,边疆民族地区政府社会管理体现了我国社会管理的一般性规律,但更由于民族地区独特的行政环境,在政治文化、社会结构、政府职能以及社会政策等方面的诸多差异,而使其政府社会管理呈现出特殊性的一面。     

阶层分化与政治和谐

我国社会阶层分化对于政治和谐发展固然有其进步性,但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阶层分化所带来的是利益主体和政治诉求的多元化,这与现有政治体系存在诸多的矛盾和冲突,给中国的政治和谐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和挑战.政治和谐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应有之意,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的重要目标和重要标志.正确地分析阶层分化对于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不和谐效应,探寻与当前形势相适应的有效的政治稳定机制、完善的政治参与体系和政治整合策略,以化解阶层分化带来的不利于政治和谐的张力,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谐,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有重要推动作用.     

战争责任问题与革命外交遗产

战争责任问题在20世纪末已进入跨国司法程序。但由于它与战后中日关系和新中国外交的历史渊源,作为政治遗产的战争责任问题和作为思想遗产的革命外交,在后冷战时代与亚太地区的国际政治格局发生了复杂的互动、共生关系。日本学者从历史、社会学、国际政治学等视角对战争责任问题已有相当的研究积累;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在这一问题意识下对战后中日关系和中国外交的再探讨是不可回避的课题。     

中国传统文化与郑和下西洋

“天子有德四海来归”的传统文化资源,对于通过武力夺得皇帝宝座但却缺乏政治权威的朱棣来说,提供了一个通过对外交往来改变自己“篡逆者”形象的行动指南。而郑和使团面对着不同宗教信仰所坚持的“和而不同”立场,和对某些海外势力的挑衅行为所采取的“以德服人”方针,也确保了朱棣赋予他们的外交使命的成功实现。     

中国的日本论和对日外交危机

中日关系由“靖国神社问题“造成的政治僵局经“破冰“、“融冰“以后,日本在各问题领域全方位向中国施加压力,给中国对日外交造成了困难的形势。从学术研究的意义上检讨,中国对日外交的危机实际上是由于中国日本论的意义和知识系统发生了危机。只有认识得到中日关系的基本结构,只有自主实证的日本学知识、主体性健全的国际政治思想和以这种知识、思想为支撑的理性外交政策,才可能为化解中国对日外交的危机提供乐观前景。     

唐玄宗以孝驭官动因及实践探析

在以小农经济为基础、以地缘和血缘紧密结合为特征的政治生态环境之下,孝成为中国古代最原始、最稳定的文化基因之一,既是伦理道德范畴的价值准则,又是社会政治领域的行为规范。胡汉混血的特殊家族背景和登基为帝的庶子身份,又使唐玄宗对其尤为推崇。他亲为《孝经》作注阐释孝理,把“孝治”思想上升为重要的治国原则,以孝驭官。通过对官僚阶层进行孝道规范教育,维护和传递以忠孝节义为核心内容的政治文化,实现和巩固政治秩序的和谐和国家政权的长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