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选民的“政治动物”和“理性动物”双重属性

如果说锻造民主理想的工具是观念，那么实现民主的途径必须是选举。选民及“代议士”具有“政治动物”和“经济动物”双重属性，正是选举产生的民主制度使得每位公民有机会敢于、愿意参与政治，从建设和完善选举制度为核心来建设中国的民主政治制度乃是必由之路。     

政治精英与中国的村民自治:经验与意义

精英视角的确抓住了农村民主化过程中的重要内容,并且为洞悉农村民主甚至到整个中国民主化的未来提供了重要的视角。经过多年的农村自治的实践,人们逐渐认识到,各级政治精英①对农村自治的民主质量起着关键作用。本文关于中国乡村民主的政治精英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正逐步走向“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这种精英领导的民主模式的特点是操作主体的“体制内”、渐进式发展的、实用主义的、“民主的马基雅维利主义”的、薄弱的市民社会和政党竞争之缺乏。中国的案例有很重大的意义,它代表着通过村民选举和自治来实现政治改革的伟大尝试。村民选举、村民自治的发展经验不只解释乡村民主的发展,同时也能帮助了解中国更高层次的民主化。本文从四个方面对其理论与实践意义作了总结:村民选举与新农村政治、农民阶级与民主政治、政治精英与民主发展模式、农村民主与国家民主化。     

选举与协商:和谐社会的民主政治建设

民主政治是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民主政治的实质是人民当家作主,行使公民对政治的参与权。公民的参与不仅指通过选举赋予政府合法性和决定行政首长的去留,还包括对有关公共决策和公共事务的协商。选举是民主政治的基石,协商是公共政策获得合法性的重要形式,这两者都是建设和谐社会民主政治的基本途径。     

新加坡选举文化优化探析——以2011年国会大选为例

新加坡选举文化的嬗变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其政治体制的改革方向和民主进程.近年来,在执政党的主导下,新加坡的威权体制中的民主因素开始增多.2011年国会大选被普遍认为是新加坡的“政治分水岭”,反对党首次夺取了集选区的胜利.也正是由于人民行动党主导的选举文化的优化,这次大选也被学者称为“新加坡民主的成人礼”.此次大选被注入了更多民主、理性、多元、和谐等正面元素,推动了新加坡选举文化的进一步成熟.人民行动党对选举规则的调整,增强了选举文化的公平性;新加坡各政党之间的斡旋与竞争渐趋理性,使选举进程中政党关系向规范化迈进;选民的政治理性水平日趋提升,促使选举文化主体的成熟.这次大选对新加坡选举文化甚至政治文化的优化,使人们有理由相信,新加坡独特的民主模式也正在自我调适之中.这次大选是新加坡在政治民主道路上迈出的重要一步.     

协商民主的价值定位及其发展的可行性——基于中国非竞争性政治形态的分析

协商民主在生成属性、价值目标和政治实践等方面内在契合中国非竞争性政治形态.基于中国民主发展的需要,应从以下四个方面对协商民主进行价值定位:一是体现为一种非竞争性的民主形式,二是弥补选举民主之“赤字”,三是具有与选举民主同等重要的地位,四是超越选举民主之内在价值.从政治体制改革、经济社会结构、政治制度、文化资源以及民主实践等途径和条件来看,中国协商民主发展具有现实可行性.     

论改革和完善选举制度，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如何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是今后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选举是扩大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领域。当前，我国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必须通过改革和完善党内选举、人大选举和基层群众自治组织选举制度，以党内民主促进人民民主，推进政治文明建设，构建和谐社会。     

论构建中国特色的选举文化

近代以来,中国的选举文化长期是荒芜和落后的,严重阻碍了民主政治发展进程,亟待改造重构.从多维度视角展望,中国特色选举文化应是先进的政治文化,参与性为主导的公民文化,对选举有高度积极取向的民主文化,具有民族性和普适性的现代文化,崇尚权利和法治的法律文化.构建的路径:一是把握三个关键点,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确立价值系统、稳控渐进的历程;二是开辟三条主渠道,发展市场经济、推动选举制度的完善实践、普及选举宣传教育.     

中国选举民主:从广度到深度

1978年以来,中国的选举民主出现了显著的进展,从广度上体现为村委会选举、社区居委会选举、乡镇长选举、乡镇党委选举以及人大代表的选举等方面;从深度上看,选举的广泛性、公平性以及竞争性均有所加强。这些选举领域的进步来自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经济改革与社会转型所带来的人民政治参与意识的提高;二是党和国家对政治改革和发展民主必要性的认知与推动。中国选举民主的发展表明,中国共产党在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中,不断提升其对人类政治文明普世价值的认同,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和国家治理的需要,逐步提高民主政治建设的程度。     

安福国会议员选举论略

国会选举是民主政治的重要一环。长期以来,安福国会一向是作为民初中国民主政治腐化与衰败的政治符号而存在的,更普遍地被学界认为是军阀玩弄强权与实力的一场政治游戏。综合考察安福国会议员选举的过程,我们会发现,相对于民初第一届国会选举而言,它有更多的腐化与堕落的烙印,诸如选举过程中严重的贿选、包办与舞弊问题等,但选举法律的制定与选举形式的存在,无形之中便标注了其堕落的底限。客观而全面地考察与评价安福国会的选举,将有助于更清晰地把握民主政治在中国的走向。     

日本国会选举研究：历史、理论与启示

日本是近代第一个建立宪政民主的非西方国家，其国会选举始于19世纪90年代，先后经历过三个发展阶段，即从战前官僚权威体制下的“规制民主”、战后初期占领体制下的“强制民主”到逐步走向“法制民主”，并被当今各国政治学者公认为“亚洲最成熟的民主体制”。对日本由“移植民主”向“本土民主”转化过程中，国会选举对其民主政治发展重要性的分析评价，能够为我们认识东亚地区民主化进程的前景提供有益线索。今后，“加强公民教育”、“合理管理选举”、“清除选举腐败”是日本选举政治发展中必须注意的三个问题。     

协商合作:未来民主政治发展的主流方向

协商合作理论和实践在当今世界范围内的复兴与深化,正不断地彰显着这一古老而新兴的民主形式在当代民主政治中的旺盛生命力.协商合作内在的多元性、包容性、妥协性、交互性的特点和优势,使之与选举竞争一样.已经成为当代民主政治的重要实现形式.协商合作作为当代民主的重要形式,不仅在多个维度上推动了民主政治理论和实践的发展,甚至可以预测它将成为未来民主政治发展的主流方向.     

论公民选举权保障制度

选举制度是现代国家民主政治制度的基础,选举权是公民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民主权利。公民选举权的实现需要选举制度保障,而保障公民的选举权是选举制度产生和嬗变的历史动因,也是选举制度发展的价值目标。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选举制度不断完善,公民选举权有了更切实的制度保障和物质保障。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公民在行使选举权时还受到了诸多制约。因此,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吸收国外成功的经验,参照有关国际法律的规定,不断丰富公民选举权的内容,拓展其范围,创新其实现形式,完善选举制度,强化其保障措施,仍然是我国民主政治发展、和谐社会构建和人权保障中面临的重要任务。     

强化党治的普选仪式——1931年国民会议代表选举探讨

国民政府时期的国民会议代表选举相比清末和北洋时期的全国普选有重大的倒退.国民党内执政派系将此次国民会议视为给自己加冕和强化自己武力统一合法性的机会,未有扩大政治参与,与党内外精英分权的想法.参加国民会议的合法政党只有国民党一个党.公民的选举权获得要经过党部的许可.选举机构中没有其他群体的代表,只能体现国民党的意志.选举投票时采取记名投票法,便于选举操纵.党部对选举过程进行了控制和干预,选举自由度很低.这样的选举丧失了民主的精神,它本身也成了新的反蒋借口.     

代议制下精英民主理论之再述

由于全国性的直接民主运作成本高昂,使得现代巨型民主以代议制为主,代议制民主又与选举制度紧密勾连,而竞争性选举往往会产生政治精英,这便可能会导致民主与精英之间的二元分裂。随着精英理论对民主的工具性改造与程序性转变,精英民主理论为各国学者所认可与接受。民主的关键不在于是否存在着政治精英,而在于人民能通过选举等制度设计将其行为限制在制度框架之内,对人民负责,在重大问题上人民有最终决定权。     

现代公民政治参与的主要形式分析

现代公民政治参与的主要形式有多种:政治选举和罢免是公民政治参与最重要、最基本的形式,其实施意味着公共权力的委托、授予,意味着公共权力源于人民,它关乎公共利益;政治集会和结社都是为实现某种共同目标的民众聚集,旨在影响政府决策和权力运行;政治对话和政治协商是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重要环节,是强化民主监督的重要载体,是提升政治合法性的重要途径;政治监督旨在促进公共权力运行的有序性和规范性,开放、适度的政治批评有利于促进政治参与、活跃政治生活、净化政治空气、规范政治行为;利益表达迫切要求完善利益均衡机制;全民公决制度则试图弥补间接民主制的缺陷和不足。对现代公民政治参与的主要形式展开系统分析,目的是期望对深化公民政治参与理论和推进公民政治参与实践有所助益。     

竞争性选举与民主——熊彼特的民主理论新析

熊彼特否定了以“人民的统治”为基础的古典民主理论,提出了竞争性选举的民主理论．以竞争性选举的民主替换了“人民的统治”的民主,实际上标志着西方民主理论的重大转折,即从规范性的民主理论转换为实证性的民主理论。熊彼特将民主定义为竞争性选举的政治方法、制度安排,并且分析了竞争性选举的民主制度及其运行条件和弊端。熊彼特将竞争性选举作为中性的政治方法、政治程序,并且认为社会主义与竞争性选举的民主是可以结合的。熊彼特的竞争性选举的民主理论对现当代西方民主理论发生了根本性的影响,以选举来界定民主是现当代民主理论的主流方法。熊彼特的竞争性选举的民主理论既有其合理性,也有其局限性,社会主义民主不能照搬资本主义民主的竞争性选举的制度。而要建构一种超越资本主义民主的竞争性选举的更加公平公正的选举制度。     

选举在近代中国底层社会的工具性悖论

一人一票的选举,是西方民主政治的核心内容,在引进西方制度的同时,中国自然也引进了选举制度.在近代中国,选举只是上层政治的工具.民主跟老百姓,依然距离很远.当选举仅仅是上层政治的工具时,这种选举如果仅仅是装装样子,跟底层社会具体的人关系不大,不会对底层产生多大影响;但是,如果这种选举真的在深度动员下进行,推行得越久,底层政治就越是畸形.     

从大鹏镇选举制度创新看中国的政治现代化进程

深圳市龙岗区大鹏镇以较为民主的“三轮两票制”方式产生镇长的选举制度的创新，是实现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上提出的“发展基层民主政治”、“扩大基层民主”精神，努力探索全面基本实现现代化的一种有益尝试，对我国政治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从经济精英到村主任:中国村民选举与村级领导的继替

本文讨论村民自治制度实施以来,农村社区权力结构的演变。文章认为,村民选举为村庄的经济精英提供进入村级权力组织的机会与渠道。基于对浙江所做的经验研究之上,本文认为村民选举与自治制度的实施十多年来已经改变了村庄权力继替的规则,村级权力组织的人员发生了变化,通过村民选举相当多的经济精英已经转向政治精英,成为村庄的政治精英,即发生从经济精英到政治管理者的转变。     

农民在当代中国选举政治中实现创造的启示

农民在当代中国选举政治实践中已经做出了村委会"海选"和村党支部"两票制"直选等一系列创造,其对中国选举政治的改革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农民群众自发创造与国家引导、规范的良性互动是农村选举政治实现制度创新的重要条件和农村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推动力;各级党政领导者能否转变观念、顺应民意是农民政治创造活动能否成功、政治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能否顺利进行的关键因素;而营造宽松的政治气氛和社会环境则是激发农民的政治创造潜力、促进农村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