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栻之学与《四书》

张栻对《四书》思想资料非常重视，《四书》是其思想学术体系建构的重要的思想资源与学术依托，其本体论、人性论、义利观、理欲观、道德修养论的建构，是与对《四书》思想资料的阐释、发挥、利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张载之学与《四书》

张载对《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四书非常重视与推崇,对《四书》思想资料进行了创造性的阐释与发挥,并在融会贯通的基础上加以应用,从而使《四书》成为其理论体系建构的重要思想资源与学术依托。     

宋明理学非儒家论

传统至今，理论界都认为理学是儒学，以为其“义理”学说之“义”出于孟子，“理”是从《周易》中“体贴”出来的。作者认为欠妥。《孟子》没有与理学内涵相同或相近的“义”；“理”也不是从《周易》中“体贴”出来的，二者均源于术家韩非的“义理”学说。理学由“义理”学说具体化出的治国方针和基本哲学理论也源于术家韩非。且理学的经典《四书集注》不代表儒家思想。因为《四书）的重点在《大学》、《中庸》，二者均贯穿韩非术家的“义理”思想，而对《论语》、《孟子》的阐释和理解，既要参照《大学》、《中庸》，又要以理学家们所注的“义理”思想为根据。于是，《四书集注》就成了盗版的《韩非子》。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若将理学当做儒学，就不会走出新路子。     

冯梦龙四书学之理学意蕴解析

冯梦龙四书学活泼灵动,对程朱理学与阳明心学,都不盲从,总体而言,受王学影响明显。在《四书指月》中,冯梦龙对理学的心性气情、理与欲、本体与工夫、经与权等问题作了较为详细的探究。其治四书与治春秋学一样,都是为经世致用之目的,这与晚明实学思想有一致之处。     

朱熹《诗集传》对《诗经》研究的贡献

<正> 被目为理学大家的朱熹,其《四书集注》几乎是尽人皆知的;然而他的《诗集传》却一直未能引起后人重视.实际上,这部训解《诗经》的著作,在《诗经》研究中自有其独特的贡献,也是研究朱熹思想不可或缺的资料.     

从万木草堂到时务学堂的《四书》教学

从万木草堂到时务学堂的《四书》教学变迁,是理学与西学碰撞下传统知识转型的一个缩影。康有为在万木草堂早期的教学以科举为重心,以《四书》为授徒的核心文本,并承接了宋明儒提倡修身、经世的理学宗旨。癸巳恩科后,康试图打破朱子建构的道统谱系,沿着“违朱注”的方向,以公羊改制义取代《四书》中的宋学义理。康有为处处针对宋儒发论,恰可见科举时代其学理视域始终不能脱离《四书》的范囿。甲午以后,在西学冲击下《四书》地位受到动摇。梁启超及其同门在时务学堂的《四书》教学中独重《孟子》,借《孟子》的民本思想接引民权学说,以西学代理学,走向完全破除程朱义理的道路。康梁“借西学以存《四书》”的理路,最终指向于对《四书》文本架构的瓦解。时务学堂的《四书》教学引起时人截然相异的反响,说明转型时代下士人既有观念和价值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包含了丰富的历史原声,绝非简单的“汉宋”“今古”“新旧”等概念可以完全遮蔽。     

宋代儒家经典与民间教化——从《四书》学到家训家规的生成

《四书》学是两宋时期建构起来的经典学术,也是宋元明清时期的官学教材与科举内容,是宋代以来精英思想的体现。同时,儒家士大夫努力将精英的《四书》学整合为全社会的思想,所以《四书》学又从精英阶层走向民间社会,士绅、俚儒将《四书》学大量引入到家训家规之中,使之成为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的共同思想基础。大量家谱所记载的家训、家范、家规,体现了士大夫、乡绅对理学化的《四书》思想的应用,其中包含了崇正学、穷性命、明道德、端心术等一系列向善性引导规范,以及倡导道德教育、自我修身的齐家治国理念,它们其实均源于宋儒的《四书》学。     

《四书》德育方法论体系及其应用价值

从《四书》关于德育方法论体系的基础性阐释出发,对《四书》各部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的德育方法论体系及其在现代政治思想教育中的应用进行了较系统而深入的探讨.     

从《四书集注》看朱熹 对杨时理学思想的批判和继承

《四书集注》是朱熹覃思最久,训释最精,用以传道明世的一部最有权威性的代表作.宋明以后占统治地位达七百年之久的程朱理学,主要就是通过《四书集注》来加以传播的.在《四书集注》里,朱熹不仅以冼练的文字在我们面前展示了其以天理论为核心的理学思想体系,同时,朱嘉在补辑订正,诠解训释的过程中,除了注文大量为自己所作,其余所引诸家之说,则多为二程及其门人朋友的文章语录,这种鲜明的宗派立场,也为我们辨析其学术     

道心扩充与人性生成——简论王夫之对《中庸》人性论的阐发

王夫之基于《中庸》的文本阐释,发挥出他以性命论、心性论、性情论和中和论为主要内容的人性论思想,通过对程朱理学思维成果的批判继承和原则吸收,在新的历史背景中,构建了富有自身理论特质和创新色彩的人性理论体系。     

浅谈儒家思想在《红楼梦》里的反映

<正> 儒家思想是中华民族两千年来主要的传统思想,其经典就是《四书》,即《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后来由南宋理学家朱熹加以注释,编成《四书章句集注》。到元代皇庆二年,《四书》被定为科举考试课目,考题必须出自《四书》,发挥题意必须以朱熹的注释为根据;这一直沿袭到明清两代而不衰。因此,《四书》便成了我国传统的启蒙     

“四书之《大学》《中庸》，非《礼记》之《大学》《中庸》”考释

四库馆臣提出“四书之《大学》、《中庸》”和“《礼记》之《大学》、《中庸》”两个概念,反映了《大学》、《中庸》与《礼记》的分合作为汉唐——宋明——清三阶段学术转轨标志的事实。经考释可知,“《礼记》之《大学》、《中庸》”属经学范畴,“四书之《大学》、《中庸》”属理学范畴,分属不同的思想体系,有其各自的渊源。     

董鼎《孝经大义》对朱熹《孝经刊误》的理学阐释

宋末元初,涌现出一批以羽翼与阐释朱子著作为己任的理学家,董鼎即是其中之一。董鼎以朱熹《孝经刊误》为经,取代《孝经》今文、古文本,模仿朱子解《四书》的体例撰著《孝经大义》。他以理言孝,以孝统摄仁与礼,并以“全人”为孝的最终价值目标,丰富了《孝经》义理,完成了朱子学对《孝经刊误》的理学阐释。《孝经大义》促进了朱子著作的经典化,是我们观察朱子著作经典化的重要实例,在《孝经》学史中占有一席之地。     

关于“民胞物与”与佛教思想的几点思考

宋明理学与佛教关系,以张载思想最具代表性。《西铭》之＂民胞物与＂则是张载理学思想乃至整个宋明理学之核心价值观念与理想境界。从佛教视角对＂民胞物与＂的提出依据、实现途径、理论基础等方面作系统考察、研究,有利于从实质、本源层面把握张载理学思想,剖析其与佛教思想之渊源、融摄关系;以及弥补学界对张载理学思想中佛教因素研究的不足。     

王夫之对《太极图说》的发挥

王夫之从"理气充凝"的角度来阐释太极之动静,并指出天地之化至诚不息,动为本而静为辅。这些观点体现了王夫之对周子《太极图说》的创造性诠释,推动了理学思想的发展。王夫之阐释《太极图说》还有一个特点,即将周敦颐与张载的思想联系在一起,将"周张"视为一体,《太极图说》则与《正蒙》互通,由此回归北宋理学之本源而发明"正学",重建理学"道统"。     

张力与融合——朱子道统说的形成与发展

朱子道统说的提出和建构、发生和发展,有其历史前提和来自道学运动上的思想张力。它是在不断融合理学思想特别是北宋五子思想及儒家经学观念的基础上产生并发展的。朱子继承了二程的道统说,肯定二程得道统之传,并以此为基础开展了自己之道统论的建构:他首先肯定并强化了周程授受一致的说法,阐明了周子的本体宇宙论即二程的理气论,初步建立了自己的新道统说;进而,在《近思录》等书中正式编织了由二程、周、张四子所构成的理学道统;最后,在重视《周易》经学、贯通"四书""六经"、重返孔子之思想世界的过程中,朱子建立了融贯古今、彼此关涉的新经学体系,构造了一个更为完备、博大的新道统体系,将邵雍和伏羲、神农、黄帝同时纳入道统谱系之中。朱子道统说的形成和发展,归根结底是由理学、经学在宋代道学运动中所造成的思想张力和朱子个人集大成的思想性格所决定的。     

王船山对程朱学派《论语·予欲无言》诠释的批评

船山《读四书大全说》一书系针对朱子及其后学而发,认为程朱理学的四书建构虽反佛老,然不知觉中却又受佛老影响,船山欲返回古义,以《论语》解《论语》的方式来重新诠解。船山反对朱子及其弟子辅广对《论语·予欲无言》的诠释,又排除道家"道不可道"、禅家"言语道断"的相关说法,最后认为,正解应表现出孔子的"刚毅木讷",以及慎言而付诸实行的精神。船山的见解或许未必就是原意,但其剔除理学中受佛老影响的努力,值得深思与阐发。     

从善书批判看吕留良《四书讲义》——兼及清代“文字狱”的思想史意义

康熙初年,"复社余孽"吕留良先后写成《天盖楼四书语录》和《四书讲义》。雍正十年(1731),朱轼等奉皇帝之命对吕留良《四书讲义》"逐条摘驳,纂辑成帙",写成《驳吕留良四书讲义》。两者讨论的话题集中在华夷之辨和五伦之别上。就后者而言吕留良在《四书讲义》中,以"孔孟之徒"自居,通过否定善书的命运观、批判善书的义利观,从而从根本上否定了善书"劝善"的性质;而同为"理学名儒"的朱轼等人则出于社会教化而非个体修身的需要,表达出与吕留良不同的善书观念,从而对吕留良的善书批判进行批驳。解读双方的立场和观点,可以更好地发覆清代"文字狱"的思想史意义。     

南宋后期理学家的政治构想及其时代意义--以《大学衍义》为中心解读

南宋理宗朝,理学成为官学,正式确立了统治地位。肩负着道德理想的传承使命,南宋后期的理学家不断完善着诠释天理、建构秩序的政治蓝图。在理学由思想领域向政治领域拓展的过程中,《大学》逐渐成为南宋理学家阐释政治构想与价值取向的承载文本,《大学衍义》的完成将这一进程推向了新的高峰。通过对大学之道的义理诠释,真德秀将理学家的治国方略以政治伦理的形式予以固定,为积弊重重的现实政治提供思想指导,也为理学思想的政治化创造了极富时代意义的经典范式。     

儒家《四书》保障民生思想探析

儒家《四书》中蕴含着丰富的保障民生思想,其表现为保民养民和富民两个层面,其中还包括保障社会弱势群体的民生。《四书》保障民生的措施有实行德治、保证生产、薄税敛等内容。《论语》保障民生的"养民说"使周初以来的保民、养民思想有了可操作;性《大学》首次提出了发展经济的"生财之道;"《中庸》增加了"来百工"、"柔远人"等发展生产、增加劳动人手等社会政治措;施《孟子》保障民生思想最突出的是"制民之产"所规定的"五亩之宅"、"百亩之田"。《四书》保障民生思想是以人类家庭的血缘亲情行为和血缘亲情伦理比附、论证国家对民众的社会政治行为和社会政治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