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宗霍《<船山遗书>校记》述评

明清之际杰出的思想家、著名学者衡阳王夫之（号船山）以其毕生精力从事著述。本世纪四十年代，先师衡阳马宗霍先生曾以衡阳刘氏、邵阳曾氏所藏王船山遗著之钞本２０种，与清同治四年（１８６５年）曾国藩、国荃昆仲刊刻于金陵（今南京市）节署之《船山遗书》（下文简称“金陵本”）对照，录其异文，附加接语，撰《<船山遗书>校记》二千八百余条，惜乎未予刊布。我在整理编校岳麓书社出版的《船山全书》时，曾有幸亲睹马先生《校记》，于参照校勘时，甚觉胜义缤纷，若概而言之，马老《校记》精确之论约有以下几方面。 一、明乎遣词所本 例如…     

再论曾国藩、曾国荃兄弟刊刻《船山遗书》

曾国藩、曾国荃兄弟刊刻金陵本《船山遗书》的历史原因,一是不满王氏守遗经书屋本《船山遗书》所收船山著作的不全和被任意纂改,二是为了推崇乡贤,提高湖南的文化地位。现实原因,一是作为恢复被太平军破坏了的传统秩序的一个重要措施;具体来说,是为了用封建礼教重新聚拢士人,用维护礼教的名义反对太平天国的宗教思想;二是期望从船山著作吸取一些有用的东西。曾国藩对刊刻工作极端认真,对刊刻质量追求尽善尽美。     

张文虎与《船山遗书》及其与曾国藩的交往

张文虎是晚清著名的校勘学家,同治年间曾国藩、曾国荃刊刻《船山遗书》时,张文虎不仅校勘《札记章句》、《读通鉴论》、《读四书大全》、《历代诗评》、《诗经稗疏》、《宋论》、《噩梦》和《春秋世论》,还从王船山学术思想的传播流布角度,对《船山遗书》的刊行提出许多良策,且对《船山遗书》部分内容予以客观评析。     

曾国藩与《船山遗书》

<正> 一、曾国藩接触《船山遗书》的师友渊源 1839年,船山七世孙王世全,请邓显鹤、邹汉勋、欧阳兆熊等人帮助,首次搜集刊刻了《船山遗书》一百五十多卷。这就使当时的一代著名学者如魏源、陶澍、贺长龄、贺熙龄、唐鉴、罗泽南、罗绕典等一大批人,能够直接受到《船山遗书》的深刻影响和启迪,并由此引起了清政府一大批要员对船山的重视。道光年间。两江总督陶澍、太常寺卿     

金陵本《船山遗书》谋刊过程考

金陵本《船山遗书》付梓的最初谋划,始自曾国藩的两位幕僚欧阳兆熊与赵烈文,而其谋刊过程及推进也历经坎坷。自咸丰十一年(1861)秋冬欧阳兆熊与赵烈文有重锓之志,至同治二年(1863)六月曾国荃允复出资,经过一年半时间的谋划,重刻《船山遗书》方才基本落实。金陵本《船山遗书》付刊是多方合力促成。从客观条件来看,同治初年湘淮军平定江南各地,为刻书提供了稳定的环境;从主观条件来看,又与欧阳兆熊、赵烈文的积极谋划以及曾国藩、曾国荃的重视支持分不开;此外更深层的原因,则在于晚清理学复兴的推动,重刻《船山遗书》是晚清理学复兴进程中的重大事件,它依托于晚清理学复兴的学术潮流,并推动了理学的进一步发展。     

清代湖南王夫之著述刻书

王夫之著述及身而刻者仅《薄乞涛园初集》一种。清康熙三十一年王夫之去世后,其次子王敌开始整理刊刻船山著述。至清雍正九年,王敌湘西草堂共刻船山著述二十余种,今尚存实物者有十六种。清雍正、乾隆间未闻有刊船山著述者,特别是乾隆期间,船山著述多遭禁毁,直至嘉庆、道光后,才得以重新刊行。同治、光绪间形成了一个刊刻船山著述的高潮。民国期间虽仍陆续出版船山著述,但已不再雕板,而多采用石印、铅印。     

王夫之《楚辞通释》的版本和标点刍议——《楚辞通释》校点后记

<正> 一王夫之《楚辞通释》自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初刻本问世以后,至今近三百年了.在这近三百年中,前后辗转刊刻的版本共有八个:(一)清康熙四十八年王敔湘西草堂初刻本(以下简称康熙本)。(二)清康熙年间王敔湘西草堂递修本(以下简称草堂本),属《王船山先生书集五种》本之一。(三)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衡阳学署俞焜补刻本(以下简称学署本),属《船山子集遗书五种》本之一。(四)清同治四年(1865)曾国藩、曾国荃南京金陵节署《船山遗书》本(以下简称金陵本),属《船山遗书》集部。(五)清光绪十三年(1887)衡阳船山书院增补递修刻本(以下简称递修本),属《船     

试论曾国藩理学思想中的朴素唯物主义倾向

<正> 曾国藩的理学思想本诸程朱理学,因此,以往论者认为,曾国藩理学思想的理论基础完全是主观和客观唯心主义的.这几乎已成定论.笔者认为,上述观点大有可商榷之处.曾国藩的理学思想确实本诸程朱,但却非此一源.如张载、王夫之的理论就对他的理学思想有很大影响.特别是他在同治四年(1865年)刊刻王夫之的《船山遗书》前后,由于他接受了张载、王夫之哲学思想中的一些重要观点,并加以消化、吸收和阐发,从而使他的理学思想具有了一定的朴素唯物主义倾向.这一倾向,大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船山遗书》流布、影响论例

文献在文化传承和复活中具有重要作用,湖南文献与湖湘文化的关系密切;《船山遗书》的逐渐传播,对湖湘文化的影响深远:从王夫之逝世至道光中叶,为《船山遗书》和湖湘文化的沉寂时期;从道光末到清末,为《船山遗书》和湖湘文化的苏醒和引爆时期;二十世纪以来,随着《船山遗书》的广泛传播,船山文献仍将具有弥久的生命力。     

法相唯识学与船山哲学

<正> 船山重视法相唯识学,近人时有发明。熊十力先生说,他早年十分崇拜船山学问,后读佛典,“始知船山甚浅。然考船山遗书目录,有《相宗络索》、《八识规矩赞》二书,自邓显鹤,曾国藩之伦,皆莫为之刊行。诸为船山作传者,亦置弗道。吾臆船     

《船山全书》的前史和重新整理出版的设想

<正> 《船山全书》——王船山全部著作的新中国版,目前正在积极筹备.湖南省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已经组织了《船山全书》编辑委员会,并聘请了全国知名学者多人担任顾问,开始工作。三百年来,对整理出版王船山全部著作曾经有过四次重大的努力。第一次在清康熙年间,由船山次子王敔分批刊刻船山著作十余种于衡阳。现归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收藏的《老子衍》等五种著作,封面总题曰《王船山先生书集》,并镌有“湘西草堂藏板”字样,就是当时集印的遗存。第二次在清道光年间,由湖南学者邓显鹤、邹叔绩等汇刻船山经部著作十余种,称为《船山遗书》。数年后又由俞焜补刻子、集部著作五种。合计二十四种,一百五十七卷。第三次在清同治年间,由曾国藩、曾国荃兄弟以更大的规模汇刻于金陵,仍称《船山遗书》。数年后又在湖南补刻六种,共收著作六十二种,二百     

船山后裔与船山遗著的刊刻传播

从王船山的次子王颁开始,船山后裔就对船山遗著的保存与传播作了世代传承的艰苦努力。道光年间《船山遗书》第一次较大规模的刊刻,就是船山后裔与近代湖湘一、二代人才群体共同努力的结果。随着湘军的崛起,同治年间《船山遗书》得到更大规模的刊刻与传播,从而对中国近现代的社会变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船山遗著得到更加全面的收集整理与公开出版,船山思想得到更加全面深入的发掘研究与前所未有的弘扬光大。     

《船山全书》编校札记(十)

<正> 《诗经稗疏》版本亦多,计邵阳曾氏藏旧抄本一,四厍本一,守遗经书屋《船山遗书》本、金陵节署《船山遗书》本、《皇清经解续编》本、太平洋书店《船山遗书》本等印本凡四。又有顾千里所校之浙江吴氏拜经楼传抄本,原系自四库抄出,其异文经王孝鱼记载于其金陵本点校稿中;王氏点校稿经中华书局转让与本书编委会使用,遂亦得窥知顾氏校勘之大略。     

义征刘氏与《船山遗书》

本文主要分析了《船山遗书》在刘毓松、刘寿曾以及刘师培两个时代的不同命运。在刘毓松时代，曾国藩为了弘扬湖湘文化，而将书中鞑虏之字抹掉。而在近代革命风起云涌之时，刘师培继承家学，撰写《王船山史说申义》，目的是攘除满清，激励汉种的历史。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背景，对船山遗说的理解竟然会有天壤之别，不能不令人深思。     

《船山遗书》与《沅湘耆旧集》——邓显鹤及其湖南文献整理

邓显鹤是清嘉庆道光年间湖南著名的文献学家，他整理和刊刻了大量的湖南文献，最著名的有《船山遗书》一百五十卷和《沅湘耆旧集》二百卷。前者使湮灭百余年的王夫之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后者集古代湖南文艺之大成，至今仍是我们研究湖南古代文艺的重要资料。他的文献学思想主要表现在：整理文献必须实事求是；整理文献必须求得善本且精审精校；整理文献当由近及远；整理文献当随刊随补。     

王夫之《张子正蒙注》版本的新发现

<正> 在船山著作中,《张子正蒙注》是版本较多的一种。较早的有清康熙年间王敔在湘西草堂刻的《王船山先生书集五种》本,世称湘西草堂本;有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衡阳学署补刻的《船山遗书子集》本;又有清同治四年(1865)曾国藩刻于金陵的《船山遗书》本。民国以后,有1932—1934年《船山学报》第一至第六期连载的石广权诠言本和1933年上海太平洋书局《船山遗书》排印本。     

论王船山思想对湖南近代三大人才群体的影响

自湘军兴起后,近代湖湘人才荟萃,以群体优势而言,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大致形成了三大群体。即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洋务人才群,以谭嗣同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人才群,以黄兴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人才群。他们都较多受中国古代优秀思想家的影响,受湖湘文化的薰陶,都在中国近代风云变幻的大舞台上历经磨难。纵观这三大群体接受前人思想精华,开创事业的历程,古代湖湘文化的集大成者王夫之的影响不可小觑。一1840年,湖南新化人邓显鹤主持校刻《船山遗书》于湘潭王氏守遗经书屋,收录经部著作18种,计150卷。由于印数不多,邓刻《船山遗书》流传不广,但…     

“船山”别号考

明清之际的王夫之，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人们习惯称他为“船山”。比如，他的著述篇目，称作《船山著述目录》；他的著作集，刊作《船山遗书》、《船山全书》；他的生平事迹年表，题为《船山公年谱》、《王船山先生年谱》。为了纪念他，许多地方修建了“船山祠”，为了研究他的思想，海内外成立了各种以“船山”命名的学术性团体，等等。总之，三百多年来，“船山”别号与王夫之本名一同流传，为学者乃至世人所熟悉。那末，“船山”这个别号究竟是怎样来的呢？“船山”别号的由来，历来众说纷纭。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种说法：一是出自后…     

试析王夫之思想对谭嗣同的影响

<正> 谭嗣同思想受王夫之思想的影响,这是学术界众所周知的事实,唐才常说:“复生治易,专主船山,以其多发前人之未发”,①谭嗣同本人对王夫之素来推崇备至,认为“五百年来学者,真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②并一再自称“闻衡阳王子精义之说”,③“为学专主《船山遗书》”,④“私淑船山”,⑤在他著作中引用、阐发或提及王夫之思想者,更不胜枚举。然而,王夫之思想对谭嗣同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究竟有哪些具体影响呢?十九世纪末中国资产阶级维新志士大多是从封建地主阶级转化而来的,谭嗣同思想也有个曲折的转化过程。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晚生而早熟,一登上历史舞台已无暇进行充     

金陵本《船山遗书》校勘述评

清同治四年(1865),曾国藩于金陵(今南京市)节署主持刻印了金陵书局本<船山遗书>(以下简称"金陵本"),该遗书由刘毓崧、欧阳兆熊等编校,共收船山经、史、子、集四部遗书五十六种,计二百八十八卷,为船山第一部全集,流传极广,影响甚大.民国二十二年(1933)上海太平洋书店铅印的<船山遗书>,即大多据金陵本排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