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节欲”观的现代意义

人类向自然过度索取的深层根源是人类对自己欲望的无限度放纵和追求．为此，发掘荀子提出的“节欲”、“养欲”、“导欲”理论，把“欲”放在一个正确的位置，既不搞禁欲主义，又反对纵欲主义，这对于欲望横流的当今之世就有了非常重要的现代意义．     

“透明的荒诞”与“纯洁的逻辑”——论《卡利古拉》中的暴虐启蒙

加缪戏剧主人公古罗马暴君卡利古拉对于"不可能之域"的追求,是以对价值领域里的"不可能性"的突破来代替对事实领域的"不可能性"的征服,两者的错位进一步凸显了存在的荒诞性。卡利古拉的所有暴行皆意在某种表达,这种表达采取了一贯的纯粹而执著的逻辑形式,以"求真去蔽"为目的,这一切构成某种关于存在之荒诞真相的"暴虐启蒙"。     

19世纪欧美文学中的＂欲望＂主题探析

主题学研究的是主题跨文学之间的流变,"欲望"主题及"理性"与"原欲"的矛盾是文学的基本母题之一。19世纪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人的物欲的膨胀直接催生了人类心底的欲望,失去了理性规约的欲望往往导致人格的扭曲和心理的分裂。然则,人之为人关键在于人有理性,"欲望"下的"堕落"表现了本真的人性,"欲望"深渊中的"理性"之火又彰显了人作为理性动物的存在,"理性"之光永远昭示着人对完美人性的追求。     

黄宗羲与陈确论争之新探——从“物”之思想谈起

黄宗羲与陈确的论争很大程度上受其对"物"之理解的影响。这又牵涉到他们对万物一体学说中的未发状态和已发状态的理解。在黄宗羲这里,已发状态中包括本然之物和非本然之物,为了达到至善,就要用未发状态来矫正已发状态,黄宗羲的结论是"存天理,去人欲";而陈确拒绝"未发"状态的存在,将所有"物"都置于已发状态中,而这也表现为"人欲"。由于没有本然和非本然之区分,他的"物"或"欲"就都是合理的。他按照万物一体的逻辑得出结论:天理就是人欲。而黄宗羲最后对陈确思想的宽容,是因为他觉察到了万物一体学说的矛盾性。     

欲与情的博弈——解析张爱玲笔下的失败男人三部曲

张爱玲在刻画了具有劣根性女性形象的同时，也塑造了一系列失败的男性形象。其中《沉香屑第二炉香》、《茉莉香片》和《心经》分别从欲望的三个方面，即身体之欲、自由之欲、乱伦之欲，描绘了一幅陷在欲望中挣扎并最终沉沦的男性画像。     

论老子的无欲思想及其廉政价值

道是老子思想的最高范畴,道法自然是万物遵循的最高法则。人要达到道的层次,需要去除一己之私和过度之欲,做到节欲、寡欲和无欲。老子思想中的无欲并非是消除欲望,而是个体欲望要符合道的要求,做到顺自然之欲。无欲既包含了节制欲望的道德修养指向,又包含了无私、不争等政治伦理取向。老子的无欲思想对当前廉政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党内政治生态中的“庇护”关系探析——以庇护主义为视角

该文用庇护主义作为一种分析范式和理论视角对党内存在的庇护现象进行分析,发现公共权力的异化、不正当的利益诱导、特殊群体保护、特殊人身依附关系、获利的生态链存在是其产生的缘由,指出把党内民主作为破除"庇护"关系的基础路径,把制度治党作为破除"庇护"关系的根本保障,把法治作为破除"庇护"关系的规约之道,把党内监督作为破除"庇护"关系的关键举措,能够有效破除党内政治生态中的庇护主义,保障党内政治生态健康有序发展。     

偷手机的贼

李辉去公安局办事。在办公台前,一个小青年正在交材料盖章,李辉等了一会儿。小青年离开后,他正要掏自个儿的材料,见办公台一侧放着一部手机。他想一定是那个小青年落下的,抓起手机就追了出去。小青年已经骑上摩托车,正要出大门口,李辉连忙喊道:"哎,等一等。"小青年停下来,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李辉跑过去,把手机往小青年手里一塞,说:"你的手机掉了!""我的?不是呀……"小青年很诧异。"怎么不是?你落在办公台上了。"这时,只听办公楼里有人大喊:"你们俩给我站住!"一个警察冲到他们面前,怒气冲冲地说:"嗬,好大的胆子!跑到公安局偷手机来了。"     

欲与情：“以自然之为美”——李贽自然人性论哲学美学思想的逻辑结构

关于欲与情,李贽首发“以自然之为美”的宏论,其所谓“自然”包括四个维度：首先,根本指向是承认“欲”的自然正当,为个体私欲即生命主体的感性欲望正名,反抗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主导思想;其次,“情”以欲为源,不齐之自然人欲的流行发用生发不齐之自然“物情”,打破发乎情、止乎礼的礼教传统;再次,任情从欲即为自然,把追求自我欲望的满足和情感的快适即“真”视为超越世俗美丑判断的新标准;最后,“童心说”强调文艺创作应是“自言”、“自文”,实为自然之“真”的具体落实和集中体现。这些,构成了李贽自然人性论哲学美学思想的内在逻辑结构。     

荒诞的意义--君特·格拉斯的小说《铁皮鼓》中的现实与超现实

德国当代著名文学家君特·格拉斯在小说<铁皮鼓>中,通过小说主人公奥斯卡这一怪诞而又真实的艺术形象,以一个侏儒的视角,向人们叙述了一个神奇的故事.小说的很多情节是荒诞的,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发生,然而它又对德国现代不同的历史环境中的现实生活作了真实、细致的描写.作者把那个时代的现实生活与他极为丰富的想像力相结合,通过荒诞这种特有的艺术手法,创造了"现实"与"超现实"的艺术对接.     

“边缘人”的精神之旅——读鄂温克族作家涂克东·庆胜的长篇小说《第五类人》

现代哲学对人的荒诞性地揭示，让我们看到了人类主体的异化与失落。其中荒诞作为一个重要的美学范畴，也在中国文革后被引入文学艺术之中，第五类人正是该文化哲学背景下的产物。一是“第五类人”实则不仅是指政治文化的边缘地带，也只称那些在两边都不属于的民族文化边缘地带，做貌似轻松流浪的人群，尤其是指从“文革”中走出来的城市背景中的草原民族后裔。二是作家庆胜尾随王朔共同完成了当代中国文学中痞子形象的塑造。第五类人的言行洋溢着戏虐、反叛、自我作践又作践他者的残忍之光。所谓“黑色修辞风暴”可概括为酷语、色语、秽语，代表着痞子文化内在的美学欲望。三是第五类人总“在路上”，不仅出于游牧血统的基因传承。也出于现代人欲冲出平庸恶俗环境，寻找精神家园的渴望。     

朱子对"道心"、"人心"的诠释

朱子特别重视伪《古文尚书.大禹谟》中"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之语,视之为"虞廷十六字心传",并且在《中庸章句.序》中对"道心"、"人心"提出完整的诠释,为宋代的道统论奠定了理论基础。他根据自己的义理学系统,对"道心"与"人心"这组概念提出了心性论的诠释,而有别于二程的理气论诠释。其次,他强调"人心"与"人欲"的区别,承认自然欲望之合理性。这说明了朱子的伦理学观点如多数的宋明儒者一样,属于"严格主义",而非"禁欲主义"。     

变形人生荒诞体验--论卡夫卡小说的荒诞艺术

"荒诞"是二十世纪现代主义文学最重要的创作主题之一,也是卡夫卡小说最显著的特征.区别于其他荒诞文学的哲理表达,卡夫卡在小说创作中体现的荒诞感更多地与他的个人生活、心理状态联系在一起.在表现手法上,他采用"变形"手法来凸现陌生感和隔离感,用漫画手法来凸现世界的无生命状态和机械性.     

论张洁作品的女性独语——以《拣麦穗》为例

张洁的《拣麦穗》以女性特有的独语,反映了一种世俗的荒诞意识,在对非功利的纯真感情的执著追求与呼唤中,折射出作者的"恋父情结"与"柏拉图式精神恋爱"。《拣麦穗》题材新颖、构思独特、用戏剧化的话语结构、象征主义手法和寓意,以独步卓然的创新足迹,对推动散文文体的时代嬗变,作出了探索性的贡献。     

康有为《大同书》中的"去家界"

康有为所著<大同书>中,最关键处在于其"去家界"的主张.他逐一列举了"有家之苦"与"去家之益",将"家"视为进入"太平世"的重大障碍.康有为深受西学"天赋人权"观念影响,认同人的自然欲望及自由、平等,极力主张免除掉礼法传统强加在人身上的道德枷锁,并提出了一系列详尽的、充满了人性关怀和空想性质的社会主张.     

李光地对程朱理学的承袭与拓展

李光地是程朱理学在清代前期的代表人物,其理学思想同样受到当时学术思潮的很大影响。他批评了理学和心学的后学们以及主张气论者的理论,提出在程朱理学的基础上,汲取诸家之长,构筑一个适应时代要求的理论体系的主张,即存实心,明实理,行实事。具体而言就是:将"天"人格化,将"理","性"经验化,将"欲"合理化。他以"天理之生意"、"心性之博爱"、"人欲之非恶"等三个层次的思想结构把程朱理学与时代特征结合起来。这种新的诠释方向既不违背程朱理学的思想脉络,又能容纳博爱、人欲善等观念,由此构成新的理学思想,则为儒学生命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李光地的理学思想对博爱、人欲善等观念的肯定颇具启发意义。也就是说,传统儒家思想并不必然与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念截然对立,那种以儒家主张"存天理、灭人欲"而对其大加挞伐的言论是十分片面的。进而言之,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发挥应有作用不存在理论上的不可能性。     

《西游记》:艺术化了的心学

《西游记》作者吴承恩深受王阳明心学的影响，小说所叙述的故事与着重塑造的孙悟空形象，形象地表现了修心正性、成圣作贤的心学理论。孙悟空从充满欲望的野猴到取得正果的猴神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去心中之欲的过程。     

民国时期对朱熹“存天理、灭人欲”的不同观点——以胡适与冯友兰为中心

民国时期,对于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既有批评者,也有辨护者。胡适批评朱熹的理欲论,认为朱熹把"天理"与"人欲"对立起来,"绝对的推崇理性而排斥情欲",但是又推崇朱熹理学对于理性的倡导以及其中所蕴含的人人平等思想。冯友兰赞同朱熹的理欲之辨,以为朱熹所要"灭"的"人欲"实为"私欲",还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把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看作是对于对统治者的道德要求。     

论曹禺早期剧作中的人性理念

在曹禺的一生中,对于话剧创作与"人"的关系,经历了一个"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认识过程。用话剧去探索人性、表现人性,是其创作的初衷与最终目的。在他的早期剧作《雷雨》、《原野》和《北京人》中,作者表达了自己对于人性的系统的思考。他高度肯定了人的"蛮性"、欲望、情感并赋予其人性解放的意义,同时又对其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人性若要圆满,必须对人的欲望、情感进行提升,路径有两条:一是宗教,一是理性。     

寄往中国的信:《白虎》中庶民的倾诉欲望

以七封寄往中国的虚拟信函作载体,当代印度英语作家阿迪加的布克奖小说《白虎》刻画了一个有着强烈倾诉欲望却又得不到倾听的印度青年形象。从整体上看,倾诉对象的状态影响着主人公巴拉姆的言说表现:倾诉对象的缺失让他欲诉无门;虚假的听者让他的倾诉充满矛盾;虚构的听者则打开了他的心扉。他的经历充分表明,印度庶民并非不能言说,而是无人倾听他们的诉求。从倾诉与倾听角度来看,后殖民文学批评需要更加重视倾听的作用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