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对南京大屠杀案的社会调查(1945～1947)

抗战胜利后,在主客观条件都十分艰苦的情况下,南京调查敌人罪行委员会、南京市抗战损失委员会和南京大屠杀案调查委员会三个专门调查机构从不同角度对南京大屠杀案进行了力所能及的社会调查,尽管这一调查存在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极个别统计数字的可信度也不高,但战后国民政府通过社会调查所获得的大量人证物证揭示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真相,同时也在同盟国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中国南京国防部军事法庭南京大屠杀案的审判中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简析抗战时期的台湾调查委员会

194 4年 3月 ,蒋介石下令成立台湾调查委员会 ,作为负责筹划战后收复台湾的职能机构。蒋介石任命陈仪主持台湾调查委员会 ,主要是因为陈仪熟稔日本与台湾事务。台湾调查委员会也充分吸纳了当时客居大陆的台籍人士参与。台湾调查委员会在光复台湾的过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它的工作主要包括搜集、翻译、编辑有关台湾的资料 ,训练各类专业人才 ,制定《台湾接管计划纲要》 ,初步拟订战后台湾的重建政策等。台湾调查委员会在设计政策的过程中 ,对台湾同胞复杂而敏感的心态缺乏足够的洞察与关照 ,结果导致一部分政策失误 ,引起岛内民众的反感与抵抗。     

资源委员会与战时中国工业结构的转型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本的侵略威胁,国民政府设立了"国防设计委员会",1935年又改组为"资源委员会",着手进行国防重工业建设.经过近十年的建设,到1945年底,资源委员会所属厂矿已发展到近120家.随着资源委员会在内地的大规模重工业建设,中国工业的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地区结构均发生了重要变化,即由战前的轻工业为主,向轻重工业平衡发展转型;由民营工业为主,向国营工业为主转型;由沿海地区为主向内地为主转型.战时中国工业结构的转型,既是应对外部侵略威胁的结果,也是国民政府工业发展政策导向所致.战时工业结构的转型使资源配置向着有利于国家的方向发展,实现了国家对工业的统制,增强了中国持久抗战的实力.但是,在战后继续实行这种统制性工业政策,则不利于中国工业的健康发展,使中国工业化的道路艰难而坎坷.     

国民政府与惩处日本战犯几个问题的再考察

战后国民政府对日本战犯的处置问题,是战后对日处置的一个重要方面.最初国民政府对这一问题甚为重视,在战时即成立了专门的调查机构,进行相应准备,战后亦投入了一定人力物力以策进行.但国民政府因为自身战略利益的需要,秉持蒋介石“以德报怨”的对日处理方针,对战犯的处理面与处罚度均作了严格控制,且对少数重要战犯网开一面,在离开大陆前夕又将在押战犯全部送回日本服刑,且在日台缔结和约后,使之全部开释.总之,战后国民政府的战犯处置工作,既有伸张正义、惩处元凶的一面,又有敷衍民意、虎头蛇尾,甚至刻意开脱的一面.     

试析日本掩盖战争罪行与推卸战争责任的原因及实质

８０年代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及少数政界要人公开掩盖侵略战争罪行,推卸战争责任。联系到冷战后日本为谋求政治大国而进行的的一系列举措,可以认为,日本的这些表现,其实质就是日本军国主义沉渣泛起,为历史翻案,为日本实现政治大国和军事强国做思想和舆论准备,这一切应当引起世界尤其是亚洲人民的警觉。     

反思"观念调查"

问卷调查要求回答的"单纯化"、"实验室化"与"标准化",可是"观念调查"基本上做不到这些要求,因此应该严格慎用之.作为补救措施,在设计原则上,提出了观念的持续期与观念的层次的概念,分析了观念调查结果的意义与主要用途.在操作层次上,提出7个具体的建议:高层观念的精确表述、调查道德观念的"讲故事法"、"照本宣科调查法"、弱化"对方指向"、慎用"假设式提问"、不要排序、不要"总汇".     

国民政府遣返东南亚华侨筹划研究(1943～1948)

二战后期,国民政府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指导与帮助下,未雨缪绸,精心筹划组织,着手组建战后侨务筹划委员会.侨务委员会、外交部、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社会部等部门通力合作,详细制订遣侨办法与具体方案,为遣侨工作的实施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论定量调查与定性调查的整合

"定量调查与定性调查应该结合起来",这样一个命题与努力方向其实是来源于对这两种调查方法的理解尚不够深入.对目前我国社会学界所做出的多种尝试进行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定量调查与定性调查之间是一种组合,而不是结合,而且也无法结合,进一步的发展方向应该是由定性研究来整合定量研究,而不是相反.     

战后初期中国的对日政策与战犯审判

194 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 ,国民政府从长远的对日关系考虑 ,制定了“以德报怨”的对日政策。在这一政策的指导下 ,国民政府对日本战犯进行了公开审判。国民政府在战时和战后对日本违反国际法所犯罪行进行了大量的调查 ,在审判前制定了相应的法律法规 ,并在审判过程中加以完善 ,审判是严肃、公正的。由于实行“以德报怨”、“宽大迅速”的审判方针 ,仅有极少数日本战犯受到处罚。国民政府的宽大政策带来了两方面的结果 :一是战后大多数日本国民感激中国 ,对中日关系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 ,由于审判过于宽泛 ,使大批日本战犯逃脱了正义的惩罚     

战争的伦理书写与正义边界——迈克尔·沃尔泽的正义战争论解读

沃尔泽的正义战争论尖锐地批评了现实主义所持有的"战争是道德伦理无涉的领域",提出"战争的道德现实",认为战争不能无限制地突破正义边界,要严格遵守战争的伦理规约。沃尔泽通过翔实的例证和严谨缜密的证明区分了开战正义、作战正义和战后责任正义的问题,展现出正义战争论的多维面相。沃尔泽对战争正义问题的讨论在学术界引起重大影响,但是他对日本的二战罪行判定、战争中绥靖政策等论题的分析仍然值得商榷。     

"元假设":社会调查问卷的灵魂

"元假设"是一切问卷设计的基础与灵魂,也是目前社会调查方法论中最缺乏论述、在问卷设计中最容易失误的方面.人类社会的一切现象其实都是"光谱式地"存在着,而我们所设计出来的任何一个问卷,都是在使用我们所创造的各种"界定"来裁剪社会.因此我们必须首先确定社会现象的"两极",斟酌我们客观存在的"排除",避免出现调查内容上的误导.     

“防波堤”的崩溃:抗战胜利后台湾银行业的接收、改组与通胀

台湾银行业在日据时代,殖民色彩浓厚,尤其是抗战时期,台湾银行业更是沦为日本军事扩张的财政工具。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对台湾银行业进行了接收与改组,改变其殖民金融性质,并建立了独立于大陆的银行与货币体系,以防止大陆通货膨胀波及台湾,但这一切非但未能给战后初期台湾经济恢复重建提供有效的金融支持,反而由于战后国民政府对台货币政策的一系列失误,致使苦心经营的台币防波堤最终因通货膨胀加剧而趋于崩溃。战后台湾金融走向崩溃的结局事实上是战后大陆与台湾不可分割的经济关系以及国民政府经济总崩溃的重要反映。     

罪行法定原则的理论依据

罪行法定原则 ,乃是刑法的基本原则。用近代刑法之父费尔巴哈在其刑法教科书中的表述 ,即是“没有法律就没有犯罪 ,没有法律就没有刑罚”。[1] 其固有含义是 :对行为人的定罪与判刑必须以刑事法律的明文规定为限 ,如果刑事法律中对某种行为或不行为未加以规定 ,即便该行为或不行为对社会有严重的危害性 ,也不能对其定罪判刑。该原则的产生最早可以追溯到罗马法中“适用刑罚必须根据法律实体”的规定 ,但法学家们并未将其视为罪行法定原则。一般认为罪行法定的早期思想渊源应是 12 15年英王约翰签署的《大宪章》 ,该宪章第 39条规定 :“对于…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敌金融作战的措施与办法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针对敌人的金融侵略,为制止敌人以战养战的企图,施行了一系列对敌金融作战的措施,为我国战时金融经济的稳定做出了积极贡献。在此过程中,随着战争局势与经济金融形势的发展变化,国民政府对敌金融作战的目标、方针和措施也随之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论抗战后的私立商业职业教育——以青岛地区为中心的考察

抗战胜利后,受经济复元运动的影响,各地商会对专业人才的需求极为迫切。青岛市商会向国民政府呼吁"亟须广设商业学校",并借献校运动之便利,创建了私立商业职业学校。相较战前的商业补习学校,商业职业学校具有教育目标明确、社会关系广泛、教学资源先进等新特点,也为战后教育复兴注入新的活力。然而,国民政府对这种私立教育,却采取不支持不反对的态度。各地商会在内战的影响下,亦无暇顾及学校的发展与学生的就业。由此,私立商业职业教育只能昙花一现,最终逐渐边缘化。     

战后国民政府的善后救济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国民政府设立了一个专门从事战后善后救济的临时性组织———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并在沦陷区和战争区设置了分署,负责执行联合国救济总署在中国的善后救济工作。国民政府的善后救济工作分救济和善后两大部分,救济工作主要有协助难民返乡、城乡紧急救济、收容流浪儿童和老弱残废,以及以工代赈。善后工作则包括水利、交通、工矿、农渔、卫生等项事务的复员。善后救济工作的开展对于战后灾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及社会的安定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同时由于一些主客观原因,善后救济也未能收到预期的效果。     

道阻且长:二战后“南侨机工”的复员与南返

南侨机工返国运输军事物质是南洋华侨支援祖国抗战的重要历史事件。抗战胜利后,南返居留地成为南侨机工面临的主要问题,南侨机工南返给国民政府带来不小的冲击,并导致国民政府与南洋华社之间的紧张关系,面对南侨机工及南洋华社的南返要求,国民政府会同各方制定南侨机工复员方案,1946年10月,在国民政府、"华侨互助会"和南洋华社共同努力下,第一批机工踏上南返之路。受制于战后复杂的国内外因素,机工南返较为曲折和艰难,但在国民政府组织和协调下,基本上将登记的机工送回南洋居留地。     

战争罪行的新概念——总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关于战争罪行的国际法原则的一些主要的变化和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将近十二年了。国际的和各国国内的战犯审判也都先后结束了。毫无疑问,由于这些审制的结果,关于战争罪行的国际法原则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和发展,从而形成了一个新的、与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大不相同的战争罪行的概念。在这个时候,回顾和总结一下这些变化和发展,对学习和研究国际法或刑事法的人们说来,     

论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的花纱布管制

发展国家资本和实行经济管制 ,是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推行统治经济政策的两大重要内容 ,落实在纺织业方面其具体表现为 :扶植、操纵国家资本企业“中纺”公司 ,以及对棉花纱布逐步实行全面管制。除粮食之外 ,棉花纱布无论在战时还是战后 ,都是物价统制中最主要的物资 ,战后的花纱布管制 ,初时基本沿袭了战时体系 ,但随着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 ,管制机构几经更迭 ,管制措施不断加强 ,其力度远比战时更为严厉 ,直至实行全面统制。战后花纱布管制的演变过程 ,折射出国民政府统治经济政策的强化过程。因此 ,了解与研究战后的花纱布统制问题 ,是探讨这一时期国民政府统治经济问题的重要环节     

极端暴力人类学:亵渎神圣的罪行

本文旨在考察残忍的犯罪或者说亵渎神圣的罪行 ,是否为政治暴力的一种独特形式。前南斯拉夫种族清洗中幸存者的见证 (我一直致力于此 )激发了这一疑问。“残忍”的罪行似乎既不属于历史、也不属于政治的意义范畴。在和平时期它们不过是寻常“小”事的一部分 ,好像不具备任何历史意义。所以 ,我们必须考察 ,在各自特定的背景下 ,两种暴力行为 ,或说同一暴力行为的两种可能意义之间 ,是否存在人类学的差异。为此 ,浏览一下文学作品 ,对于研究渎神罪行、并有志于对反人类罪的法律界定进行补充的文化人类学者来说 ,是极其有用的。本文涉及了夏多布里昂 (Chateaubriand)的一些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