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城水资源利用变化的时空特征分析

选取水利渠堰作为人类活动的自然指标,通过1368-1949年韩城水利渠堰和灌溉面积的变化,反映出水资源利用变化的动态趋势,并指出森林植被的变化和气候因素是主要驱动因子之一。     

水利碑刻所反映出的内容特点及社会功能——以清代河西地区为中心的考察

水利碑刻是研究水利史,特别是水利社会史必不可少的资料.水利碑刻记载的内容众多,如地方水规、水法、水利纠纷的解决过程及处理办法等,这些碑文在基层社会水利管理和运行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它一方面有助于缓和基层社会因水利争夺而引起的矛盾,另一方面也有团结、教育和警示当地民众,以维护基层水利社会秩序的作用.文章基于上述认识,对清代河西地区的水利石碑进行了考察,分析了其所呈现内容的特点以及所发挥的社会功能.     

民国新疆汉族乡村社会水利运作研究

该文从水利社会的角度考察了新疆汉族乡村社会,并围绕基层水利组织、"河规"与"渠规"、水利负担与水权实现、水利与乡村社会生态四个方面,探讨了民国新疆汉族乡村社会的水利运作状况。具体而言,"河规"与"渠规"体现了乡村社会的水利运作中的公有、公众管理的准则;而在水权实现过程中,乡民与基层精英们的不平等则反映了社会的内在痼疾;龙王庙会体现出乡民对变幻莫测的自然力量的某种畏惧心态。     

制度在村：晚清浙东堰类水利户的登记与水权的基层运作

晚清水利户是指登记在同治鱼鳞册上的用来给水利设施纳税的户头。清代水利户可能在康熙至咸丰间已出现,但以水利设施本身作为征税客体的水利户,出现于同治金华地区的鱼鳞册上。晚清水利户多以祖宗、祠堂等来命名,有堰长户、堰子户、水利组织户等的区分,说明该户具有公共性、组织性。晚清水利户登记在册的主要原因,是官府急需恢复太平天国战后社会经济秩序,确定地方水权。其登记原则包括坚持顺庄法,重视宗族作用和税粮归户。这些原则保障了水利户在户内有户、不同户头在不同庄纳税的复杂情况下,在乡村社会切实运作。水利户在乡村社会的具体运作还体现在水权分配上,包括：水权先分配到宗族,再分配至族内;堰水使用顺序和时间呈现出高度组织性;堰水水期和堰福具有可交易性。这说明水利共同体的“地水夫钱”模式在晚清金华地区不仅存在,而且还得到强化。     

碑刻文本里的16世纪潮汕社会

以碑刻资料为中心 ,结合其他民间文献 ,有助于了解 1 6世纪潮汕社会史的两个重要问题 :地方官绅关系和家族史建构。运用碑刻资料研究地域历史应该注意把不同碑文视为不同作者对某一事件的不同解读和阐释 ;碑刻资料也不能单独使用     

灌区无喉堰的水力特性研究

针对灌区无喉堰的量水问题，通过模型试验观测水流从自由出流到淹没出流的全过程，确定了淹没的临界条件，淹没的临界条件与堰渠宽度比和上下游水深的比值有关；从理论上推导出了自由出流和淹没出流两种情况的流量计算公式，在自由出流情况下，流量系数与堰上水头、堰高、堰渠宽度比有关，在淹没出流情况下，流量系数与堰上下游水深、堰高、堰渠宽度比有关；根据实测数据得到了自由出流和淹没出流情况下流量系数的经验公式，并进一步分析了计算误差。上述结论进一步拓展和完善了前人的研究工作，对于指导实际应用具有重大意义。     

社会控制视角下的伪满时期东北水利法制述论

伪满时期,日本以关东军为武力背景,以对伪满政权的支配权、管理权为基础,依靠超经济的政权力量,建立了一整套的水管理机构,通过了一系列水法律法规,形成了行之有效的水利法律制度,强制确立了对伪满洲国水利建设的全面控制,以稳定其对东北的殖民社会控制,为其经济掠夺服务.虽然伪满时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东北水利法制的近代化,但因抽离了正义这一终极目标,其通过水利法制进行社会控制也就必然地走向了崩溃.     

宋代地方水利秩序的构建与传承——以崇阳县白泉陂与乖崖祠为中心

以张詠为代表的宋代崇阳县地方官员,通过修筑陂堰、订立陂约、制定用水制度等水利活动,初步构建了以官方为主导的地方水利秩序。这些地方官员的水利惠政,在宋代以后逐渐被挖掘、强调,宋人祠祀张詠的乖崖祠,亦被后人赋予水利秩序的权力象征意义。因此,乖崖祠的多次重建吸引了官府与民间力量的积极参与,又以官方起主要作用。透过宋代地方官员因水利实践而被神化的过程,以及与之相关的象征意义在明中叶的退去,可以窥见宋代以来的地方水利秩序在元明间的承续与变迁。     

水利灌溉基础设施的供给和管理——基于C村水利基础设施变迁的实证研究

通过对C村80多年的公共水利灌溉基础设施的供给和管理的实证研究,发现私人、合作组织、村集体和政府各自在一定历史阶段成为提供水利灌溉服务的主体,水利灌溉基础设施发挥作用的效果与受益人群的边界、管理办法、乡规民约、组织体系等因素密切相关,提出发展私人灌溉设施和小型公共水利基础设施、明确定位政府部门的职权、强化村民在公共水利基础设施的管理权、发挥乡规民约的正向功能等政策措施。     

清代川北地区的水利纷争与水资源管理制度

清代川北地区的水利纷争,以是否跨越县级行政区划为标准,分为两县间的纷争与县内各灌区间的纷争。相应的水资源管理制度主要包括确立分水原则与日常堰务管理两部分内容。水利纷争一方面反映了各灌区间的用水矛盾;另一方面,纷争的解决又推动了水资源管理制度的完善。分水原则的确立、日常堰务工作的开展是实现水利设施有序灌溉、持续灌溉的重要保证。     

论学校与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

学校与学生之间具有双重法律关系,既存在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也存在不平等主体之间的管理与被管理关系,即行政法律关系。学校作为法律、法规授权组织具有行政主体资格。学校对学生给予纪律处分、颁发学业证、学位证等教育管理权,属于教育行政管理权的范畴。把学校对学生的教育管理权界定为教育行政管理权,将学校与学生之间因纪律处分、颁发学历证、学位证等纠纷通过行政诉讼来解决,有利于在对学校管理权进行有效司法审查的同时,充分尊重学校管理自治权。     

农村小型水利设施管护方式与农户满意度——基于泾惠渠灌区811户农户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陕西省泾惠渠灌区811户农户调查数据,运用Ordered Probit模型,实证分析村集体管理、用水协会管理和私人承包经营管理三种农村小型水利设施管护方式的农户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目前农户对农村水利设施服务总体满意度不高,不满意比例达35%;不同管理方式农户满意度差异较大,其中,用水协会管理方式下的农户满意程度最高,私人承包其次,村集体管理方式下农户满意度最低。农户对小型水利设施管护的满意度受务农年限、水利设施认知、农业收入占家庭收入的比例、损耗程度、维修及时性、用水纠纷的影响,且不同管理方式分组下农户满意度影响因素存在明显差异。     

明代宝应地区水利事业研究简

明代宝应地区水利状况复杂,水涝灾害频繁．不仅威胁到河运、漕运,而且对宝应地方社会造成了严重危害。为了变水害为水利,明代国家和地方重视宝应水利事业建设。一方面,完善水官设置、筹措水利资金;另一方面．修筑堤岸闸坝,开筑斯河,治理宝应越河。明代宝应水利建设成效显著,对于改善当地区水利状况以及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御制重修妙应寺碑文》之考释

《御制重修妙应寺碑文》是乾隆皇帝为记录重修妙应寺而御制的满、汉、蒙、藏四体合璧碑文。该多语种合璧碑文,反映了乾隆时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日渐深化的现实。本文以《御制重修妙应寺碑文》为研究对象,采用文献考据方法,解读碑文中的满文、汉文和蒙古文,并将其置于碑文产生的历史背景中进行深入分析和考释,力求揭示碑文背后的含义。     

道学谱系下的张横渠"气"论研究

本文认为,被看作道学家的横渠,其学说只有在道学的语境下加以解读,才是合理的解读.横渠"气"学的要义不在于建立一种"气"的本体论,而在于与之相关的工夫论.就工夫论而言,横渠最大的贡献是从"气质之性"的角度来讨论"气"的问题,从而将人的气禀问题引进到道学的视野之中.     

江淮地区古水利工程与农田开发

<正> 江淮地区处于安徽中部,北有淮河阻隔,西以大别山为屏障,东南为长江天险,是东南和中原地区的咽喉要道和兵家必争之地。历代统治者对这一地区都非常重视,不仅建城筑坞,而且广开渠、陂、塘、堰,兴修水利,发展农业,从而达到养战的目的。     

从有关碑文资料看清代贵州的农业管理

管理在农业生产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清代贵州由于实行严格的农业管理而获得了良好的生产成效.借助于清代遗留下来的有关碑文资料,文章对当时贵州加强农业管理的具体措施进行了探讨.总结其成功的农业管理经验,尽可能为今天进一步搞好农业生产、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20年来国内明清水利社会史研究回顾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将水利与地方民众生活、社会结构及权力体系等方面相结合的水利社会史研究开始兴起。回顾20年来这一研究的发展历程,通过对相关研究成果的具体梳理,揭示国内学者对明清水利社会史研究的关注焦点、研究层次及研究方法。     

离土熟人社会：村落水利失序问题的一个解释框架——以水利纠纷为视角

近十多年来,乡村社会变化巨大,传统熟人社会蜕变明显。选取巢湖流域的蒋村,通过对其农田水利纠纷演变的分析来解读当前乡村社会秩序变迁。研究发现,传统时期村落水资源紧张,农户利用身份排斥、家族联合、以理服人等策略争水,水利纠纷频发,但是乡土熟人社会和礼治秩序能够及时惩罚违规者,匡正和恢复水利秩序。进入新世纪,农民的流动性、理性化,导致水利纠纷减少,但也伴随着乡村水利治理的失序,原因在于人口持续外流,人-地联结弱化,导致乡土熟人社会退化为离土熟人社会。解决农村水利秩序问题不能仅仅着眼于增强政府治理责任,更应该紧扣离土熟人社会的背景,从农村人口流动、土地制度、社会建设等方面统筹考虑。     

清末民初清峪河水利衰落之探究

清峪河水利工程长久以来一直是关中泾阳、三原两县水利的支柱,但在清末民初它却陷入低潮。本文从《清峪河各渠记事簿》出发,结合县志等材料探究后认为由于水旱迭发、战乱不断以及其本身设施和管理的落后,导致了其不可避免的走向衰落。在阐述分析以上原因的基础上得出了该时期清峪河水利的衰落为后来陕西民国十八年年馑埋下祸根,并成为李仪祉回陕主持泾惠渠等新型水利工程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