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弈论方法的群体决策信息集结研究述评

近年来出现了不少用博弈论作为理论工具研究群体决策信息集结问题的文献,这些博弈论文献通过对群体决策过程中群体成员的动机与理性行为进行分析,给出了一些与人们的直觉完全相反的重要结论。文章从决策信息的获取、审议过程中信息的披露、透明性的影响与最优决策规则四个方面对此领域的研究进展进行了系统评述。将基于博弈论的群体决策信息集结研究与经济学、政治学、管理学以及社会心理学领域对群体决策的传统主流研究进行了比较,分析了博弈论作为理论工具研究群体决策信息集结问题的优势,最后指出了现有研究工作存在的不足之处。     

劳动规章制度内容合理性的司法审查标准之构建

对用人单位劳动规章制度内容的合理性予以司法审查，已然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的主流态度。然而，由于“合理性”概念多样化的认知及其需要在具化下被认定，导致裁判者面对用人单位差异化的具体情况时，审查视角不尽相同，裁判尺度不一，因而有必要确立统一的司法审查标准。一是从规则的制定目的出发审视，以进行劳动组织和劳动管理所必需、维护用人单位核心利益所必需为标准作出合理性判断。二是从规则的价值追求出发审视，以是否符合关涉劳动者人格尊严的公序良俗、是否平等对待劳动者为标准作出合理性判断。三是从规则的施行实践出发审视，以规则的可操作性、可接受性为标准作出合理性判断。     

电子公共大脑设计的信息组织研究

为了支持复杂非结构化群体决策过程的知识交互,在分析群体过程信息行为结构的基础上,设计了支持群体过程知识增进的"公共大脑"的信息组织结构和组织规则框架.     

群体决策极端化的征兆、成因及其改进策略

群体决策极端化容易使个体和群体丧失理性,最终导致决策偏离正确轨道。文章从分析群体决策极端化的征兆出发,深入研究极端化的影响因素和形成机理,并进一步探讨改进群体决策,防止极端化的措施。     

基于判断聚合模型对集体判断不一致的化解

阿罗定理证明了将完全理性个体偏好聚合为完全理性集体偏好的不可能性。这个悲观的结论对实际的集体决策过程没有帮助。如何化解聚合产生的集体意见不一致,以保证集体决策公平公正地实现集体最大利益,即实现集体决策的理性化,成为许多学科研究的热点。判断聚合模型将聚合问题放在逻辑框架之下,将集体理性聚合研究提升到一个更高的抽象水平。本文运用判断聚合模型,从分析判断困境入手,对基于前提和结论的判断聚合方法,基于多数判断集的判断聚合方法和基于权重最大的判断聚合方法进行探讨,分析了各种方法在化解集体判断不一致上的优势及局限。这些方法尽管有一定局限,但能够求得一致的集体判断集,并且逻辑形式刻画技术也使这些方法能够运用于计算机和人工智能领域中的推荐系统、多主体决策系统以及搜索引擎技术之中,推动了相关理论和应用技术的发展。?更多还原     

规则的力量——试论约束力的契约式证明

在讨论"规则约束力"问题时,学界对以大卫.高蒂耶(David Gauthier)为代表的"以利益为基础的契约论"尚缺乏足够的关注。与罗尔斯主张正当优先的道义论不同,这一流派的契约论立足于人的自利理性,强调规则的力量来自于它的工具价值,只有能够促成个人利益的规则才具有充分的约束力。然而,寻求"自利"与遵守"规则"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冲突。"以利益为基础的契约论"试图通过人的效用计算理性来解决这一冲突。这一理论路径揭示了另一种考察规则力量的维度,而新颁布的《物权法》的立法精神在某种程度上正是这一维度的体现。     

从《第二十二条军规》的两个中译本看多元系统理论的合理性与局限性

多元系统理论对文学翻译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和合理性,但同时也具有局限性。以多元系论为基本框架,结合《第二十二条军规》的两个中译本,从译文的"充分性"和"可接受性"两个方面探讨多元系统理论的合理性与局限性。     

"规则主义"下使用作品的"合理性"判断

在"规则主义"立法模式下,使用作品的"合理性"判断具有法律意义和实践价值.即使纳入法律规定的合理使用情形,仍应以"合理性"判断为司法释明内容.合理使用行为包括作品的使用和作品使用后的衍生结果的使用,并且不以非商业性或非营利性使用为是非分水岭."合理性"判断应当体现公平、正义的价值观,实现利益平衡制度功能,适当地彰显特定作品的"公共物品"属性,并充分考虑作品使用或衍生使用结果的决定性作用.     

关于ad hominem论证合理性实证研究

关于ad hominem 论证的合理性问题存在很多争议,如判断其是否合理的准则是什么,语言辩证准则在实践中是否为语言使用者所接受.这些问题需要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得到论证和验证.通过问卷方式调查得出的实证研究结果回答了在多大程度上语用辩证理论中认为不合理的讨论步骤在普通的语言使用者看来也是不合理的、不可以接受的,普通语言使用者在判断论证的合理性时使用什么准则,这些准则是否统一这些核心问题.探讨语用辩证规则的规约有效性问题有助于识别和避免谬误,培养正确的批判性思维.     

论环境保护语境下的绿色壁垒问题

在当前国际贸易中,设立WTO环境贸易规则是环境保护的需要,但WTO环境贸易规则同时制造了贸易的壁垒和障碍。绿色贸易壁垒的出现源于对环境保护价值取向的不良利用。WTO环境贸易规则在环境保护语境下,应当保持其维持贸易自由的作用,但同时应当考虑贸易与环境的关系的微妙之处,从而健全其规则的利益代表的广泛性,在伦理理性和实践合理性之间充分地平衡,才是克服局限的有益出路。环境保护、绿色壁垒的目的理性的有限性问题的解决进路是伦理合理性和实践合理性之间关系的合理化。     

公司董事违反勤勉义务之判断路径分析

董事是否违反勤勉义务判断之实质是判断董事行为是否合理,而董事行为合理性判断之实质,是评价董事行为是否存在过失的问题。理性人标准作为过失侵权之法定标准,基于路径依赖得以进入公司法领域,而伴随着价值指引和制度进化,出现了独立于理性人标准的商业判断规则,但两者之间仍存在着一般与特殊的关系。商业判断规则对决策程序和实体结果的划分实现了司法克制与董事免责的双重目的,进而解决了法院评价能力不足和董事风险激励的难题,以维护董事会之决策中心地位,保持社团独立性和社团民主性。     

法律信仰的理性基础——从与宗教神学信仰的比较维度分析

"祛魅"时代的到来意味着现代人的命运需要以理性来匡扶信仰,法律作为一种人世生活的秩序安排,既是一种规则体系,也是一种意义体系.形式理性法提供了生活的可预测性与可计算性,价值理性法为人类提供了生活的意义感与价值满足感.本文尝试以韦伯视阈中的"理性"概念为切入点,阐释法律得以成为信仰对象的理性基础,进而说明只有兼具工具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的法律信仰方可突破现代理性的牢笼.     

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理性人格研究

理性是人类精神生活的一种形式,它不仅包括在一定规则下应用概念进行判断、推理等思维能力或认识能力,而且包括对行为和目的的选择、质疑、反驳和辩护的能力。理性意识、理性能力、理性精神和理性观共同构成了人的理性人格,培育者应该以培育青年对象理性人格作为基本目的。在探究了理性人格培育的重要性和实际缺陷的基础上,形成了＂三个统一＂的最佳培育对策,即理论培育与实际统一;理性因素与非理性因素统一;理性培育与德育、美育统一。     

"经济决定伦理"理论范式的合理性限度

"经济决定伦理"是20世纪关于经济伦理关系的三大理论范式之一,具体表现为三个命题或三个理念.其合理性限度表现在本体论、价值论和实践论诸方面.在本体论方面,它将对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相互关系和社会有机体的理论由解读引向泛读和误读.在价值论方面,它在揭示伦理的形上基础的同时,以本体论僭越价值论,以真理取代意义,思辨理性混同实践理性.在实践论方面,在由传统向现代的文明转换,和由"意识形态中心"向"经济建设中心"的战略转变中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内在四大实践虚妄:奴婢伦理;孤离的经济;道德责任的消解;价值霸权."经济决定伦理"的合理性,是决定论的合理性;这种决定论并没有绝对的合理性,是本体论的合理性;一旦僭越价值论和实践论,这种本体论的合理性就很有可能蜕变为非合理性;即使在本体论范围内,其合理性也有其理论和实践的限度.     

共同富裕视角下的当代中国先富群体——纪念邓小平诞生100周年

如何看待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先富"群体?那种动辄张扬道德主义,是对先富群体缺乏理性判断的表现.把握邓小平富裕理论的科学内涵,对当代中国的先富群体进行了冷静分析,历史地、客观地、正确地认识我国转型期的先富群体,才能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廓清思想迷雾.     

如何以法律控制宏观调控的合理性

宏观调控的合理性原理及其法律控制机理应当成为经济法学,特别是宏观调控法理论不能回避的基本问题。以合理性为支点实现宏观调控赋权与控权平衡是宏观调控法制化的基本原理。完善宏观调控合理性的法律控制制度,应当加快宏观调控基本法的制定,确立合理调控的原则,实现从原则到规则的体系化控制;建构协商民主的程序制度,使宏观调控建立在公共理性的基础上;设计司法审查的专门规则,使宏观调控接受合理性问责。     

条件推理心理加工机制新探

逻辑与信念的冲突是逻辑学和心理学在推理问题上争论的焦点。心理模型理论、心理逻辑理论和条件推理的条件概率模型各有特点,但对推理结论有效的判断标准不统一。判断思维理性应该有逻辑学、数学和心理学三重标准,不符合逻辑的决策并非不具有合理性,心理学研究应该为逻辑学研究做出贡献。Ev-ans提出的两种推理理性认为人类犯逻辑错误和坚持理性有内在统一性,其建构的内隐和外显双系统更是一种新的探索。     

再谈“合理性问题”——从哈贝马斯视角出发

理性或合理性问题,既是传统哲学的基本议题,也是《交往行为理论》的逻辑起点。在哈贝马斯那里,理性与合理性是不加区分的。实际上,理性并不必然地就是合理性,但它却逐渐蜕变为合理性。合理性问题非常复杂,既关涉理论合理性,又关涉实践合理性。在实践合理性中,既涉及到形式/目的合理性,又涉及到实质/价值合理性。合理性问题与交往行为密切相关,而交往行为既是一种言语行为又是一种社会行为。因而,要想很好地理解合理性问题,就必须很好地理解交往行为;而要想很好地理解交往行为(关涉交往合理性),首先必须了解工具行为(关涉工具合理性)。简言之,要想很好地解决合理性问题,必须协调工具合理性与交往合理性的关系问题——“工具合理性是独白的,交往合理性本质上是对话性的”。这样,《交往行为理论》就实现了批判理论的范式转变,即从侧重于主体与客体关系、崇尚主体性的意识哲学,转向侧重于语言与世界关系、崇尚主体间性的语言哲学;从传统批判理论转向交往行为理论;从老批判理论转向新批判理论。     

主体需要的合理性是价值判断合理性的标准

在当今全球化和市场经济条件下,价值观念越来越丰富、多样和复杂,相应地,价值冲突也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避免的问题,对价值判断的合理性问题的研究就十分重要。而价值论问题在我国学术界争论较大。本文强调主体需要与价值判断的内在联系,从主体需要的内容、程度、满足需要的目的和方式等方面具体分析了主体需要的合理性,并阐明主体需要的合理性是衡量价值判断合理性的标准,主体需要合理性的限度确定了价值判断合理性的限度,以期为人们正确对待多元价值和价值冲突提供理论说明。     

广义Borda数群体决策规则

本文通过引进广义Borda数和偏爱距离概念,建立一种群体决策规则——广义Borda数群体决策规则,并研究了此规则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