般若中道与无得正观——佛教的实相论与根本禅观

本文从中国佛教三论宗的创立者吉藏用"无得正观"来总结佛教的教观出发,以"无所得"为主要内容对佛教的实相论与根本三昧做了结构性的梳理,指出"无所得"是佛教般若思想的核心内容,是贯穿大小乘佛教的中心思想,从四重二谛、圆融三谛和无分别智三个层面,分析了无所得的内在逻辑,指出"无所得"的思想对佛教各宗各派的深远影响,认为理解这一思想对从总体上把握佛教教理和禅观的本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法藏“佛种性”思想解析

《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是法藏对佛教各宗各派核心思想进行对比研究的一部论著,同时也是其判教思想的集中体现。法藏在对佛教各宗派进行"五教"分判的基础上,又对"五教"的"佛种性"思想进行了解析,并从华严一乘圆教思想的角度出发,创造性的以一乘的"佛种性"遍摄小、始、终、顿等四教的佛种性思想,同时还将四教的"佛种性"思想做了全新的解释,使它们彼此之间的矛盾之处在华严一乘圆融思想之内得到一一化解,并将圆教种性说确定为如来的真实之意和究竟圆满之说,而认为其他四教之说只不过是如来随顺众生根性的权施说法而已。     

论王岱舆对佛教的批判

王岱舆在阐释伊斯兰教时,对佛教中与伊斯兰教相冲突的地方进行了批判。他对佛教本体论、佛教人性论、佛教伦理观、佛教中的偶像崇拜行为进行了批判。王岱舆还批判了佛教中的生死轮回观念,并依据伊斯兰教原则,提出了自己的“三世”思想。王岱舆批判佛教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宗教之间的比较来阐释和宣传伊斯兰教,并以此来表明伊斯兰教的优越性。王岱舆对佛教的批判,打破了伊斯兰教与儒、释、道等思想长期隔阂的历史,在回族思想史上出现了短暂的“四教”之争。     

佛教义学的若干基本问题

"佛教义学"是对佛陀及其教法的信仰论证(阐释),与通常所谓的"佛学"和"佛法"有别。佛教义学的主干内容有:阐明佛教教义、教理的"教义义学",关于佛经经文的阐释及阐释原则的"佛经义学",以及关于佛教教史梳理的"教史义学"。佛教义学不是佛教哲学,也不宜完全以科学的立场和方法对待之。     

冯梦龙矛盾思想及其表征探析

冯梦龙“情教”思想,实际是情教与名教的矛盾思想。他试图苦心营建“情教”理想来取代传统“名教”思想,将自己以情施教的思想体系贯彻在以名为教的社会现实中。冯梦龙情教与名教思想的矛盾,是二者在逻辑起点上的对立和逻辑终点上的同旨,有着更为深刻的内涵,主要表现在其婚恋观、妇女观、忠孝观和释道观四个方面。     

《胜鬘经》与南朝佛教

《胜鬘经》作为弘扬如来藏思想的代表性经典,在晋宋之际中国佛教从般若学向涅槃学转向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南朝佛教界对《胜鬘经》的注疏和讲说极一时之盛,《胜鬘经》的思想成为南朝佛教思想展开的重要契机。如在南朝佛教的判教说中,"不定教"的提出就与《胜鬘经》相关;而对《胜鬘经》中的"空如来藏""不空如来藏"的阐释深化了南朝佛教思想家对"如来藏"和"佛性"的认识;《胜鬘经》的"一乘"说构成南朝佛教"一乘"思想的重要环节。可以说,《胜鬘经》为南朝佛教乃至整个佛教的中国化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高攀龙的佛教观--兼及高攀龙思想的儒学本色

高攀龙对于佛教的观点有佛教所言"性"所言"善"都不具有"天理"之内容;无论是从在中国历史上出现的时限,还是从讨论问题的内容看,佛教与儒学都不是一家;佛教有蔑视礼教、没有情义、自私等缺点.本文的评论是唯一的儒学坐标、片面的否定态度及对儒学基本主张的持守,凸显出其思想的儒学特色;而对佛教的认知与评价不乏误读之处.     

试论佛教伦理与道教伦理的"儒学化"

古中国有儒释道"三教合一"之说,但三教实际上又不可等量齐观。就伦理道德层面的功能与作用而言,佛教和道教确实是不可与儒教比肩的。佛教在中国化的过程中,便在伦理道德上自觉地选择了"儒学化"这一路径。道教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其走向与佛教基本上如出一辙,即在伦理道德上亦不约而同地走上了"儒学化"的道路。佛教伦理和道教伦理的"儒学化",主要体现在阐述忠孝思想作品的撰写、忠孝思想的提倡、戒律与"五常"的会通、以忠孝作为宗派立教之本等方面。     

胡宏对佛教的批判及其检讨——兼论其对宋代新儒学的意义

胡宏对佛教的批判,继承传统而又超越传统.其对佛教的批判,具有理论上的完整性、思想上的深刻性和态度上的理智性等特征.其对佛教教义的把握则表现出片面性、浅显性等不足.如此便使胡宏佛教现在整体上表现出以"偏见"代替"公平"、以"此论"消解"彼论"、以"形下"要求"形上"等特征.胡宏对佛教的批判,不仅务实了儒学的厚度,也为儒学发展开辟新途做出了贡献.     

早期佛教的基本教义与奥义书思想

奥义书对印度古代不少宗教都有重要影响。佛教的许多基本观念的形成与奥义书有关联。一些佛教理论是在改造批判奥义书思想的基础上提出的,还有一些佛教理论则直接采用了奥义书中的有关思想。早期佛教的教义与奥义书中的婆罗门教思想既有差别点,又有类似处。吸收了大量奥义书成分的婆罗门教和佛教成为印度古代两大主要宗教体系,对印度后世基本文化形态的构建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驻守与超越--李商隐诗学观论略

李商隐提出"属词之工,言志为最"的诗学观点是对儒家传统诗学观的继承与驻守.然而他的诗学观更多的是对儒家传统诗学背离主张"直挥笔为文",与儒家传统诗论的"主文而谲谏"观点是有明显区别的;重视诗歌缘情功能,提出"咏叹以通性灵",强调抒写性灵,反对文以载道,有意与"圣道"礼义相对;提出元气自然论,重视"真"与"美",倡导以情为文,体现其对儒家道统思想的超越.     

《后西游记》的文化批判性研究

<后西游记>是一部深刻反省人类文明发展与衰退规律的小说.它以佛教徒西游求取"真解"为线,对迫害、打击佛教的儒家主流文化进行了嘲笑和批判,并指出出现这种文化迫害的社会根源,在干佛教传承发展过程中,信徒自身出现的贪腐现象和对佛教真实理念的根本背离;而一切文化陷入困境之源,则大多关乎人类内心深处的"贪嗔痴".     

圭峰宗密的本末之辨

圭峰宗密撰成<原人论>一文,运用判教的方式对儒道二家及佛教内部的各种解释一一辨别.宗密站在佛教的立场上,对儒道二教关于人之本原的究竟之论进行了多方面的诘责.但从回真向俗、入世化民的角度上,宗密又在不同程度上肯定了儒道二教及本原的理论.佛教的人天教、小乘教、大乘法相教、大乘破相教,在宗密看来,也都不是究竟之论.宗密认为,只有一乘显性教以"一切有情"普遍具有的"本觉真心"为人的本原,这才是佛教内部各种教门的合理性.圭峰宗密的本末之辨是华严判教在教理阐释中的运用与发展.     

佛教与婆罗门教的量论比较

"量论"是印度古代哲学中关于逻辑推理等认识论方面的主要理论形态.佛教与婆罗门教中都有不少这类思想.佛教中出现系统的量论主要是在大乘佛教形成之后.婆罗门教哲学各派在形成独立体系后都提出了各自的量论.两教量论有不少相同处,也有一些重要差别.分析和认识二者在这方面的异同对于认识古代印度人的理论思维特点有积极意义.     

清季云南回回学者对伊斯兰教和佛教、道教的比较研究

与云南回族社团出现的适应华夏文化的潮流相平行 ,清季的回回宗教知识界中也出现了以理性态度来理解佛教和道教思想的学术探讨。在比较伊斯兰教和释、道宗教的汉文著述活动中 ,回回学者在捍卫伊斯兰教教义的同时 ,也分析了它们之间宗教思想文化的异同以及相互吸纳和排斥关系。     

佛教文化对鲁迅思想及创作的影响探析

鲁迅一生始终与佛教保持着较为密切的关系,佛教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不仅深刻地影响了他的人格心理、处世态度和思维方式,而且还渗透在他的创作中.佛教的"人生即苦"、"一切皆苦"和"我法"也"两空"等基本教义,对鲁迅思想和心灵产生了深刻影响;佛教的辩证思想是鲁迅在掌握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之前,认识世界、解决矛盾最有力的思维工具,使他的<野草>等作品呈现出一种形而上的思辩深度;鲁迅对佛教的认识是一个自觉的、辩证的、有所扬弃的不断深化发展的过程.     

读《万善同归集》

本文简要论述了宋代初期禅宗延寿禅师的一部独特作品(即《万善同归集》)的思想特色,并借此简单勾勒了禅宗的风格,浅述了禅宗对"行"的看法、对佛教其他各宗思想的态度以及佛教"广行众善"的思想传统。     

析佛陀与毗湿奴造型的异中之同——以印度笈多时代的造像为范例

佛教和印度教是孕育于印度本土的两大宗教。在政治、经济、文化均高度繁荣发展的笈多时代,佛教和印度教有着微妙的关系。该文以笈多时代佛教、印度教两大主神的立像——《马图拉佛陀立像》和《毗湿奴立像》为研究范例,从神同人形、细部造像和整体风格等三个方面,尝试剖析和解读两尊立像的异中之同。破译二教立像的异中之"同",有助于对笈多时代佛教与印度教之间"艺术互鉴、宗教互渗"的关系有更为明晰和深刻的理解。     

从小说与戏曲的比较视角看冯梦龙的“情教”思想

冯梦龙的"情教"思想不同于以血缘亲情为理论基点的理学礼教,其逻辑起点是"男女之真情",具有"发名教之伪药"的思想解放意义。这一思想根植于明代中后期特有的人文思潮与市民语境,主要体现在冯梦龙的小说及民歌时调的编创与评点中,在他的戏曲领域及其后期著述中是缺失的。这种现象体现了冯梦龙的小说观念主要以通俗娱乐为主,叙事多以市民话语体系为依托。其戏曲主张则以伦理教化为重,无论是他的戏曲创作还是改编均重在文人话语体系的建构。另外,这也表明"情教"乃当时市民理想与世俗观念的反映,并不能真正代表冯梦龙的社会理想与精神追求。     

李翱的佛教观

唐朝中后期,佛教和道教达到兴盛,儒学受到佛道两家的严重威胁,尤其是佛教。李翱继承韩愈的道统说,明确提出了反佛的主张。李翱对待佛教的态度是在坚守儒学的立场上,对佛教进行"辨而排之";在对佛学的心性思想和方法分析、吸收的过程中,提出了"复性说",为儒学的改造和完善做出了很大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