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治理"上访村"

雷厉风行地治理“上访村”——城市管理者们重视这个顽症 2006年1月25日,距离春节只有4天了。在北京市市长办公室里,日理万机的王岐山市长还在专注地处理公事。有一份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院长朱明德担任学术顾问的“关于‘上访村’”的调研报告引起了他的注意, 他不时在报告上勾画着,有时紧蹙眉头,有时摇摇头, 报告中的不少现实问题引起了他深深的关注。他在报告上写道:“吉林同志:对此上访村刘淇同志有过明确指示,如何拔掉这个‘顽症’,请牵头研究,节后要开专题会,节前则要就安全、稳定问题严防死守”。报告转到北京市副市长吉林手里,他也批示:“西平同志;摸清违章底数,上访村是一重点,请与有关部门核实报告中提到的上访村、公园的地点,纳入拆违、整治范围。”2006     

论"内部人控制"的治理

对公司治理中的"内部人控制"给予褒扬和抨击都是不科学的."内部人控制"是和一定的企业形态相联系的社会现象.公司治理的任务不是消灭"内部人控制"的现象,而是限制"内部人控制"的消极作用.就我国而言,完善公司外部治理、发展机构投资者和充分发挥银行的作用是限制"内部人控制"的有效措施.     

国有企业员工"磨洋工"行为及其治理

国有企业"磨洋工"是一直存在的现象,究其原因既有体制和机制的问题,也有管理、文化思想观念和员工民主权利的问题。它是企业管理一种隐性博弈的反映,也影响着企业劳动效率的提高。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主要是:改革旧的体制,完善分配和激励机制,建立和完善劳动评估体系,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营造积极的企业文化,拓宽员工参与企业管理的途径。     

两宋乡村治理体系中的"村"

两宋时期的国家政权对于乡村治理体系的政治理念、制度设计以及具体措施,出台了许多新举措,其整体建制与总体沿革趋势不仅凸显出变革特点,而且情况日趋细密和复杂。其中,＂村＂的发展演变可视为其中的典型反映,＂村＂经历了一个逐渐褪去实有建制意义与实际职能的色彩,向地域标识意义的角色转化的过程。     

"公地悲剧"的治理之道

“公地悲剧”源于公共资源的私人利用方式。公有的土地制度可以在改革传统的政府主导(或控制)型的实现方式的前提下,创造灵活多样的受益人自主组织的实现方式,以寻求土地利用的综合效应。但不管怎样,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对公有土地经营的监督、指导是十分重要的。     

中国政府治理"通胀"与"通缩"的实证分析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应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这既是一个基本的理论问题 ,同时也是一个重要的实践问题。文章通过我国政府对宏观经济有效调控的实证分析 ,旨在阐明一个基本的命题———市场经济必须强化政府的宏观调控。     

全球化背景下的"泛珠江三角洲"治理

在全球化背景下,一体化的区域将成为未来世界必然的行为主体和竞争主体,而协调乃是区域一体化的核心变量,如何消解高昂的协调成本、抵御地方主义,是提升区域竞争力的关键.走向区域治理,是"泛珠江三角洲"可供选择的协调机制,该文在厘清治理的基本理论的基础上,探讨了区域治理的基本功能和结构框架.     

"多中心"视野中的现代大学治理

在"多中心"理论视野中审视现代大学治理,不难发现,大学治理的现代性与多中心理论的思想基础非常契合;根据多中心理论,不同权力主体之间的合作与协商应该成为现代大学治理的主要形式,而现代大学的治理变革也必须体现这种多中心的特点:防止政府权力的越位、建立开放的治理结构和灵活的协调机制.     

"德"与儒家公共治理的结构

我国古代的儒家相信,人类的存在是由包括政治生活在内的公共生活联系起来的,公共生活是人的一个基本属性。古代的儒家以“德”为“治”,以道德为处理公共问题的基本方式。儒家的“德治”思想体现着道德对政治的观照,它在现代社会的发展,需要超越出对人们个体性的内心关注,外化为社会的同一性规范。     

对治理"三农"问题的宪政思考

"三农"问题的形成有其深刻的宪政原因:宪政理论的非本土化与实际国情的冲突导致"三农"在国家现代化战略中的缺位;失误的宪政变革导致中国农民与现代化绝缘;宪政值取向的扭曲导致中国社会由农民社会向市民社会过渡的进程大大延缓.解决"三农"问题的宪政之路在于把"三农"问题入宪,确立其在国家宪政战略中的应有地位,制定完整的涉农法律体系,全面保障农民的自治权、受教育权、司法救济权、自由发展经济权、农地权、产品自由流通权、经济服务权、财务金融权、独立的私有财产权、政治权、迁徙权、社会保障权、社会人格权等等,确立违宪审查制度,避免立法、执法、司法及行政行为对"三农"利益的损害,切实保障农民的经济利益和民主权利.     

"善治"视野下构建和谐社会中的政府治理

治理和善治理论的兴起既是全球化时代西方步入后工业社会行政管理变革的现实需要,也是西方传统文化奠基、民主政治制度发展、成熟的市场经济运行和公民社会充分发育的现代结果.尽管善治体现了人类未来政治发展的方向,但缺乏社会发育并处于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的中国尚不具备多元治理的前提条件.当下中国应该在善治理论的观照下,以转变政府职能、提升政府能力为重点,加大政府治理,通过建设透明廉洁政府、服务效能政府、责任权威政府、民主法治政府,健全市场经济体制,培育协作型的公民社会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试论公共治理中的"政府失灵"及其规避

政府干预是解决市场缺陷的必要手段.然而,公共选择理论从政府的"经济人"假设出发,揭示了"政府失灵",即政府由于自身的局限,在解决"市场失灵"过程中,还存在着治理中的政策失误与低效率问题.有鉴于此,解决"市场失灵"之时规避"政府失灵",就成为优化公共治理的不可或缺的重要问题.     

健全国有改制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势在必行

"法人治理"结构是通过明确股东会、董事会、经理层和监事会的各自权利和责任,形成各司其责、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结构.国有改制企业种种不尽如人意现状与现代企业制度"法人治理"结构被严重扭曲密切相关.因此健全国有改制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势在必行.严格按法构建改制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建立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从制度上落实改制企业法人治理到位,使一个权责各方各就各位、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良好的法人治理机构、环境、制度等得以逐步建立与完善,确保改制企业改革的成功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