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纠纷调处“五结合”

山东省枣庄市山亭区山城街道司法所在社区调解工作中，创造性地运用“五个结合”，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了矛盾纠纷的发生。 同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相结合，在日常的矛盾纠纷调处过程中，注重与有针对性地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结合起来。通过深人广泛开展法律“六进”和各种形式的普法宣传教育活动，教育引导广大群众不断增强法治观念、法律意识和思想道德水平，努力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矛盾纠纷的发生、发展和激化。     

西塞山区的三级民调网络

从2004年开始,湖北省黄石市西塞山区为了化解基层矛盾,在辖区内的八泉街道建立了全区首个街道矛盾纠纷调解庭,并投入运行。调解庭虽然先后调处了多起疑难纠纷,但是纠纷的排查调处工作一直处在信访办“走单骑”、综治办“耍单边”、司法所唱“独角戏”的不良局面。为此,西塞山区     

论新时期我国社会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机制构建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与群众、个体与社会组织等各种主体之间的关系日益复杂。当前社会矛盾纠纷所涉及的不仅仅是个人利益,而往往是群体利益,化解难度不断加大。新时期社会矛盾排查调处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的部门、领域和范围不断扩大,正确处理、有效化解各类矛盾纠纷,迫切需要健全多管齐下、全面系统的矛盾源头预防预警机制,健全和完善及时调处社会矛盾的工作机制,拓宽和畅通群众诉求渠道,构建多元化的社会矛盾排查调处机制。     

“劝导服务队”，化解纠纷的草根力量

在江苏省扬州市梅岭街道广储社区，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没有权力、没有职位，没有一分钱报酬，却常年走东家、串西家，排查纠纷、调解矛盾、宣传法律，他们以一颗为居民群众服务的赤诚之心，换来一方和谐，被居民群众亲切地称为枉区的“和事老”。他们就是扬州市首个民间矛盾纠纷调解组织——广储枉区“劝导服务队”。     

楼院综治破解“商圈住宅”治安难题

商圈住宅区人口密集,外来人口、流动人口多,社情复杂,矛盾纠纷易发,维护安全稳定工作难度大。青岛市市北区台东街道地处繁华的台东商贸圈,街道充分发挥基层党员群众的积极作用,将综治宣传教育和防控措施落实到每个居民楼院,在最基层建立全员参与平安创建工作的有效机制,夯实综治工作基础,切实保障了一方平安,增强了群众的安全感,促进了辖区和谐稳定。     

“微自治”：楼栋的事居民自己来管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南湾街道康乐社区是原特区外一个商品楼住宅社区，由于社区人群成分复杂、历史遗留问题多、基础设施欠账较多，信访量高居不下，曾被列为龙岗区信访重灾区、消防隐患黑名单、治安案件高发区。康乐社区的社区工作站仅有34名工作人员，平均每人要管理和服务1000余人，根本难以应付辖区日益增长的人口形势。由于各小区各栋楼的建设基础不同，当楼栋出现产权矛盾、物业矛盾等利益纠纷时，同楼道的居民自然结成利益联盟，进行群体维权，可是调解时又显得“群龙无首”。     

城区排查矛盾事故苗头隐患六法

在城市街道社区一些发生矛盾纠纷、事故案件的单位，常常听到有人讲，没想到还会发生这样的事。看来，想不到，工作就难做到，矛盾事故问题发生也就不奇怪了。如果我们能及早地查找矛盾纠纷事故的苗头隐患，把矛盾纠纷事故的苗头隐患解决在萌芽状态，就能掌握平安稳定工作的主动权，有效地预防各类突发事件的发生。从城区街道社区基层单位平安维稳工作实践体会看，查找矛盾事故苗头隐患通常有以下方法。     

明代云南的卫所与水利纠纷

明代在云南设立了许多卫所,带来大量移民进入,直接推动了整个云南经济社会的发展。同时也引发了一些新的矛盾与问题,水利纠纷即其中之一。卫所进入后云南的水利纠纷增多,日益复杂,目前所见的水利纠纷典型案例中均有卫所涉及。在卫所进入基础上的人口、耕地骤增,造成一段时间内的局部资源紧张,是水利纠纷产生的直接原因。但纠纷的根源不在于卫所制度本身,而在于水利建设发展水平的滞后。     

价格听证会制度实行的现状及对策研究

价格听证会制度是中国社会经济生活民主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完善政府定价决策的理想模式。理想的价格听证会制度申请调价企业和消费者有充分的倾诉权,能消除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的误解和矛盾,可制约行业垄断经营,提高政府定价的科学性和公正性等。但目前中国价格听证会制度尚处于探索阶段,涉及范围还比较狭窄,许多听证程序也不规范,完善价格听证会制度需要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要合理选拔听证代表,确保企业申报材料的准确性。     

“和谐社区”启示录

目前，构建和谐南京正成为全市上下的普遍共识和实际行动。作为城市管理的基层组织，街道和社区直接面对广大人民群众和各种矛盾纠纷，是构建和谐南京的基础和重心。如何处理和协调好社区各阶层群众的矛盾和利益关系，夯实和谐南京的基础，是社区建设和管理面临的重要问题。白下区瑞金路街道通过强化服务，实行人性化管理，在加快发展经济的同时，以群众利益为重，巧妙化解各种矛盾和纠纷，致力建设和谐社区，辖区内所有社区全部为充分就业社区，连续两年无上访，其中有不少做法可供借鉴。     

抗战时期地方的党团之争——以国民党自贡市党部被毁事件为例

抗战时期的党（国民党）团（三青团）关系是研究国民党战时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重要的盐产区,四川自贡地区国民党地方组织与三青团地方组织之间关系复杂,权力竞争激烈。在一场涉及盐业工人纠纷的事件中,党团双方爆发了激烈冲突。虽然在国民党和三青团中央、四川省政府以及自贡市府的斡旋下,事件看似得到平息,但党团矛盾并未得到根本解决,且日益成为威胁国民党政权的重要因素。这一事件既反映出党团双方在地方层面的冲突实况,也充分暴露出它们争夺地方政治资源的经常性和残酷性。     

侗族习惯法在解决侗族地区林权纠纷中功能及路径选择——以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林权改革为例

侗族地区林权纠纷是指发生在侗族地区的公民与公民之间,公民与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之间涉及林业民事权利义务争议的各种纠纷.这些纠纷具有普遍性、多发性、广泛性,情节复杂,法律后果严重等特点.侗族地区林权纠纷发生的原因有许多,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林权改革导致的利益冲突,要解决这些纠纷和矛盾,除了要适用国家法之外,还必须利用侗族习惯法.侗族习惯法在解决林权纠纷中仍起到国家法不能替代的作用,利用好这些习惯法,对促进侗族地区的林权改革与和谐稳定是大有裨益的.     

矛盾纠纷调处“五结合”

山东省枣庄市山亭区山城街道司法所在社区调解工作中,创造性地运用"五个结合",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了矛盾纠纷的发生。同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相结合。在日常的矛盾纠纷调处过程中,注重与有针对性地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结合起来。通过深入广泛开展法律"六进"和各种形式的普法宣传教育活动,     

清代皖江圩区水利纠纷及权力运作

在圩区中,由于圩堤的兴修维护、河流渠道的疏浚、排洪泄洪与引水灌溉等活动涉及到不同圩民的利益,极易引发水利纠纷。清代皖江圩区水利纠纷产生的原因极其复杂,既有自然环境原因,也有社会因素。水利纠纷反映的不仅是简单的利益争夺过程,还展现了由封建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期间皖江流域自然生态、环境资源和社会人口三者之间的矛盾。这些圩区水利纠纷的处理过程中,反映出国家、社会、民众的互动,凸现出不同的利益集团权力的运作。     

党员议事，群众协商

上海市长宁区新华社区（街道）陈家巷居民区的居民文化层次高、知名人士多、维权意识强。面对日益增多的群体性矛盾,陈家巷居民区党组织尝试采用开会协商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在协商的过程中,一些有较高威信、经验丰富的老党员发挥了积极作用,事情经他们达成一致后回去宣传,居民都能较快接受。渐渐地,陈家巷居民区党总支让每个下属支部推荐出几个党员志愿者参与议事,逐渐形成了“党员议事、群众协商”的做法,有效地解决了一些群体性矛盾纠纷,促进了社区的和谐稳定。     

社区化解物业纠纷的新作法——北京香河园成立物业纠纷调解委员会之后

目前,北京市注册在案的物业管理企业已达2310家,实行物业管理的总建筑面积2.97亿平方米。在住宅建设迅速发展的同时,物业纠纷也随之逐年上升,而矛盾则突出反映在公共利益的纠纷上。在这种情况下,有社会学家提出,解决老旧小区或新建小区的矛盾,完全有必要建立一个专门从事社区调解物业纠纷的组织,或在小区内成立一个巡回法庭,以此来缓解目前的小区纠纷……2005年6月29日,北京市朝阳区香河园街道在所辖的9个社区全面推开社区物业纠纷调解委员会     

浙江省杭州市“错时停车”解决小区车辆“过夜难”问题

2004年12月9日，杭州市九莲社区举行了一次落实“错时停车”举措的听证会，社区里的居民和8家辖区单位都参加了此次听证会。     

物业管理联席会议怎么开

天津市河东区针对当前物业管理工作呈现的矛盾纠纷增多、涉及部分较多、协调难度增大等实际情况，结合当前新区、旧楼区物业管理工作实践，探索建立了物业管理联席会议制度，在实践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外派员工损害赔偿问题研究

由于外派员工制度的结构较为复杂，涉及到多方主体利益，基于多个合同关系才能实施，因此，在员工和企业(单位)、企业(单位)与企业(单位)之间就损害赔偿如何承担的纠纷屡见不鲜。责任主体难以确定，责任承担方式无法落实，这都与外派员工制度本身的复杂性和多元性有直接关系。正确掌握外派员工制度需要从其多重合同关系入手，解决其中的法律纠纷则需要根据发生争议的双方当事人，确定具体的合同性质，选择恰当的法律规范。     

我国群体性纠纷的形成逻辑及其多元化救济机制

我国群体性纠纷涉及的类型复杂多样.西方发达国家的群体性纠纷主要是在社会化大生产高速发展之后产生的消费者权益纠纷、环境污染纠纷、公害纠纷等,即涉及扩散性、分散性利益的"现代型纠纷".而我国当前的群体性纠纷类型则包括了前现代型纠纷、现代型纠纷以及后现代型纠纷.纠纷的复杂性必然决定了我们无法照搬西方国家群体性纠纷制度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的解决路径只能是厘清群体性纠纷的生成逻辑,针对不同的纠纷类型构建多元、务实的群体性纠纷的救济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