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理想·热诚—孙犁的作家修养论评析

在孙犁的作家修养论中,“道德”是作家修养的第一要义,是作家的为文之道,以传统儒家文化伦理道德为核心;“理想”的两个层面—人文理想与政治理想—分别代表了对孙犁影响颇深的五四现代文化和革命文化对作家修养提出的要求,是作家创作的灵魂,与对作家的道德要求互为补充;“热诚”是作家创作的动力,是保证作家高尚修养能够提升作品格调的有效途径,只有通过这一环节才能实现人格与文格的统一,达到孙犁所倡导的作家修养与文学创作的统一。     

从英雄情结到荷花淀文学风格的确立

孙犁具有浓厚的女性情结,善于描写水淀风光和女性人性之美。但在孙犁早期文学创作中,他宣扬的是英雄主义,凸显了浓厚的英雄情结,这一点,却一直为人们所忽视。人们看到的是带着白洋淀露珠的孙犁,没有看到裹着战争硝烟的孙犁;人们注重了孙犁水一样的阴柔,没有发现他带血的刚强。《荷花淀》创作是孙犁创作个性的自然流露,文学评论在一定程度上唤醒了作家的自我发现,导致了荷花淀文学风格的确立。     

《随想录》的知识分子立场

巴金《随想录》揭示了作家在非常岁月里的心路历程,从中引发对知识分子立场问题的思考。巴金在＂文革＂前期陷入盲从、丧失自我立场,需从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传统中寻找根源。通过写作《随想录》,巴金努力挽救知识分子奴化形象,维护自我独立人格;《随想录》体现了作家进行自我剖析与自我忏悔的艰难性,在建立中国知识分子自我意识与独立人格的路途上,巴金以写作《随想录》迈出了勇敢的一步。     

回望与解读《铁木前传》

与孙犁以往作品相比，《铁木前传》具有内涵的多义性和人物的复杂性。在对《铁木前传》回望中，可以获得时代、人性和无意识三个层面的解读。时代的解读为常见的表层阐释，人性和无意识层面的解读，却是揭示作品深刻内涵的纵深挖掘。通过回望与解读，《铁木前传》在孙犁一生文学创作活动中的地位更加明晰，它是作家不断进行文学探索而造就的现实主义杰作，既为前期创作划上了圆满的句号，又为晚年的变法成功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也显现了作家在探索中创作风格的滞后。     

路遥编辑工作与文学创作的互动

路遥的编辑生涯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山花时期＂是1971年至1973年,路遥编辑诗集《延安山花》和文学报纸《山花》,它们都产生于文革期间文艺创作非常活跃的延川县;＂延河时期＂是1976年至1982年,路遥因文学才华的出众被分配至《延河》文学月刊担任小说编辑。1982年路遥成为专业作家。路遥的编辑工作与文学创作互相促进,使路遥成长为全国知名作家。     

试析冯友兰《新世训》道德人格思想的现代价值

《新世训》是＂贞元六书＂中最贴近人伦人用的一部著作,这部书最大特点就是将以往难以企及的＂圣人人格＂生活化,它讲人伦日用中的内圣之道和外王之方,是每个人照着做都可以做到的。作为接着宋明道学往下讲的生活方法论,《新世训》既继承了宋明道学关于道德人格思想的精华,又对其进行扬弃。面对道德人格这个古老而又常新的问题,笔者尝试探讨冯友兰《新世训》中道德人格思想的现代价值。     

论严歌苓小说中的“文革”书写

新移民作家严歌苓的创作对＂文革＂有着持续集中的关注。在她的＂文革＂题材小说中,成人世界人格最深处不可看透的秘密被暴露无遗。而当这些阴暗面投射到孩子身上时,也留下了扭曲变形的投影。不过,严歌苓的＂文革＂书写所及并不是纯然的丑恶,她又总是努力去寻找人情的温暖和善良的怀抱,让读者在感受黑暗与残酷时有一些温暖的慰藉。由于空间和时间上的＂距离感＂,加上移民生活给予她的视角和思考的拓展与深化,严歌苓的＂文革＂书写有意减少了对斗争、苦难的血淋淋的揭露,而把重点放在了对人性的展示和分析上。     

《诗经》中的“裘意象”

《诗经》写到＂裘＂的诗歌共有9篇,《诗经》中的这些＂裘＂既是蔽体、保暖之衣,又是身份、地位之象征,还是文化人格之体现。以裘为衣是对上古衣皮风俗的继承;裘为身份、地位之象征,其成因则可追溯到图腾崇拜;羔羊比德,＂羔裘豹饰＂,则是一种刚柔相济的文化人格的体现。     

晚年生命的言说——孙犁书话论

以小说闻名于世的孙犁,在晚年创作了大量书话作品。这些书话或从书中感悟人生,寻求生活消遣与精神寄托;或从历史与现实交汇的思考中,彰显生命智慧与真知灼见;或从文体建设方面,独创书衣文体与耕堂文体。孙犁书话是他晚年将读书、理书、谈书熔铸于寂寞生命之中的真诚言说,是对古代藏书题跋、读书记的继承与创新,为现代书话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     

《荷花淀》：孙犁“大道”与“大味”的极致书写

孙犁是一位具有独特风格的作家。《荷花淀》作为最具孙犁小说风格的优秀短篇小说的代表，无论是题材的选择，意境的描摹还是结构的勾勒，无不闪烁着美丽的光芒，沉淀着不尽的艺术魅力。可以说，《荷花淀》作为“荷花淀派”的典范之作，正是对作家孙犁“大道低回，大味必淡”人生哲学的极致书写。     

抑郁症与孙犁晚年文风的转变

“文革”结束后，孙犁恢复了创作。但令人不解的是，作为“文革”受害者之一的孙犁在席卷整个文坛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汹涌浪潮中却成了远远独立的边缘人，且晚年孙犁的创作风格较之于青年时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影响孙犁创作的外在原因当然是时代风云的动荡和社会生活的变迁，而内在的重要原因则是抑郁症的纠缠。抑郁症反复发作的痛苦致使孙犁无法面对曾经的伤口。在外部环境的刺激下，上世纪90年代的孙犁更是陷于日夜整理旧籍的强迫症中，画地为牢，逃避现实，直至离世也未能走出曾经的阴影。     

“联圣”钟云舫《振振堂诗稿》艺术风格论

《振振堂诗稿》的艺术成就,其七言古风大有李太白遗风;七言律诗饱含杜少陵、李商隐余韵;钟云舫的“新乐府”诗焕发出白居易的风采;其“无题”诗与李商隐“无题”一脉承传;钟云舫七言绝句有李白七绝的韵味;七绝“咏史”与杜牧七绝“咏史”神似.钟云舫一人而兼唐诗几大巨擘绝技.另外钟云舫诗歌长于抒情,善用比兴,又远宗“诗骚”,熔《诗经》的写实与《楚辞》的浪漫于一炉.钟云舫诗歌还长于铺叙,爱用典故,杂糅先秦两汉散文大师笔法,从而形成钟云舫诗歌独特的艺术个性.钟云舫还不愧为内地“诗界革命”的先驱,为旧体诗的通俗化、白话化、大众化,努力创出一条新路.     

巴金与法国文化

巴金曾经三次踏上法兰西的国土,通过文学、景观、社会实践等多种途径亲密接触法国文化的多个侧面,所以他无论在创作和革命思想以及人格发展等各个方面都深受法国文化的影响。文章认为巴金作为一个主体,他不仅被动接受了法国文化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他在中国本土文化特点、当时的社会现实、个人的经验和追求等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对法国文化作出了个性化的阐释和重构,并在此基础上深刻挖掘出他者形象对自我文化的迂回式反观,主要探讨了在巴金对法国大革命和法国平民社会的阐释,以及“文革”后巴金对法国文化关注重点的转变中所深刻透析出的他对中国革命及社会发展的深刻思考。     

李如圭《仪礼集释》申注特色探析——李如圭礼学研究之解经学考察（二）

在宋代《仪礼》学研究史上,李如圭的《仪礼集释》是一部重要的纂集体著作。该书在全文据录郑玄《仪礼注》的同时,又增设＂释曰＂部分,或是对《仪礼》的某些经文加以阐释,或是对郑玄的某些注语加以笺识,突出反映了李如圭在《仪礼》研究方面的具体创见。通过对这些＂释曰＂申注类释语的剖析,可以发见,无论是在对郑《注》语词的释注方面,还是在郑《注》礼经仪文节度训释的申解补充方面,也无论是在先秦儒家典籍的语料引证申注方面,或者是在郑《注》校勘语料及其语词的释音申注方面,李氏《集释》都形成了自身独到鲜明的申注特色,在整个《仪礼》学史上占据了一定的重要地位。     

遂老双峰下,谁明廿载心——北学中坚王余佑事迹新探

王余佑为明清之际北学的重要代表。其诗文集《五公山人集》对于揭示他和亲朋社友的生活状态具有典型意义。《事迹纪略》为《王氏家谱》中保存的一册抄本文献,由王余佑手创、历世子孙递修递抄而成,其中包括不见于今本文集的王余佑、孙奇逢、颜元、李塨等人的传记,具有珍贵的文献价值。     

从《包法利夫人》看李劫人的文学接受观

《包法利夫人》作为十九世纪法国伟大的文学家福楼拜的代表作于1925年传入中国,它的第一位译者是当时的留法青年学者李劫人、后来的川籍乡土作家、大河小说家。李劭人为国人了解福楼拜的写作特点及现实主义文学创作风格做出了巨大贡献,但长久以来他对这部法国名著的接受特点及其自身文学创作风格研究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本文旨在通过对李劫人的代表作《死水微澜》与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进行简要分析与比较,找到李劫人的文学接受特点。     

胡乔木：体制内知识分子的一个典型

胡乔木是中国民主革命和中国当代历史上体制内知识分子的一个典型。他身上兼具知识分子的一般特征和鲜明的体制内特征。对他的体制特征要从“文革”前与“文革”后两个不同阶段来考察。对胡乔木一生的评价，则依据他毕生所从事的意识形态工作。胡乔木参与起草的1945年《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他1951年所写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和主持起草的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问题的决议》既是评判中国革命意识形态的主要依据，也是分析胡乔木一生功过是非的重要文献。     

日常生活视阈下的“文革”叙事——评贾平凹新作《古炉》

日常生活视阈下的“文革”叙事是《古炉》的一个创新。这一书写方式既摹写了一幅乡村“文革”生活的全景图,又在不动声色的日常铺排之中展现了升斗小民驳杂、坚韧的生存景观。乡村日常与“文革”叙事的自然合谋,构建了新的“文革”叙事范例。它不仅意味着农村这一新的“文革书写”空间的开拓,而且将对“文革”的反思拉到了历史的本真现场,利于进行政治与人性的多重辩证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