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充与中国批判史学

王充(字仲任,东汉会稽上虞人),不仅是吴越民族优秀的思想家,也是古代中国杰出的历史哲学家。以往人们对王充思想的研究,一般都站在哲学思想史的角度,着眼于他对中世纪哲学的批判,殊不知他同时也是一位批判历史学家。他从历史的角度,对中世纪官方哲学进行了全面批判;又从哲学的高度,对加在历史真实之上的种种虚妄说教作了清算和扫荡。王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批判历史学家;《论衡》,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批判史学著作。这样说是不会夸张的。     

“王充批判董仲舒”辨

一些学术著作和文章,在谈到汉代的思想时,往往认为王充是批判董仲舒的。例如有的同志说:王充“对董仲舒天人感应论进行了集中的、猛烈的、深刻的批判。”“王充把董仲舒的反动思想以及谶讳迷信,都看作是虚妄之言,加以无情的挞伐。”王充“驳斥了董仲舒天人感应的谬说”,但是,从《论衡》一书中,我们却看不出王充对董仲舒有过什么批判,更看不到对董仲舒进行过无情的挞伐。     

王充的无神论与五四时期的反迷信斗争

王充,是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他的无神论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焕发出不灭的光辉,给予后代进步思想家以巨大影响。南梁时代著名的唯物主义者范缜所著《神灭论》,就继承和发挥了王充的无神论思想。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章炳麟,也颇受王充无神论的影响,他高度评价王充写作《论衡》是“趣以正虚妄,审乡背,怀疑之论,分析百端,有所发擿,不避孔氏,汉得一人焉,足以振耻!至于今,未有能逮者也。”直到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中,王充的无神论思想对当时思想界仍有重要影响,它对于革     

王充的作家论

《论衡·超奇》是王充文学批评上关于作家论评的专篇。他的作家论的思想,在其它有关文论的篇目中,也有出色的体现。王充的巨著《论衡》在关于作家的通论上,做了开拓性的工作,在我国文学批评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王充的作家论,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和个人特色。王充的时代,文的涵义还很广泛,文     

卷首语

马克思说的好:“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121页)。半个多世纪以来,指导共产党人和全国人民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不屈不挠英勇奋斗的毛泽东哲学思想,正是二十世纪中国时代精神的精华,本期哲学研究栏目中刊发的杜宝洪同志的论文《试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确立和特征》,结合中国革命发展的实际,比较系统地论述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发展,成熟及其特征,并提出了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重要性,是很值得一读的。袁     

庄子的“德”与“道”及其文学艺术观新论

庄子的文学艺术观源于他哲学思想的核心,并包融在其中。而他的哲学思想核心就是“德”与“道”。这与老子是一脉相承的。“道”是万物的本源。《庄子·大宗师》中说：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     

龙的神话和黑龙江的名称

黑龙江之所以名叫黑龙江,是和龙的神话分不开的。要考证黑龙江名称的由来,先得考证龙的神话。中国是龙的故乡,龙是中国的象征。美国《韦氏大辞典》说:“中国龙是源出远古来历不清的超自然的造物”,“它是中国帝王的象征。”《大英百科全书》也说:“在中国,龙是国家的象征,是皇家的标志。”《苏联大百科全书》说:“龙”在中国“是权力的象征。”俄国人瓦西里·帕尔申在他的《外贝加尔边区记行》中强调:“龙是中国的徽记。”这些书中所说的完全     

赫尔德尔的美学——关于美的分析

约翰·哥特弗里德·赫尔德尔(Johann Gottfried Herder 1744—1803),德国古典哲学家、德国启蒙运动思想家、“狂飙突进运动”的引路人。他曾是康德的学生,后来成为康德的论敌,他从极其接近于唯物主义的经验主义的立场出发,同康德的不可知论和二元论进行了激烈争论。他的哲学思想,尤其是历史哲学思想和美学思想,在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曾在欧洲各国精神生活中起过重要的作用。近年来,赫尔德尔的美学思想,已开始引起我国学术界的关注。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先生在1983年3月27日发表于《人民日报》上的《美学书简》中,曾建议“研究赫尔德尔”。     

重论“五行说”的来源问题

“五行说”是中国传统思想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但其来源则迄今未明。问题之所以难于解决,主要是两个原因: (1) 古代典籍中未曾保存关于五行说可以征信的原始资料。褚少孙补《史记·历书》称:“盖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他以五行起源归之于黄帝。然黄帝其人与时代却是上古史中最大的谜之一。典籍中“五行”最早的资料有人推于《尚书·甘誓》:“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但此篇所出时代不明,篇中“五行三正”究为何指,则自汉代以下一直聚讼纷纭。近人多以《尚书·洪范篇》为五行说之可信出典。然《洪范》书出于战国时已有定论(说见刘节《洪范疏证》)。而且篇中关于“五行”的说法实际是指“六府”     

邓小平的哲学方法论

邓小平的哲学方法论邓兆明我们认为，在出版的《邓小平文选》的三卷本中，虽然没有专门的哲学篇章，然而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在他的思想活动中，言论著作中，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却蕴含着丰富的、独具特色的哲学思想，特别是在他创立建设有中国特...     

“事物都是一分为二”辨析

“一分为二”原是中国的一句古语,它作为一个哲学命题最早是宋代哲学家邵雍提出来的。后来,朱熹承袭了他的思想。朱熹在《易传·系辞》中说:“此只是一分为二,节节如此,以至于无穷,皆是一生两尔。”邵雍、朱熹的这一思想与中国战国时期的哲学家惠施的事物无限可分割的思想是同出一辙的。惠施提出:“一尺之捶,日取其半,万世不竭。”(《庄子·天下》篇)他们都是讲事物是一分为二的,即无限可分割的,此处具有一定的朴素辩证法因素。然而,从根本上说,他们的这些思想是形而上学的。这是因为,他们所讲的“一分为二”,只是事物的纯量的直线分割,不懂…     

《庄子》的审美意义:道与美的共生与统一

《庄子》的审美意义：道与美的共生与统一·石晓宁·闻一多先生曾认为：“读《庄子》，本分不出那是思想美，那是文字美，那思想与文字、外型与本质的极端调和，那种不可捉摸的浑圆的机体，便是文章家的极致。”①闻先生道出了《庄子》哲学思想与艺术技巧完美结合的独特风...     

略论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对青年马克思的影响

黄克剑同志在《马克思早期哲学思想发展分期论要》(载《学习与探索》1983年第4期以下简称《论要》)一文中认为,马克思在1843年初与黑格尔唯心主义决裂之后,就径直走上了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道路,并不存在一个与费尔巴哈人本主义思想决裂的“第二次转折”;青年马克思“接受的是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而不是他的“人本主义的道德说教”。由此他断言,“那种认为青年马克思有过一个费尔巴哈思想阶段的传统看法,是既没有社会历史依据,也没有理论逻辑依据的。”     

“物感说”与“摹仿说”比较之我见

“物感说”与“摹仿说”分别为中西古典审美方式。一般来说,“物感说”的形成是以《乐记》为标志;“摹仿说”的形成是以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为标志。由于这两部著作产生的年代十分接近,也就成为中西古典美学寻根溯源予比较的最好样本。 由于人类共同的起源及接近的生理、心理结构,在审美思想上会有一些共同的东西;同时,也由于生活环境、民族习俗、社会形态等诸多因素,会导致审美思想的差异,也包括审美方式的差异。往往,审美思想的差异又反映出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化特色和审美特色。“物感说”和“摹仿说”一定程度代表了中西方古代的文…     

西田几多郎的伦理观与宗教观平议

西田几多郎一度是日本的最大哲学权威,他的著作曾被誉为“日本哲学的古典”、“日本产生的夸耀世界的哲学”,支配了两次大战时期的日本思想界达三十余年。本文的论述范围以西田的处女作《善的研究》一书为主,因为他的主要思想均在该书中奠定。虽然他的哲学思想后来有进一步发展,但他的伦理观与宗教观却自此大致未变。西田的伦理观和宗教观是与他的哲学思想不可分割地构成一个体系,并以此为牢固基础的。在《善的研究》中,他以论述“实在论述完整地阐述了自己的哲学观,并进而由此引述出他的全部道德与宗教思想。所以,在对他的伦理观与宗教观加以评述之前,有必要先对他的“实在”观即哲学思想作一全面扼要的分析。     

普列汉诺夫论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哲学思想

普列汉诺夫哲学史研究工作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是他极其熟练地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原则运用于哲学史。在他卷浩繁的哲学史论著中,对车尔尼雪夫斯基哲学思想的研究占有重要地位。 普列汉诺夫在论述车氏唯物主义思想时强调了以下几点: 其一,车氏的唯物主义思想在他的“人本主义”中表现最为明显、最为突出。车氏在《哲学中的人本主义原理》中,对“人本主义”作了如下解释:“这个原理是要把人看作只具有一种本性的生物,而不应该把人的生命切成属于各种不同本性的几半,应该把人的活动的每个方面看作是从头到脚都包括在内的人的整个机体…     

马克思的最早中译名就是马克思

《学习与探索》1983年第1期有两篇论文提及马克思的名字在我国首次介绍,与史料有出入,现订正如下。一是丁守和同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说:“在中文报刊上最早提到社会主义和马克思名字的,是外国传教士主办的《万国公报》。1899年它发表的《大同学》一文就曾提到:‘今世之争,恐将有更甚于古者,此非凭空揣测之词也。试稽近世(笔者注:《万国公报》原文是“代”)学派,有讲求安民新学之一家,如德国之马喀(原文是“客”)思,主(缺“于”字)资本者也。’这是在中国第一次提到马克思。”二是胡培兆、林圃同志《〈资本论〉在我国的传播》说:“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著文提到     

先秦“象”论与中国古典美学

“象”既为中国古代文化基本符号的构成，又为中国古典艺术美学的基元范畴。中国文化和美学尚象重象，其哲学起点在《易经》的卦象符号，而先秦诸子哲学美学对易象符号意义重新阐释和精神超越，则形成有关中国美学的重要思路和线索，这就是由老庄“道”的哲学对“象”的阐释和重象外虚空、非言味象的思想所引发的意境说；以《易传》阴阳二元结构思想和“立象以尽意”、“现物取象”、“现象制器”等命题为基础的意象说；以孔荀、《乐记》为代表的象通礼乐、重政治教化但又不违艺术审美特征的“比德”和“言志”说。文章本着上述基本看法，还描述了“意境”、“意象”、“言志”说在后世美学中演进的大致过程。     

理论的彻底性:邓小平哲学思想的一大特点

马克思说过:“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460页）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之所以成为当代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成为我们推进改革开放大业的强大精神支柱和确保中华民族兴旺发达的最根本的政治保证,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这一理论作为真理的彻底性。基于这点认识,本文对邓小平的哲学思想试作论析。 一、抓住事物的本质 江泽民同志在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报告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贯穿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全部观点的精髓。”这是江总书记对邓小平哲学思想彻底性的高度概括和高度评价。实事求是,就是抓住事物的本质,其实质是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主张人们的认识要从实际出发,从客观事物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客观规律,理论符合实际,在实     

黄遵宪《日本国志》中的法治思想论析

黄遵宪的《日本国志》是中国近代第一部专门研究日本的著作。在《日本国志》中，黄遵宪较系统地阐发了“以法治国”的思想，第一次将西方的“法治”概念引入中国，从而成为中国近代最早主张实行近代法治的思想家。本文通过对黄遵宪在《日本国志》中法治思想的梳理和研究，探讨黄遵宪法治思想在中国法律近代化中特殊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