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部落使考

本文依据敦煌文书及蕃汉传统史籍，对吐蕃敦煌（沙州）部落使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吐蕃沙州部落是吐蕃占领敦煌后，将其本部的军事部落建制和民部落建制与唐代敦煌乡、里制相结合，在敦煌设置的部落、将组织，是吐蕃统治敦煌的社会基层组织。吐蕃敦煌部落分为军事部落、民部落、准军事部落三种类型，其长官均称为部落使、部落大使。部落使是吐蕃沙州军政机构的重要长官，其职略同于唐代乡官，负责部落一级政务。部落使之诸僚属负责部落内部事务。吐蕃部落组织还影响到了沙州归义军政权时期的部落组织的设置     

吐蕃统治敦煌的监军、监使

吐蕃统治敦煌时期设有大监军使,简称监使,又称为节儿监军,藏文写做khri spyan或rtse rjespyan,即万户悉编或节儿监军,也可简称为节儿,是仅次于敦煌乞利本(khri dpon,万户长)的当地第二号军政长官,主管军事、司法、农业生产等事务。另外,吐蕃在敦煌还先后设置了汉人部落监军、汉人监军(rgyavi spyan,亦译为唐人观察使)等官员,地位在大监军使之下。在吐蕃统治下的河陇、西域及其他地区也设有悉编(spyan)一职,为吐蕃在该地区的重要职官。这一职官对后来河西归义军政权的职官制度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吐蕃中节度考

吐蕃节度使制度是吐蕃王朝在军事发展进程中设置于占领区的军事建制。其中,中节度是吐蕃王朝针对西洱河地区诸蛮部落的军事战略而部署的军事单位,有独立的军事建制体系和攻防区域。以传世汉藏文史籍、碑铭及敦煌文献为依据,通过对吐蕃在西川、西洱河地区军事战略部署的分析,可以看出中节度的形成可追溯到吐蕃部落制时期对外军事部署形式中的三大勇部;管辖区域随着吐蕃与当地诸部关系的变化而有所伸缩;由于吐蕃对西洱河地区攻略中军事地理交通的特殊性,吐蕃中节度亦被称作铁桥节度。     

《新唐书·南蛮传》吐蕃“苏论”考

《新唐书.南蛮传》及《册府元龟.外臣部》记载吐蕃官吏中有苏论一职,学术界历来无解。今检得拉萨《唐蕃会盟碑》东面碑文有sovi blon pos一词,学者译为边将或边吏;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赞普传记》有so blon sde lnga一词,可译为边吏五部。依此,汉文文献所载的吐蕃苏论应为古藏文so blon的音译,为吐蕃守边官吏的专称。     

敦煌吐蕃文书P．T．1095号写卷解读

P.T.1095号写卷是迄今尚未公开发表的一件敦煌吐蕃文书,是一份购牛契约书。该契约条款完备、债务关系明确,既有担保人也有吐蕃高官做中证人,涉及到三个民族、两个部落,并出现了学术界未曾关注的新部落。契约反映了8世纪左右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民间商品交易活动和民族关系,以及藏语文的通用语地位。文章对该文书首次作了较为全面的解读和分析。     

晚唐五代敦煌地区的吐蕃居民初探

目前学术界还没有人对晚唐五代归义军时期敦煌的吐蕃居民及其生活状况和归义军如何对他们进行管理进行研究.本文通过敦煌文书的分析研究,认为敦煌地区的吐蕃居民主要来源于吐蕃统治时期的官员、驻军及其家属等,归义军时期敦煌吐蕃人改用汉姓并使用吐蕃名,主要由退浑部落进行管理,部分生活在敦煌诸乡的吐蕃居民成为归义军管理下的编户.     

论吐蕃悉补野部与畜牧业文化的发展

藏族社会历史的发展 ,既得力于农业文化的欣欣向荣 ,又受益于畜牧业文化的大规模发展 ,而吐蕃悉补野部的发展则完全依赖于后者。研究藏族历史文化的根基 ,必然要从部落文化的发展轨迹中探索其活动规律 ,从而更加深入地去分析、研究其丰富多采的文化现象。一、悉补野部与游牧生活目前 ,还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 ,吐蕃之所以能够统治中亚 ,在于它始终以其农业的发源地和发展地为根据地 ,向四周经略。这种观点似有某些合理的成份 ,然而它与藏民族的性格和文化心理相比较 ,很难说它是“合理”的。从《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记载的大量事实看 ,以悉补…     

敦煌吐蕃文书P.T.1297号再释——兼谈敦煌地区佛教寺院在缓和社会矛盾中的作用

公元8世纪70年代,敦煌地区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在长时期的拉锯、鏖战之后,由于安史之乱,唐朝无暇西顾,因而吐蕃占有了该地区各地,全盘控制了政治、军事和社会经济的局面。大概是在公元790年,实行推广新的制度,就是用吐蕃军事部落联盟政体中的”部落制”来代替原有的乡、里社区合作制。此事在国外有好几位专家曾撰文讨论。笔者曾以《敦煌藏文写卷P.T.1083、1085号研究     

吐蕃与于阗关系考述——于阗和鄯善地区吐蕃部落的族属及特点

7世纪初叶,悉补野家族建立了吐蕃政权。到了8世纪中叶,吐蕃开始入居西域。为了加强和稳定该地区的统治,吐蕃从本土各部落中抽调部分部落迁往广袤的西域。文章对西域的于阗和鄯善地区的吐蕃部落的氏族属性及特点作了探讨和分析。     

敦煌古藏文佛经中的报废经页

为了保全佛教圣地敦煌(时称沙州),吐蕃历史上的第二位赞普墀松德赞曾亲临前线,定下了围而不攻的方略,遂有了和平占领敦煌的结果.为了把敦煌建设成为吐蕃在西北的宗教、文化中心,吐蕃统治者在敦煌大力弘扬佛教.秉承前代赞普的弘佛意愿,吐蕃历史上的第三位赞普墀祖德赞下令在吐蕃所辖河西诸州广泛传抄佛经,仅在826年一年,吐蕃就在敦煌抄写了8部藏文<大般若经>和3部汉文<大般若经>,可见吐蕃统治者在敦煌的弘佛力度和兴佛决心.如此大规模的抄经事业,所产生的副产品之一就是报废经页,本文将就敦煌古藏文佛经中的报废经页,作简单介绍和分析.     

“散吉拉”和柯尔克孜族部落系谱

柯克克孜族民间流传的“散吉拉”作品集中体现了本民族的历史文化。由三位“散吉拉奇”（部落系谱的传诵者）传诵的不同内容的“散吉拉”透露出柯尔克孜族部落民族史上某些共同的学术信息。     

多弥史钩沉

多弥 ,为隋唐时期汉文文献史籍记载的西北民族之一。《新唐书·西域传下》记其为西羌 ,滨犁牛河 (今青海通天河 ) ,“役属吐蕃 ,号难磨 (Nam mo)”。本文据此 ,认为“难磨”即藏文文献中所记之“南”(Nam)国或南部族 ,源于汉代以来西羌中的“卑”等羌 (以上前人均有论述 )。南部族在古藏文文献中往往与吐蕃原始六族中的“董”(sDong)族联系在一起 ,故多弥可还原为“董弥”(sDongmi,即董人之意 )。此名可能为其他族人对其的称呼 ,“南”为吐蕃人对其的称呼。另外 ,吐蕃征服“南国” ,约在唐贞观六年至显庆元年 ( 63 2— 65 6)之间。后为吐蕃“四方面王”之一 (《贤者喜宴》)、与吐蕃赞普通婚和结盟的大家族那囊氏 (sNa nam)应为南部族首领或大家族之一。唐安史之乱后 ,吐蕃曾征调南部至西域一带防戍 ,故 2 0世纪以来新疆出土的藏文简牍中有“南茹”、“南茹巴”的记载。唐末至五代 ,汉藏文书所记之“南山”、“南波”等 ,其中杂有“南”部族 ,故其所以得名 ,除因其居地在“南山”(今祁连山 )外 ,还有其民族构成中有“南”部族的缘故。     

西周蛮夷“要服”新证——兼论“要服”与“荒服”、“侯服”之别

古文献所说东南方一带的蛮夷对周王室负有缴纳贡品的“要服”的义务 ,以出土的西周青铜器铭文来看 ,此说是完全可信的。西周金文可证 ,西周东南方蛮夷不仅如古文献所说要向周王室缴纳上等丝帛及以地方特产为主的贡品 ,而且还要缴纳禾谷并定期为周王室服役。缴纳禾谷及服役是古文献中所未谈到的。结合古文字与古文献资料不仅可以证明载籍中所说蛮夷“要服”制是存在的 ,而且还可证明东南蛮夷与西北戎狄以及中原侯伯对周王室的服属的确是有区别的。     

金朝对陇南吐蕃的招抚

金朝时期,在甘肃的河、洮、岷、叠、宕、阶及积石军等地,散布有众多吐蕃部族。金朝对这一地区的吐蕃部族实行招抚政策,鲁黎、葩俄、黎、突门等族首领纷纷率族归附,并对反叛的吐蕃木波部也行招抚予以平息,结什角与庄浪四族的归附,更是金朝招抚政策的体现。陇南吐蕃的归附,有利于这一地区社会的安定与生产的发展。     

准噶尔部形成考辨

准噶尔部即左部 ,它源于 15世纪 6 0年代末厄鲁特汗国的左部 ,16世纪初 ,伴随着汗国的变迁 ,由行政建制区蜕变为部落 ,准噶尔一名亦作为部落名称沿用下来。噶尔丹称汗建国 ,准噶尔遂成为汗国名称之一。准噶尔汗国灭亡 ,其名称逐渐演变成部名和地名。     

吐谷浑部始迁人口及始迁时间考辨

吐谷浑史作为中国历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应为治史者所重视。而对吐谷浑始迁人口和时间的探讨,则是深入研究吐谷浑史和慕容鲜卑早期史都难以回避的问题。本文通过对史料的引证,对各种观点的分析比较,从而得出了以下结论:吐谷浑部是以700户人口于公元249年至公元300年间自辽东西迁。     

清初汗号与满蒙关系

汗,作为北亚民族首领的名号很早就开始使用了。在以往的研究中,没有充分注意到清早期最高首领名号的历史渊源和蒙古背景问题。本文试图从早期满蒙关系的角度,考察清初三位汗的汗号源流与背景。文章指出,汗号是通过蒙古各部传入包括满洲在内的女真各部的;不管亚洲东北部满蒙地区各部落的内部组织如何,他们在政治机构的构造上已经形成了共同的制度文化。     

从东土王室公主到西土部落酋长——“西王母”原型之语言考辨

《穆天子传》中的西王母是一个古汉语词,产生于周穆王西巡之时。西膜是一个古羌语词,是古羌人母系氏族部落的自称。西王母的历史原型是一位与周穆王存在血缘关系、远嫁西部的周王室公主,西王母是由东土王室公主变身为西土部落女酋长的。其后,西王母一词逐渐取代西膜等音译词,变为汉语社团对西土古羌人母系氏族部落的统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