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公共品的社区供给:制度变迁与结构互动

国家在不能为农村居民大规模地直接提供基本公共品的情况下,采取了一系列行政手段促使农村社区以自给方式满足自身基本公共品的需求,实质上形成了农村基本公共品的国家主导型(或指令型)社区供给模式.这种国家指令化的社区供给模式反映了中国二元化的社会结构和政策取向.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政策的主调是将农村基本生活品最大限度地由市场供给.在此期问,农村最低限度的基本公共品供给实际上还是主要由社区来承担.当前,随着国家宏观农村政策的调整以及农村治理结构的相应变化,农村基本公共品供给正在发生从"国导(有)民办"到"国主民辅"的变化.     

输入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困境与公共品供给的现代转型

当前我国农村社会保障整体呈公共品输入型特征,是一种政府保障模式安排。由于存在政府公共品供给的可持续性、农户二元经济行为与农民缴费难、城乡社会保障的合理差距、行政主导自上而下的农村社会保障建设、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理念设计与衔接等困境,政府保障模式亟须改良与规范。依据我国农村生产生活基础资源配置关系和社会现状,未来我国社会保障在总布局上依然是城乡二元体系安排,但应保持在合理差距内。农村社会保障公共品供给应分两个阶段,最终实现社保公补模式和范围有限的城乡社会保障统筹一体化。     

分配型民主机制下农村公共品供给模式研究

农村公共品供给"最后一公里"是决定农村公共品供给成效的关键环节。在这个环节中不仅需要完成各种工程建设,而且内含着基层各部门与农民群众的沟通协调过程。因此,农村公共品供给"最后一公里"涉及的诸多关系问题、利益问题都属于基层治理问题。资金来源与资金使用决策机制是影响农村公共品供给效率和供给质量的两个重要因素。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公共品供给模式不断演变,农村税费改革前其主要受资金来源问题制约,农村税费改革后其主要受供给决策机制影响。成都市在农村公共品供给过程中将资金投入与基层民主建设结合起来,并在村级治理中构建分配型民主机制。实践证明,分配型民主机制有利于较好解决"最后一公里"问题并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对于解决国内其他农村地区的相关问题具有借鉴意义。     

进一步扩大内需的思考

去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呈现稳中趋升的态势,但与此同时,消费需求增幅回落,物价持续下跌,内在需求不足仍在对短期和长期经济增长形成约束,究其原因在于以前采取的一系列财政和货币政策不尽理想,国内需求尚未形成持续稳定增长的新机制和民间投资未得到有效启动。为进一步扩大内需,应坚持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加大对农村城市化和农村公共品的投资的政策扶持力度;启动民间投资,为未来经济增长装上新的引擎。     

甘肃农民负担调查与分析

农民负担问题是当今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重大问题之一 ,农民负担的轻重程度不仅关系到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农民对农业投入的能力以及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的稳定性 ,而且关系到农民增收以及启动农村市场 ,进而拉动内需和国民经济长远发展的全局。近年来 ,尽管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有关减轻和规范农民负担的政策和法规 ,但各级地方政府特别是县、乡两政府在执行中却大打折扣 ,因而减轻农民负担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甘肃也出现过此类典型事件。本文依据系统调查 ,将有助于了解甘肃农民负担的大体状况 ,并为政府制定农村经济政策和减轻农民负担的工作规划提供有用的参考     

完善农村公共品供给机制 促进新农村建设

农村公共品的供给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基础和保障,关系到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农村社会乃至全国的长治久安。目前,农村公共品的普遍短缺现象,已经严重制约了农村的发展和稳定。本文从公共品的不同性质、农民对不同公共品的需求探讨了农村公共品的供给机制,意在说明政府在改善农村公共品的过程中将起到至关重要的核心作用。然而当前在中国政府的财政能力有限情况下,不同主体,以不同的方式供给的多元格局,也是在现有财政力量下,提高公共品供给效率的新思路。     

公共品性质与农村需求：新政十年回顾总结

农村公共品是特殊意义上的公共品,与一般公共品不同的特征就在于其暂时性、过渡性。农村很大一部分人口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进城之后公共品供给不足,如果过度增加农村公共品供给实际上是一种逆城市化行为,意味着浪费,与此同时,农民工进城后其子女入托、就医、就学等难题则得不到有效解决。增加农村公共品供给首先应增加农业产出和农民收入水平,如果农业产出和农民收入水平没有增加,单纯靠公共财政扩大农村公共品投入是不可持续的,中看不中用的。土地入股将社保福利寓于其中,是最具有社会性的城市化方法,能够从根本上满足农民进城对公共品的需求。     

城乡一体化与农村公共品的边界匹配问题

公共品的经济边界和政治边界相互匹配,是实现公共品供求平衡的基本前提。边界匹配理论对于解释进而治理现实中大量存在的公共品供求失衡现象提供了一种新的分析视角。基于上述理论,本文在首先区分了三种类型的农村公共品后,结合我国城乡一体化的实践,对现实中农村公共品的经济边界与政治边界的错位现状及其原因进行分析,最后提出了依据公共品的效用边界重建公共品供给体制的治理思路。     

“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制度绩效及评价研究——以福建省为例

“一事一议”制度作为农村税费改革后农村公共品的主要供给模式,文章通过对福建省整体实施情况以及对33个县382个村干部的问卷调查和部分访谈,对“一事一议”制度运行绩效及其评价进行分析发现:“一事一议”财政美补制度实施以来,农民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热情得到了激发,农村公共品供给得到一定的提升.“一事一议”财政奖补的制度优势逐步体现,有效激活了原来“一事一议”筹资筹劳制度的生命力.并对此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土地与农村公共品供给

集体土地,村社集体的经济实力是村民自治和农村公共品供给的重要经济基础.当前,解决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不足问题的方法有二:一是充分发扬农村的民主,完善村民自治,让村民有表达自己利益的充分条件;二是强化村社集体的实力.村社集体在兴办农村公共事业建设,联系农民和国家、市场关系上发挥着不可缺少的作用.但是在日前的土地制度形式下,我国村社集体的实力和办事能力被大大削弱,因此,必须完善自上而下的财政转移支付政策以提高村社集体的实力.     

农村公共品供给的组织基础——基于河南省G县的两个案例分析

河南省G县的两个公共品供给个案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可以从中探讨农村公共品供给的组织基础。自来水供给陷入困境，生活垃圾治理取得成功，背后的经验教训值得总结。生活垃圾治理充分利用乡村组织体系，市场力量可以与之有效对接；而自来水供给缺乏乡村组织支持，无法克服公共品供给中的各种管理难题。在公共品供给过程中，乡村组织体系可以起到动员、解释、说服、奖励、惩罚等作用，承担了一种“类执法”功能，这是市场力量难以做到的。技术手段的有效应用，可能对“类执法”功能构成替代，但只能在电力供应等部分公共品供给中实现，在农田水利等另外一些公共品供给中，则因技术能力、财政能力缺乏而无法实现。农村公共品的类型多样，性质各有不同，合适的供给模式取决于众多因素，但多数公共品供给依赖乡村组织发挥“类执法”功能。     

农村公共品提供政府主体缺位的制度分析

农村公共品提供政府主体缺位,是当前农村公共品提供中存在最根本的问题。从表象上看农村公共品提供中存在的问题,如:财政用于农村公共品提供的转移支付规模过小;地方政府在提供农村公共品上缺乏动力;实际提供的农村公共品结构不合理,本质上都源于相关制度即政府官员行为诱导机制、农村居民对公共品需求的表达机制以及自上而下的农村公共品提供制度供给模式中存在的问题。致使农村公共品提供机制在运行中扭曲,并进一步引致农村公共品提供政府主体缺位。     

和谐社会建设中的农村公共品供给均等化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但是城乡之间的发展很不平衡,农村社会事业等方面的发展远远落后于城市的发展,造成农村各方面落后的一个因素就是国家对城乡公共品供给不平衡,对农村公共品的供给不足。因此,完善农村公共品供给,实现农村公共品供给均等,缩小对城乡公共品供给差距,逐步实现对城乡公共品的统一供给,这将极大的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农民负担、农村公共品供给与农村基层制度外财政

农村基层制度外财政的膨胀内生于目前农村公共品稀缺的现实 ,然而 ,这并不必然导致农民负担的“加重”。事实上 ,农民负担只不过是农村基层政府与农民博奕的结果 ,问题的关键在于确认并界定公共资源筹集制度的合法性及与农村公共品的区别 ,从而维护公共资源筹集制度的公正     

转型期中国农村公共品供给体制创新

当前,中国农村公共品供给不足已成为一个普遍现象,影响了农村的正常发展.农村的稳定和发展迫切需要包括城市在内的全社会支持.为此,应创新农村公共品供给体制,围绕农村、农民、农业的实际需求,实行自下而上的农村公共品多中心供给.     

准公共品协同供给机制的经济性探究

准公共品供给机制是从供给主体和运行机理的角度抽象出的供给模式,实质是在准公共品供给中的资源配置方式,包括政府供给、市场供给及非营利组织供给。由于准公共品的层级性和复杂性,不同的机制和制度安排对于准公共品的供给效率具有明显的差异,单一制度安排无法实现准公共品的充分和有效供给。只有建立复合的准公共品多元协同供给机制,才能实现充分有效供给与可持续发展。     

建立全新的农村公共财政服务体系的探讨

中国现行公共品供给制度是在中国特殊的历史环境和经济基础背景下建立的。50多年来，该制度一直走的是一条城乡分割的发展道路。城市公共品供给制度与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存在着巨大差异，并处于严重的失衡状态。任由这种巨大差距延续下去，既不利于“三农”问题的解决和城乡统筹协调发展，也不利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因此，建立全新的农村公共财政服务体系，对现行城乡公共品供给制度进行统筹改革势在必行。     

应对危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国民政府救济农村的财税政策

尽管有关民国前期(1912-1937)中国农业经济的发展存在诸多争议,不可否认,至少在世界经济大萧条时期(1929-1935),中国农村经济陷入危机之中.应对大萧条时期中国农村的经济衰败,南京国民政府采取了积极的财税政策,从关税的保护政策到减轻农民负担,再到税制整理与改良财务行政,均取得一定的成效.不过,中央与地方政府在救济农村的财税政策上显然有各自的利益诉求,农村财税政策的制定与落实有一定的错位.中央政府立足于农村税负总量的控制,以减轻农民负担；地方政府在财税政策压力下,更倾向于制度性变革；救济农村的财政主体——县财政不确立,使救农财税政策无法落实.南京国民政府的农村财税政策面临着难以克服的体制性矛盾和多重制约因素,从而影响救济农村的效果.     

突破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困境——民国知识分子参与乡村建设运动的时代意义

1920 ～30年代农村经济破产、社会动荡所引发的乡村危机,引起城市知识阶层的极大关注,并形成相关公共舆论.他们认为拯救农村的重要方法之一,是保障农村公共品供给,由此产生以“杨开道方案”为代表的系列设想.但是,处于现代化初期的国家和地方社会并没有发展出有效的公共品供应体制,在这种特殊背景之下,知识分子群体激起投身农村、建设农村的道德行动,积极参与农村社会建设,探索出了一条农村公共品供给的独特道路.这些历史经验直到今天仍有重要意义,有待进一步研究.     

深化农村税费改革问题研究——对福建省武平县中山镇、中堡镇的调查分析

论文在对福建省武平县中山镇、中堡镇深入调查的基础上,从实证和规范角度对农村税费改革进行全面分析,着重分析了农村税费改革后县、乡镇、村三级财力缺口普遍加大,乡村巨额债务失去偿还来源、农村公共品供给缺少资金来源、供给主体不明确,农民负担存在反弹的潜在可能性,乡镇政府职能并未转变、村级组织行政化倾向进一步加强,农业税征收主体并未改变、征收成本仍然很高等突出问题,提出了继续完善农村税费改革试点方案及相关管理办法、改革行政体制和财政管理体制、妥善清理消化乡村债务、建立农村公共品供给多渠道融资机制、加强基层民主法制建设等深化农村税费改革的政策性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