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韩同盟强化与中国的战略应对

美韩同盟缘起于朝鲜战争,维系在冷战环境中,是朝鲜半岛局势紧张、东北亚安全困境的症结之一。21世纪初美国出于护持其东北亚地区主导地位和应对中国崛起的战略需要,采取了同步强化美日、美韩同盟的政策。近年中国东南海疆困局与美国重返亚太的重合性令人疑虑美国正在推行新的遏制中国崛起政策。2010年3月以来朝鲜半岛事态的发展具有超越韩朝争端剑指中国的特点,令中国周边外交与安全开始步入困局。美韩同盟强化是美国在东亚为遏制中国崛起谋篇布局的组成部分,韩美日同盟发展的东北亚小北约走向对中国东亚地缘安全利益产生巨大影响。如何应对美韩同盟强化所带来的东亚地缘安全挑战,护持中国在东亚地区的安全利益,值得我们高度关注和认真研究。     

修复与强化:美韩同盟关系的新发展

1953年10月美韩同盟建立至今,两国关系起伏不断,曲折发展。2008年李明博上台后,美韩关系进入"修复"期,2010年3月的"天安号事件"和11月的延坪岛炮击事件为两国关系注入了"固化剂"。美韩同盟的强化是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既有中国崛起的宏观背景,也与美韩两国出于国家利益的战略选择密切相关,突发事件成为美韩同盟强化的直接动因。美韩同盟关系的新发展对中国东北亚安全利益产生了一些不利影响,如何应对当前的被动局面,有效化解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矛盾,事关中国和平发展的大局,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美国“亚太再平衡”背景下美日同盟的强化原因及影响

奥巴马政府上台后高调宣称重返亚洲,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目标主要是遏制中国崛起,维持美国全球霸权.适应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需要,美日同盟进一步强化：一是由双向遏制中日向集中遏制中国转化;二是巩固军事同盟实现军事一体化;三是合作领域拓宽实现美日同盟全球化;四是由双边安全合作向多边安全合作转化.美日同盟的强化源于各自所需和相互利用：一方面美国借美日同盟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另一方面日本需要借助美国增强地区影响力.美日同盟的强化对中国崛起形成严重挑战、使中日关系受到很大的影响、延缓了东亚区域一体化的进程.     

美日、美韩军事同盟的同步强化及其影响

冷战后,美日同盟与美韩同盟从冷战结束之初同时弱化,发展为世纪之交"一强一弱"(美日同盟强、美韩同盟弱),而经过韩国李明博政府和日本鸠山内阁时期强弱态势的短暂逆转,自2010年中开始,两同盟出现冷战后的首次同步强化态势。地区冲突爆发是两同盟同步强化的直接诱因,美日韩三国安全政策趋向统一是决定性动力,日韩两国的国内政治形势则是不可或缺的条件。两同盟同步强化,加剧了朝鲜半岛的战争危机、东北亚地区的战略紧张和军备竞赛危险。     

权力变迁视角下的美韩同盟困境

美国的亚太同盟体系一直都是美国拓展其全球战略的重要支撑。自奥巴马政府实施"重返亚太"战略以及特朗普推行"印太战略"以来,美国尤为强调同盟的重要性,将同盟视为应对中国崛起的重要"工具"。但是,美国的盟友们并没有设立和美国相同的战略目标。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因美国盟友间战略目标的差异,美国与同盟的关系将发生变化。本文以美韩同盟为案例,探讨在中美权力变迁的背景下,美国的同盟关系如何变化,美国的同盟管理面临着何种困难。本文运用了非对称同盟关系的分析框架,以评估大国和小国结盟时不同的收益和成本计算,论述了权力变迁时期衰退国家普遍采取的政策将如何影响其同盟关系。案例研究发现,随着中国崛起且美国加强与中国的竞争,美国结盟的成本变小,而结盟带给美国的收益则增加了;韩国在与美国结盟的过程中收益变小,成本变大;美韩同盟面临着"大国担心被抛弃—小国担心被牵连"的困境。值得强调的是,美韩同盟关系的变化是权力变迁时期的结构变化所致,且美国亚太同盟体系很可能普遍存在这种困境。     

联盟管理视域下的澳美与美韩同盟的差异性研究

澳美同盟、美韩同盟是美国亚太同盟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谋求良好、稳定的周边环境有着重要影响。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澳美、美韩同盟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强化。澳美、美韩同盟的性质存在着本质的差异,故而美国对二者的联盟管理方式也有所不同：不同程度的权力强制造成澳韩两国在美国亚太同盟体系中的地位差异;制度约束及权威引导不同则造成了二者功能上的差异;利益协调方式的不同导致二者的战略目标及冷战色彩不同。澳美、美韩同盟不仅面临“被抛弃”和“受牵连”的传统联盟困境,还陷入了经济上依赖中国、安全上依赖美国的联盟新困境。对此,中国应充分运用澳韩间的联盟差异和澳韩面临的联盟困境,遵循“两双”总思路,区分海陆侧重点,妥善解决地区热点问题;坚持“一带一路”大方向,关注南北支线新发展,重点推动东亚经济一体化;加强与澳韩两国间的经济与安全合作,从而影响其联盟内的“牵连”与“抛弃”认知,为自身的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周边环境。     

美国奥巴马政府东亚政策（2009～2010）评析

奥巴马政府提升了东亚在其全球战略中的地位。为了达到主导东亚地区格局、获取经济与安全双重利益的目的,美国调整其在全球的军事部署;捕捉和利用地区危机和争端,修复与提高同日本、韩国等国的同盟关系;鼓吹＂中国威胁论＂以孤立中国、拉拢东盟等东亚其他国家;拓展和主导东亚地区多边合作。美国凭借强大的军事实力基本达成其东亚政策的目标,但是其经济实力的衰落和东亚地区合作主义的成长使得美国略显疲态。     

东亚合作进程中的中国软实力战略

东亚合作进程是在地区权力结构变动背景下起步的。地区大国的利益分歧、权力争夺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东亚地区主义发展的阻碍因素。本文从软实力的政策来源、制度来源与规范来源三个层面探讨了东亚合作进程中的软实力因素。事实表明,软实力因素是推动东亚合作进程的主要力量。中国通过继续支持东盟的主导地位、加强地区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以及在开放地区主义原则下建立与美国的制度性联系等软实力外交,缓解中国崛起的压力,推动东亚合作进程及东亚一体化建设。     

冷战期间美国在东亚的遏制战略

冷战期间美国在东亚的遏制战略,是基于全球称霸的地缘政治需要和反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通过以日本取代中国作为亚洲政策的中心,在朝鲜战争、两次台湾海峡危机和越南战争的连续推动下,由一系列美国与东亚相关国家和地区签订的双边、多边条约体系构建而成。它的外延北至朝鲜半岛和日本,经台湾和菲律宾,南亚印度支那半岛;它的内涵以“反共产主义扩张”为核心,包括军事防御、政治安全和经济遏制三个方面。     

新版《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下日美同盟的质变

据日美双方2015年4月公布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日美同盟将发生质变:由防御/威慑性同盟转变为威慑/进攻性同盟,由"区域性同盟"转变为"全球性同盟",由日美双边同盟转变为"日十美+X"同盟。日美同盟的质变是在国际格局调整背景下,日美双方各取所需的结果。美国试图通过推动同盟质变来护持霸权,更有效地应对中国崛起。日本期待通过同盟关系的调整,倒逼日本国内摆脱"战后体制"的政治和立法进程,"建设强大的日本",最终达成摆脱"战后体制"的战略目标。日美同盟的质变将给全球格局的调整、亚太地区的安全态势、日美同盟本身、日美两国及中国带来重大影响。     

论东亚合作的状况与中国的对策

在共同经济和安全利益的驱动下,东亚国家利用地缘优势积极推动多边合作的深化,但也存在明显的社会制度和发展水平差异、复杂的战略态势等一系列影响多边合作的因素。作为东亚地区的大国,中国积极参与和推动东亚合作具有重要意义,在融入东亚合作之中,努力实现安全困境的弱化和相互依存的强化应是中国的基本对策。     

“天安号事件”后中国东亚地缘战略的困境与出路

2010年3月的"天安号事件"后,中国东亚地缘战略陷入困境,如何突破这种困境成为学术界共同关注的问题。鉴于韩国经济对中国的高度依赖、中韩两国的文化认同、美日韩三边关系存在的不稳定因素以及美韩两国对朝鲜半岛未来走向定位的差异性等多维原因,我们可将韩国作为中国东亚地缘战略困境的突破口。在对韩战略上,我们应以"经济外溢"、平等协商、文化交流与合作以及增进两国的政治互信为途径,通过中韩关系的改善实现对"围堵链条"的突破,从而为中国走出东亚地缘战略的困境找到出路。     

21世纪初中国朝鲜半岛政策的多维审视

21世纪初,中国正成为一个对半岛事务影响力日益深化的国家,朝鲜半岛相对于中国的生存与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中国朝鲜半岛政策,具有对中国国家利益的护持效能、对中国外交影响力的提升效能、对朝鲜半岛和平与东北亚安全的维护效能,以及对中朝/中韩经贸合作的促进效能。中国朝鲜半岛政策在运行中面临着一些不可忽视的现实困境,主要体现为美国对中国的遏制、朝鲜同中国的分歧、韩国对中国的疑惧以及国际舆论的压力四个层面。面对存在的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中国朝鲜半岛政策:提升国家实力,增强对朝鲜半岛的影响力;推进机制化建设,在中朝、中韩之间建构默契的双边关系行为规则;增强朝核问题介入的力度,推进在六方会谈框架内解决朝核问题;加强中俄合作,提高在半岛问题上话语权。     

以合作求安全--中日两国东亚安全利益的一致性

避免东亚陷于安全困境,不仅是中、日两个地区大国的责任,更是两国的国家利益所系。历史上的东亚格局总由一国主导,现在面对强大的日本和崛起中的中国,东亚的结构性困境日益明显。然而在朝鲜半岛、台湾及东南亚等地区问题上中日并非存在着不可协调的矛盾,相反两国存在着共同的利益。能否基于责任与谅解,理性地把握这些利益的一致性,以合作方式谋求安全问题的解决,关系着中日乃至东亚地区的福祉。     

界限与融合:东北亚区域化反恐合作组织的构建

国际恐怖主义很大程度上与表达政治诉求、建立政治威慑等因素相互关联,因此建立区域化反恐组织应当考虑到区域间各国的政治利益与国际关系,基于并超越地缘政治对于国际反恐合作的制约,突破界限,谋求国家间利益共同点,搭建区域间国际反恐组织的生存发展平台,加强融合,为区域化国际反恐组织发挥积极作用提供坚实保障。构建东北亚区域反恐合作组织对于强化地区间联系、提升国际交流水平、打击地区恐怖主义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加强国际社会对区域反恐问题的关注,对国际刑事法律以及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完善有着重要启示。同时,联合区域各国通过和平对话的方式缓和朝韩关系、解决朝鲜半岛问题,进而削弱美国的东亚控制力量,对打破美国遏制中国崛起战略,改善中日、中韩关系,促进地区交流,扩大地区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与国际安全,有着极为重大的战略意义。     

奥巴马政府对东亚区域合作的认知与政策研究

近年来，东亚区域合作在经济、政治和安全等方面取得较快发展，东亚地区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为活跃的地区。奥巴马政府执政后，认识到加强与东亚地区的联系对于恢复和发展美国国内经济，维护美国在东亚地区的主导地位，平衡中国日益扩大的地区影响，防止美国被边缘化具有重要意义。为此，奥巴马政府希望通过参与东亚区域合作，推动TPP谈判，加强双边同盟关系的政策以达到参与、重塑、主导东亚区域合作进程的目的。奥巴马政府对东亚区域合作政策的调整削弱了区域合作的向心力，增加合作机制的复杂性，激化了地区矛盾，将对东亚区域合作的发展进程产生深远影响。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中的三边困境:在盟国与中国间寻求适当平衡?

美国重返亚太具有安抚同盟安全关切和应对中国崛起的战略考虑。在此背景下,美国把强化亚太同盟体系和发展建设性美中关系作为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两个主要支柱。但在亚太"再平衡"战略实施中,囿于同盟困境和对手困境的制约,美国强化亚太同盟的措施,一方面向盟国传递了模糊信息,助长其挑衅中国的底气,另一方面增加了美中战略互疑,加剧美中关系紧张。美国亚太"再平衡"中面临愈加突出的三边战略困境,即如何在巩固既有同盟体系、安抚同盟安全关切的同时,不影响发展建设性的美中关系。在"再平衡"总体目标统摄下,美国需要在安抚同盟和发展建设性美中关系之间寻求适当平衡。     

从撤军到驻军：战后初期美国对韩防务政策演变（1945-1953）

战后初期,美国对如何保障韩国的安全出现了前后迥异的政策阶段。在朝鲜战争之前,美国出于遏制苏联的战略需要和对韩国价值的评估,实行军事脱身的政策。而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对遏制战略和韩国价值重新界定,转行军事介入政策。在这变化背后隐藏的是美国维护自身霸权和掌控韩国防务的私利之心,在理论上反应出美国在“中间地带”的冷战政策和美韩同盟的困境。     

试析冷战后韩国的东亚区域合作政策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东亚区域合作进程日渐加速,东亚也被称为"一个按新地区主义理论分析的最激动人心的地方"而日益为世人所瞩目.冷战后韩国的东亚区域合作进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不同发展时期,通过考察其运行轨迹,可以管窥其区域合作政策之特点:浓郁的中等强国外交色彩;政策重心在东北亚.而制约韩国东亚区域合作政策的因素有:朝鲜半岛南北分裂局面;美国在东亚的利益;东亚区域内的历史问题以及韩国自身因素.     

冷战后美国东亚战略利益与目标的三重解析

冷战后,随着东亚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逐渐凸显,美国越来越深地介入这一地区,其在该地区的战略利益与目标也由此变得错综复杂起来.不过,它还是有脉络可循的,可将其分层为“生死攸关的利益”、“重大利益”和“次要利益”.这三重战略利益与目标框定了冷战后美国东亚战略作为的轻重缓急与优先次序,提供了指导美国东亚战略运行的北极星与基本坐标轴,它们的战略运作皆指向冷战后美国东亚霸权的护持.这不仅有助于澄清这些可识别的冷战后美国东亚战略利益清单之间的利害关系和平衡关系,还有利于我们把握冷战后美国东亚战略的实质与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