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化与民主化——西欧现代制度文明成长的内在机理分析

理性而民主的现代国家制度是民族国家的基本构成要素。西欧国家现代制度文明成长历程表明,政治制度的理性化先于民主化,制度理性化是民族国家成长的动力与关键,是现代国家确立的基本前提;另一方面,民主化的诉求是制度理性化的动力机制,制度理性能力的提升逐步包容与满足了社会民主化的需求,推动了制度民主化的进程,制度理性化与民主化的有机互动是西欧现代国家制度成长的内在机理。     

民主政治发展进程中的中国非政府组织理性化建构

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化及公民社会的兴起,为推进中国政治理性化发展既带来了动力也带来了新的问题,迫切需要人们以新的眼光看待与思考二者之间的互动和协调。作为公民社会组织,非政府组织以其所具有的平等性、参与性、相对独立性以及志愿性等特点,使其不仅具有韦伯所言的工具理性,也具有哈贝马斯所指的公共领域交往理性的性质。可以通过组织自治、加强组织内部的民主化以及发挥国家的作用,来推进中国非政府组织的理性化建构进程。     

全球化时代的公民意识与认同政治

公民意识是伴随着现代化进程与政治民主化发展的产物.公民意识的成长要求解决认同政治与公民意识之间的矛盾.如果各民族群众对国家的认同能建立在对国家制度的信赖上,将有助于加强国家凝聚力和社会整合.     

法律理性化悖论的现代性批判——一个正当性论证的视角

作为面向现代性的韦伯法律理性化的理论所包含的悖论,乃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二律背反,以形式理性化为特征的法律现代性体现了现代法律正当性论证的一元现代性学术诉求.尽管形式理性化的法律现代性具有一定的普适性价值,但是要破除法律理性化中的悖论就必须引入多元现代性论证的视角,立足于不同文化中的理性结构,为多元现代性法律制度的正当性建构提供可能.     

国家构建与民主政治基础的确立

国家构建（state-building）的过程也就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完善过程，而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完善则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前提和基础。西方的民主政治是建立在绝对专制主义完成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基础之上的。中国国民观念的提升与国家权力的民主化也应建立在民族国家形成这一基础上。今天的中国，如果一些基本国家制度没有建构好，过分地强调国家权力的民主化会导致社会政治的不稳定。     

现代化、国家建构与公民教育

国家建构是现代化的政治前提。现代国家建构是现代性在国家制度体系和国家意识形态上的集中体现,也是一个国家由传统政治形态向现代政治形态转变的持续性历史过程。这一过程涉及民族国家建构和民主国家建构两个维度。民族国家的建构需要公民教育的社会整合功能以实现国家的一体化建设,民主国家的建构则需要公民教育的民主化功能以实现民主观念的传播和公民参与的培育,推进国家的民主化进程。而公民教育的功能取向又往往因现代化进程中各国民族与民主建构特性的不同呈现出不同的表现。     

理性与情感的交融——寻求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合理张力

现代社会的理性进程、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理性化特征、以理性为核心的认知在思想政治品德形成和发展中的作用,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在方法择取上,必须坚持理性化教育形式.但受教育者的个体主体性和个体价值的多样性,又使理性化教育有一定的局限,而情感化教育可以弥补理性化教育形式的缺陷,是个体思想政治价值构建的必要路径.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在理性与情感的交融中形成合理张力.     

现代性的理性偏向

现代理性偏向,工具理性膨胀,导致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对立.现代性危机在于现代社会的工具理性化,现代化进程中所出现的各种病象都可以说是工具理性渗透的结果,是工具理性增长所带来的副产品.矫正现代性的理性偏向,必须对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进行整合.     

论民族冲突的内在张力

从政治学意义上来看,民族冲突是一种民族政治关系的不和谐模式。基于当代世界民族冲突的整体态势,后发多民族国家内民族冲突的动态运行体系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民族利益争夺是民族冲突的逻辑起点;第二,围绕民族国家建构是民族冲突的核心动力;第三,暴力和恐怖活动是民族冲突的主要手段;第四,民族文化的差异性是民族冲突的文化根基。因此,需要建立有效的冲突预警和调控机制,以实现从冲突到秩序的良性转换。从政治管理的角度来考量,具体措施有:一是在民族认同的基础上,培育各族群的国家认同;二是尊重权力共享,适时有序进行族际政治整合;三是深入推进民主化改革,完善现代国家制度体系。     

理性与理性化之间的迷思和张力——对马克斯·韦伯“理性化“概念的解读

本文认为韦伯对于理性和理性化的分析,反映出他提出理性的基本原由是整个社会理性化的不充分和不完备.文章作者重新对韦伯的"理性化"概念的内涵和西方社会"理性化"过程进行了简要分析,并认为,经过20年的改革开放,我们面临的仍是"理性化"的不足问题.因此,我们应该坚持"理性化"的进程,健全理性化的经济生活秩序、法律体系和理性化的组织管理体系等,这是我们走出和避免陷入后现代理性彷徨的一条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