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边朝鲜族地区人口迁移家庭化及影响因素研究

文章利用2011年流动人口及影响因素的调查数据,对延边朝鲜族人口的家庭迁移状况进行统计分析,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检验国内迁移及跨国迁移中家庭特征和个人因素对家庭迁移的影响。研究发现,朝鲜族地区人口流动已有明显的家庭化趋势,这种现象在跨国迁移中比较显著。家庭迁移主要形式为核心家庭(一对夫妇流出)迁移。跨国迁移中,家庭规模和代际关系以及家中是否有小孩对朝鲜族地区家庭迁移行为有显著性影响;国内迁移中,家庭规模对整个家庭迁移影响显著。个人特征方面,婚姻和年龄对国内家庭迁移和跨国家庭迁移均有较大影响。     

边境地区农村人口流出及影响因素分析——以黑龙江省三个边境县的调查为例

边境地区农村人口流出根源在于地区发展的相对落后。新经济迁移理论等认为影响人口流动决策的因素有个人因素和家庭因素,迁移流动可以改善个人和家庭的社会经济状况。但是人口流出给边境地区农村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不利影响。本文利用黑龙江省三个边境县人口流出的调查,分析流出人口的个人特征和家庭特征,通过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影响人口流出的因素。结果表明,年龄、有无外出经历、婚姻、受教育水平、家庭人口规模和户籍等对人口流出有显著影响。应提高边境地区农村公共服务能力、完善社会福利与保障体系,推动边境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缓解边境人口流出的问题,维护边境地区人口和社会稳定。     

基于logistic模型的外来人口婚姻迁移的影响因素分析——以珠三角某地区为例

婚姻迁移是人口迁移的一个方面,且增多趋势愈见明显。动机研究是人口迁移相对集中的关注问题。但是关于以迁入地为基点对婚姻迁移的影响因素分析相对较少。本文试图以某地区为例,研究其外来人口中婚姻迁移行为发生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个人、户籍、经济、就业和城市适应五大因素,并引入logistic模型对测量变量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表明,个人因素对婚姻迁移的贡献最大,除了就业因素外,其他因素的贡献相似。尤其指出的是随着外来人口的城市适应程度提高,婚姻迁移的可能性将会增加。由此说明,外来人口城市生活的再社会化程度将为他们的社会融合奠定基础。     

流动妇女遭受婚姻暴力的现状及影响因素——基于江西省修水县的调查

文章以中国中部劳务输出大县(江西省修水县)为个案,从身体暴力、精神暴力、性暴力3个维度就当前流动妇女遭受婚姻暴力的状况进行测量,并从个体家庭因素、社会资本、传统家庭文化和城市融入4个方面就影响该群体遭受婚姻暴力的主要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流动增加妇女遭受婚姻暴力的风险;学历越高,遭受重度身体暴力的可能性越大;健康的身体状况有助于抑制婚姻暴力的发生;资金借贷和重大决定支持网规模、亲属支持密度是影响婚姻暴力的社会资本变量;流动妇女对传统家庭文化认知越高、迁移愿望越强,其遭受婚暴的可能性越大。因此,必须构建政府主导下的法制化、多元化、社会化和专业化的保护机制,充分激活多元主体在预防和控制婚姻暴力中的职能。     

婚姻匹配结构与主观幸福感——来自中国大样本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CGSS ）数据,研究首次婚姻中,夫妻个人经济状况匹配和家庭经济状况匹配的不同组合与婚后生活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本文发现,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在控制了年龄、年龄的平方、受教育年限、民族、政治面貌、户口、宗教信仰、工作满意程度、个人健康满意程度、人际关系满意程度、住房状况、家庭经济状况、家庭关系满意程度以及省份哑变量等变量的情况下,相对于“门当户对”,家庭经济状况为“男低女高”婚配结构的生活会更幸福。在分组回归中,本文进一步发现,以“个人经济状况和家庭、经济状况同为门当户对”作为基准组,“个人经济状况为门当户对,且家庭经济状况为男低女高”的婚配结构会更幸福。如果家庭经济状况为“男低女高”是男女双方为了追求爱情而冲破传统“门第”观点的结果,那么,本文发现的引申含义是基于爱情的婚姻会更幸福。     

社会网络视角下中国农村成年男性初婚风险的影响因素分析

在婚姻挤压背景下,男性拥有较多的社会网络资源是否意味着他们有更多结识异性和获得应急性经济支持的机会,从而增加了其初婚的概率?利用2008年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在安徽X县调查的数据,从社会网络角度出发,采用事件史分析方法分析影响18~50岁农村男性初婚风险水平的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当前农村男性的初婚年龄主要集中在22~27岁之间,27岁以上仍未结婚的男性,其成婚的概率急剧下降,成为婚姻市场的弱势群体;男性自身的特征和资源拥有状况,包括婚前社会网络、个人经济和非经济特征、家庭和社区因素,往往决定着个人的初婚风险水平,一般来说,男性自身特征和资源拥有状况越差,结婚的可能性越小。     

1995年我国人口的婚姻和家庭状况

１９９５年我国人口的婚姻和家庭状况亓昕婚姻、家庭是人类生活中最基本的社会组织形式。除承担着人类繁衍这一最基本的职能外，还在社会经济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婚姻、家庭与社会经济、文化及生活方式等各个方面都有着密切的联系。进入９０年代以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     

城市老年人口家庭经济流动类型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上海为例

文章采用“上海市老年人口状况与意愿跟踪调查”的数据，对不同人口学特征的城市老年人家庭代际经济流动类型进行分析，发现城市老年人家庭代际经济流动类型的性别差异、年龄差异、受教育程度差异和婚姻差异。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对老年人家庭经济流动类型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子女补贴、月平均收入和住院天数等因素对老年人家庭代际经济流动类型有显著影响。     

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迁移的影响因素和回流效应

文章分析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迁移的影响因素.农村外出劳动力在城市就业、经济收入和社会保障的排斥影响他们的回流,同时回流迁移也受到家庭生活、家庭劳动力状况、家庭农业活动和农地状况等因素的影响.外出劳动力的回流迁移是“被动回流”和“主动回流”相结合的过程、是个体决策和家庭决策的综合过程.文章提出劳动力回流迁移具有“回流效应”,回流带来人力资本的补偿、促进流出地非农经济的发展和带来创业的增长.劳动力回流作为城镇化过程中内生的逆迁移流,构成乡城迁移和劳动力市场平衡的补充机制,与乡城迁移一起促进城镇化和城乡平衡发展.文章提出在城镇化过程中需要支持“迁移效应”和“回流效应”机制共同发挥作用.     

四川盆地农村人口婚姻迁移空间演变分析及对策探讨

婚姻迁移是我国农村人口迁移的重要方面,在不同的经济社会背景下,农村人口的婚姻迁移具有不同的空间特征,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演变。根据实地调研资料分析四川盆地农村人口六十余年来婚姻迁移的空间演变情况,发现婚迁距离总体呈逐年增大的趋势,受教育程度和婚前从业状况对其婚迁距离有较明显的影响,经济动因在婚迁地域选择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农村人口婚迁空间演变带来的影响中积极性与消极性并存,从宣传引导、政策调整、经济扶持、教育培训等方面提出相应对策措施。     

婚姻的经济学分析

本文试图运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 ,对婚姻这一社会现象作出一般的分析。其中包括婚姻契约的形成、婚姻市场、婚姻契约的解除等方面。最后 ,文章进一步对中国传统婚姻市场这一个案进行了解析 ,并指出婚姻契约和婚姻市场的共性和中国传统婚姻市场的个性特征共同决定了当代婚姻现象     

中国大陆婚姻状况变迁及婚姻挤压问题分析

本文以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为基础，通过城乡之间的比较，借助对婚姻挤压以及中国大龄未婚人口现象的系统描述来揭示其存在的特征和后果。婚姻挤压和大龄未婚现象既与个人因素有关，同样受到社会结构变迁的影响，不仅在性别上有所差异，城乡之间也存在较大差别，农村未婚女青年的比例较低，最多的大龄未婚女青年集中在城市。而婚姻迁移和社会对于男女两性的期望不同将会对新的婚姻挤压问题造成进一步的冲击。     

中国30年早婚变化分析--基于“六普”数据

文章使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对1980年以来的早婚率进行了分析，发现30年来早婚率经历了从急剧升高到逐渐下降又到部分省份升高的过程，早婚率由女性高于男性转变为男性高于女性；总体上农村地区的早婚率高于城镇，受教育程度越低的群体中早婚发生率越高，当前男性早婚现象更多发生在部分东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女性早婚现象更多发生在西部地区。进一步分析认为，导致早婚的根源是民间传统习俗在部分人群受教育程度低、性别比失衡、青少年性意识萌动但性教育滞后以及基层服务缺位和基层管理弱化等因素作用下的结果。     

婚姻挤压下农村流动人口的生育性别偏好——基于相对剥夺感视角的分析

中国的出生性别比偏高持续了三十年,婚姻挤压问题日益凸现,大规模的城乡人口流动则加剧了婚姻挤压问题及其社会影响的严重性与复杂性。受制度与非制度因素影响,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处于社会底层,易遭遇成婚困难、诱发相对剥夺感,可能对生育偏好产生重要影响。本文基于相对剥夺感视角,对2009年福建省X市外来农村流动人口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婚姻挤压对农村流动人口的生育性别偏好的观念与行为均无显著影响,但相对剥夺感对生育性别偏好行为有显著影响。本研究有助于理解婚姻挤压与相对剥夺感对农村流动人口生育性别偏好演化的特殊作用,对国家调整生育政策、提高流动人口计生服务与管理、促进性别平等有一定借鉴意义。     

外军婚姻家庭援助及启示

军人职业的特殊性决定了军人婚姻家庭与一般家庭相比较，显得更为脆弱。外军为了提高其军人婚姻家庭质量采取了很多措施。如举办各种婚姻培训班，实施家庭援助计划，帮助军人子女等，有力促进了其部队战斗力的提高。外军在提高军人婚姻家庭质量上的做法，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要求我们加强军人婚姻家庭制度保障，积极开展军人婚姻家庭知识的培训，并加大对军人家庭的帮扶力度。     

Marriage Migration and Inequality in India, 1983–2008

Using National Sample Survey data from 1983 to 2007–08, we investigate rising rates of female marriage migration in India. We find little evidence to support the idea that marriage migration is a form of disguised economic migration by women. We hypothesise that it is instead a result of the changing patterns of marriage by socioeconomic status. Regression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poor families are increasingly more likely to have brides who in‐migrate, a finding that is robust across a sectoral disaggregation of marriage migration. We also find that urban inequality increases the likelihood of migration by intensifying class stratifications within urban India, increasing the need for poorer urban households to seek migrant brides. Marriage thus serves to reinforce rather than undermine larger patterns of class (and not just caste) inequality.     

The Significance of Living Together and Importance of Marriage in Same-Sex Couples

Because marriage has been denied to same-sex couples, it is likely that the meaning and significance ascribed to non-marital cohabitation may be unique. Further, it is unclear whether same-sex couples view marriage as important to their relationships, and if they do, why. Using qualitative data from 526 individuals in cohabiting same-sex relationships across 47 states, we explored (1) the meaning and significance of cohabitation and (2) the perceived importance of legal marriage to the relationship. Participants viewed cohabitation as significant, most commonly because it indicates long-term commitment, provides emotional support, makes the couple a family, and allows them to share life together. Marriage was perceived as important to a majority (90%), most commonly because it confers financial and legal benefits, relational legitimacy, and demonstrates the same commitment as different-sex couples. Overall, findings highlight the symbolic significance of cohabitation and importance of access to legal marriage to adults in same-sex relationships.     

中国女性初婚模式变动趋势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女性的初婚模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本文使用人口普查资料、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数据以及IPUMS数据,通过女性平均初婚年龄、曾婚比例、年龄别初婚概率、终身结婚期待率和预期单身寿命等指标探究我国女性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初婚模式变动情况。研究发现30多年来我国女性平均初婚年龄在波动中上升,到2017年女性平均初婚年龄已经达到25.60岁,而教育程度的提高会推迟女性进入婚姻的时间,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平均初婚年龄明显高于未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另外,通过对各教育程度平均初婚年龄标准化与分解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教育对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龄影响作用增大;20-30岁年龄段女性婚姻推迟明显,曾婚比例不断降低,但女性终身未婚比例很低,其中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婚姻推迟现象最为明显,但其自身的结婚意愿并未降低,大部分女性只是推迟结婚时间,并不是不结婚。对净婚姻表各指标进行计算发现1982-2010年女性的年龄别初婚概率下降,尤其在20-30岁年龄段下降明显,初婚峰值年龄推迟,结婚年龄集中现象减弱。终身结婚期待率下降速度趋缓,随着女性初婚年龄的推迟,2010年27岁之后的终身结婚期待率要高于1990年与2000年,29-35岁女性的预期单身寿命也较前30年低,较大年龄未婚女性结婚等待时间缩短。     

闪婚-闪离：农村青年的婚姻异化及其社会基础——赣南B村的新型婚姻模式

传统婚姻模式与家庭和村庄稳定的具有密切的关系,因而围绕婚姻模式形成了诸多的支持机制。而在打工经济引起青年农民大量流动的背景下,村庄与家庭结构发生了迅速的变迁,农村青年的婚姻支持机制逐渐走向衰落。本文分析了赣南B村的“闪婚”与“闪离”现象,探讨这种婚姻模式在宗族性的村庄是如何可能的。当传统的婚姻支持机制逐渐走向瓦解,农村青年的婚姻得不到支持与整合．在“闪婚”这一新现象之后,随即走向“闪离”,农村青年则在面对自身婚姻时感到了无奈和无力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