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流动人口分布的空间格局和影响因素——基于人口普查分县数据的研究北大核心

中国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年以来流动人口的规模和范围持续不断扩大,在全国人口增速放缓的背景下,流动人口依然保持了每年新增超过1000万人的快速增长。人口迁移已经成为影响中国人口空间格局的最主要因素。本文基于第五次至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分县数据,系统分析中国流动人口分布的空间格局、演变特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流动人口分布的空间格局总体保持稳定,主导特征是高度集聚在东部沿海城市群。但是近10年来,内陆省份的省会城市和部分地级市市区的流动人口增长较快,使流动人口分布呈现出从东部逐步向中西部分散、从超大和特大城市向中小城市分散的趋势。近年来北方流动人口增长快于南方。省际流动人口规模占比从2010年开始持续下降,省内县际流动逐渐成为主导模式。人口流动由受经济因素单一驱动向受社会和自然环境因素共同驱动转变,公共服务机会和环境宜居等因素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当前我国流动人口空间格局的多元化特征越来越突出,为未来推动市民化提出了新的挑战。市民化政策需要解决落户“供给方”(城市)和落户“需求方”(流动人口)的空间错配问题。应从精准识别流动人口的群体和空间差异入手,制定差异化的治理策略和政策工具。     

人口视角下中国城市收缩的演变特征与时空格局——基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数据的分析

人口是城市发展的关键要素,人口规模的变化及其结构特征关系到城市的兴衰。以近三次人口普查数据识别收缩型城市,揭示其人口结构特征,并利用Dagum基尼系数、标准差椭圆等方法分析我国“七普”期间城市收缩时空演化的新趋势、新格局与新特点。研究发现：城市收缩与城镇化快速发展并存,且收缩型城市呈现出更加明显的老龄化和劳动年龄人口短缺趋势,收缩型城市的人口问题与异地城镇化问题交织,制约其进一步发展;我国人口收缩型城市数量增多且收缩强度增加,收缩区域呈现扩散态势,城市收缩重心与人口分布重心偏移趋势相异;城市收缩在向外扩散的同时在空间上还具有集聚特征,同时区域间的人口分布差异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人口收缩型城市呈蔓延式扩散的内在动因。基于以上,文章认为：收缩型城市需“开源”与“节流”双策并施,从要素积累的增长模式转向以改善经济效率为主的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同时完善社会保障与养老服务体系,抑制人才流失,通过兜底性保障政策缓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负担过重问题;面对收缩型城市的扩散趋势以及人口越发集聚的分布趋势,可以通过做大做强都市圈实现抑制城市收缩现象的蔓延和人口的过度集聚;区域均衡发展是缓解城市收缩蔓...     

京津冀高学历人口的空间集聚及影响因素分析

高学历人口的空间合理集聚既是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实现的现实诉求,也是中国人口学科向空间化发展的重要研究领域。本文基于空间经济学的"中心—外围"理论,使用中国人口普查数据,采用探索性空间分析法和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测度京津冀高学历人口的空间集聚格局并分析其形成机制。研究表明,京津冀高学历人口呈向心集聚特征,沿点轴演化模式演变。高学历人口的集聚具有显著的空间关联性,北京与天津不仅具有"虹吸效应"吸纳河北省高学历人口,同时也具有"溢出效应",促进河北相邻地区提高人口集聚力。高学历人口的集聚呈现高高和低低连片分布,人口增长极和人口洼地并存。在向心力与离心力的相互博弈下,京津冀地区形成了以北京与天津为中心、河北省为外围的高学历人口空间集聚格局。其中,高端医疗设施、优质义务教育资源、第三产业集聚水平、知识溢出发挥向心力作用,吸引高学历人口向北京与天津两大中心集聚。地理距离与高额的城市消费发挥离心力作用,推动高学历人口向外围地区扩散。京津冀协同发展离不开高学历人口的空间优化配置。只有推动义务教育一体化建设,促进第三产业向河北腹地转移,优化科研机构空间布局,加速交通网络建设,才能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实现。     

中国城市人口收缩空间结构的动态特征及其成因

本文基于第五次至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公报,综合运用空间分析、回归分析等方法,深度探索中国地级以上城市人口收缩的时空动态特征及其动因,以期为将来国家发展政策制定、新型城镇化建设和人口均衡分布提供参考依据。研究发现：(1)中国城市人口收缩形势越来越严峻,呈现出人口收缩范围日益增大,人口增长范围日益缩小、逐渐集中的两极分化特征;(2)中国北部和西部地区人口集聚明显弱于中国东南部,城市人口密度重心从孝感市逐渐南移至武汉市中部,人口收缩重心由湖北襄阳市北移到了河北邢台市,且沿“胡焕庸线”两侧形成了带状收缩结构。(3)形成了带状为主、点状为辅、面状固定的收缩格局;随着时间推移,“┣”型带状收缩结构逐渐转变为“X”型收缩结构;且东北地区点状收缩结构逐渐演变为面状收缩结构。(4)城市经济、行政地位、人口迁徙、城市产业结构、就业环境、公共建设投入、公共资源配置和城市管理服务水平等因素都是中国城市人口收缩的主要动因。     

京津冀城市群人口空间结构演变及优化路径研究

人口的流动和分布直接影响着城市群城镇体系的质量，进而影响着城市群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协调发展。文章从人口分布的空间差异、动态变化以及空间格局三个层面探讨了京津冀城市群人口分布演化特征；基于中心地理论和新经济地理理论，从行政、经济、交通三个角度构建了城市人口规模分布演化影响因素分析框架，利用Zipf法则对2003～2013年京津冀城市群人口演化规律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城市行政级别、人力资源水平、经济结构、交通建设等因素对京津冀城市群人口规模分布影响显著。基于此，提出应当通过公共服务均等化、城市技能互补、产业布局优化、交通网络建设完善等对策引导京津冀地区人口合理布局的建议，助推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战略的实施。     

2000年以来长三角人口分布变动研究

从三个尺度上即圈层尺度、地级市尺度以及区县尺度利用第五和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分析了近10年长三角人口空间分布特征变动.10年间,长三角人口规模进一步扩大,人口密度进一步稠密,反映了作为我国经济发展增长极的不断增强的人口集聚能力.从圈层变动来看,人口向核心层集聚特征明显,圈层分异特征明显.从中级尺度来看,10年间除了上海的高速增长外,最主要的特征是苏州的高速增长,其年均增长甚至超过上海,此外,苏中三市人口减少形成了长三角北翼的人口塌陷区.从微观尺度而言,上海及其周边增长快速,人口增长主要分布在核心城市构成的廊道上,各个城市核心区集聚效应明显,表明各城市仍处于向心城市化阶段.未来,根据长三角的发展特征以及国家的宏观政策,长三角的次核心城市将进一步发展,长三角人口分布的多中心趋势将会显现.     

我国中原经济区人口与经济空间格局演变研究

中原经济区位于我国中心地带,经济总量大且人口密集,研究中原经济区人口与经济的空间关系对促进中部区域协调发展具有参考意义。本文基于1995-2015年我国中原经济区的人口与经济数据,采用人口-经济增长弹性、地理集中度、人口与经济不一致性和空间自相关模型等方法系统分析中原经济区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协调关系、时空演变以及空间关联结构。研究发现:从人口与经济增长协调性来看,人口-经济增长弹性系数为0.05,经济增长对人口增长的拉动作用不显著。从人口与经济分布的时空演变看,中原经济区人口高度集中区域范围缩小,经济发展进一步向核心区域极化,呈现出"中心-外围"结构。人口与经济集聚关系多为协调型和超前型,主要位于中原经济区的中部和北部,其人口、经济集聚能力较强。滞后型地市数量逐渐增多,经济集聚滞后于人口集聚。从人口与经济的空间关联结构看,中原经济区人口与经济分布集聚趋势不强,关联性有所减弱,大部分城市分布在一、三象限,呈现出高-高(H-H)分布和低-低(L-L)分布,区域内人口与经济发展差异大,不利于中原经济区人口与经济的协调发展。     

首都圈人口空间分布格局的形成:集聚力与离散力的“博弈”

当前首都圈人口空间分布总体上呈现以京津为中心向外围递减的格局,本文通过理论和实证分析这一分布格局的形成机制,得到以下结论:当前首都圈人口空间分布格局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初始的人口规模和自然地理禀赋是其形成和发展的基础;首都圈"中心—外围"的人口空间分布格局是一系列集聚力和离散力"博弈"和"对抗"的结果,其中就业机会、工资水平以及反映科教实力的高校数量是主要的集聚力,而房价、交通拥堵以及水资源短缺是主要的离散力,水资源短缺的制约作用最大;该分布格局也是各城市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反映,中心超大城市已处于工业化发展后期,对高端劳动力和为高端劳动力服务的低端劳动力均有较大的需求,而首都圈外围城市还处于工业化初期或中期阶段,资本密集型产业仍是主导产业,对人口和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弱。今后除了需要遵循城市化发展本身的规律以外,改善和调节上述导致人口过度集聚的集聚力和离散力及其对比关系,通过政府力量介入,尤其是京津冀一体化战略的大力推进和实施,加快河北省城市化发展的步伐,尽快缩小与北京、天津的区域发展差距将成为合理布局人口空间格局,促进首都圈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协调发展的必由之路。     

中国各民族人口空间分布格局的变迁与模式研究——基于1953—2020年七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

人口大流动、大融居时代背景下，大散居、小聚居、交错杂居的民族人口空间分布格局不断深化，为促进各民族交融互嵌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也给全面深化认识各民族人口空间分布变迁规律提出了新要求。基于1953年以来历次人口普查汇总数据，通过计算群内接触指数、人口区位熵、人口再分布指数等指标，从人口空间分布的集散程度、地区偏好、动态变化三个维度，全面分析我国各民族人口空间分布格局的变迁及模式。研究发现：我国各民族人口群内接触指数呈下降态势，族际接触互嵌程度强化、分散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各民族人口空间扩散地区偏好存在明显差异，地区偏好具有距离邻近与经济吸引的双重效应特征；各民族人口再分布仍然保持活跃，民族人口空间分布格局仍处重要调整期。基于此，文章认为各民族人口空间分布的再构为当前民族交融互嵌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但是已有研究仍然忽视了我国人口空间分布的族际差异性，忽略了各民族人口空间分布变迁的渐进性和长期性，对非传统民族地区少数民族人口关注明显不够。未来应从动态差异视角出发全面认识我国民族人口空间分布格局，从民族互嵌高度出发重新审视我国民族人口空间分布变迁，从民族工作需求出发从容应对我国民族人口格局变迁与...     

1912-1948年北京人口空间分布格局变动及原因研究

本文利用民国北京人口统计档案资料对民国北京人口空间分布的特点及原因做出动态分析。民国北京人口空间分布的最大特点是分布不均衡、密度大及人口性别比高。北京内外城人口数量与人口密度远大于四郊,各区人口密度相差悬殊,北京人口空间分布格局与人口密度增长呈现明显的圈层式特点及差异性变化。北京内城外围各区人口密度及其增长均大于中心区域;外城内侧区域人口密度大于边缘区域,但内侧区域人口密度增长却慢于边缘区域;东郊区、南郊区的人口密度及其增长大于西郊区及北郊区。总体上北京各区人口密度增长表现为内城快于外城,外城快于四郊。北京城郊区人口分布格局并非静止不变,内城人口密度呈现出由低于到最终高于外城的变动,外城人口数量也呈现出由少于到最终多于四郊的变动。民国北京人口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北京城市居住格局的改变、公共机构的建立、城市商业消费中心的北移及外来人口的聚集等。民国北京男性人口一直多于女性人口,因此人口性别比一直较高。北京男女人口城郊区分布不平衡,外城人口性别比最高,内城次之,四郊最低。民国北京人口性别比高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外来人口以未婚男性青壮年居多,大量过剩未婚男性人口成为婚姻市场中的被挤压对象,也是社会不安定的潜在因素。     

首都教育资源配置与人口发展态势的互动

基于2001－2015年的《北京市教育事业统计资料》，利用常规统计分析方法，发现北京市教育资源配置和人口发展态势表现为以下关联特点：中等教育阶段在校生规模相对较少；义务教育阶段非京籍学生占比骤增；学校数量“高校和高中增加、其他皆降”；小学和大学阶段的师生比下降，资源配置略显紧张；基础教育阶段的就学人口主要聚集于城市功能拓展区，其占比仍在提升；高等教育的核心培养对象所占比例已降至不足四成。为了促进教育和人口的良性互动，政府部门未来应关注六个问题：人口发展惯性引发的教育需求增长拐点问题、流动人口子女不同流向引发的人力资本提升受阻问题、人口空间布局优化引发的教育资源有效配置问题、人口疏解视野下高等教育的“瘦身”问题以及职业人才匮乏引发的创新支撑不足问题。     

我国特大城市人口调控政策的量化研究——以北京市为例

国内关于特大城市人口调控政策的研究已有多年,但是这方面的政策量化分析还比较缺乏。以北京市为例,通过构建特大城市人口调控概念框架和指标体系,并收集和筛选北京市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涉及人口调控的相关政策文件,综合采用文献统计法和文本分析法,对北京市人口调控政策的总强度及演变规律、政策手段和措施的转变及特征等进行了量化分析。研究发现,北京市人口调控政策强度总体上呈现上升趋势,并且表现为明显的五阶段特征;人口调控政策发布的主体层次多元化且层级有所下移,基层调控的力度明显增大;人口调控政策手段已经基本摆脱依靠直接的行政管控措施为主,进入以间接手段为主、多手段并存的新阶段;人口调控措施从过去“以证控人”为主转变成“以业控人”为主,并表现为多措并举的新调控模式。最后,针对上述研究发现,得到一系列的政策启示并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中国超大城市常住外来和常住户籍人口居住－就业的空间错位--基于北京、上海和广州的实证

以北京、上海、广州作为中国超大城市的代表，探讨中国超大城市常住外来和常住户籍人口居住－就业空间错位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总体而言，常住外来人口的居住－就业空间错位要高于常住户籍人口，且不同户籍属性人口的错位形态存在差异。分行业来看，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等公共服务业常住外来人口居住－就业空间错位程度相对较高，而制造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常住户籍人口居住－就业空间错位程度相对较高。由计量分析发现，住房价格水平、就业集聚规模、高端产业比重和地区地方财政支出对不同户籍属性人口就业－居住空间分布差异均产生相似的影响；而租赁户数比重和低端产业比重对不同户籍属性人口的就业－居住空间分布则产生差异性的影响。     

留守儿童的虐待风险及其治理策略研究

2016年以来我国政府陆续出台了专门的留守儿童保护政策以防控其虐待风险,那么当前留守儿童的虐待风险如何?虐待形成的创伤是否严重?虐待的成因是否得到了有效控制?本研究试图利用基于四川省Z市1 245名被访者的实证调查来回答上述问题。研究得出了三个结论:一是各类被调查儿童的虐待风险整体上较为严峻,双亲留守儿童的忽视率比普通儿童高18.8%~25.8%,单亲留守儿童的精神虐待率同比高17.4%~22.1%,而两类留守儿童遭受复合虐待的比例也同比高15.2%以上。二是虐待会导致各类儿童出现明显的心理问题与行为问题,每提升1个单位的虐待强度就会增加0.23~0.24个单位的抑郁度和0.25~0.62个单位的行为问题,留守儿童尤其是双亲留守儿童并未表现出比普通儿童更强的创伤适应性,"变色龙本性"和"伙伴群"的理论解释在中国数据中并未能得以证实。三是留守儿童与普通儿童的虐待成因有所差异,父母的抑郁性人格对于普通儿童的受虐风险具有预测力,婚姻冲突的外溢与暴躁性人格则对留守儿童的虐待防范威胁最大,而"压力释放"及"暴力循环"等学理解释则相对较弱。我国政府应增强留守儿童保护政策的落实能力,提升虐待创伤干预的专业性和制度化水平,积极纾解留守家庭的婚姻冲突。     

Die Rückeroberung der Vergangenheit: Istanbuls visuelle Kommunikation zum Europäischen Kulturhauptstadtjahr 2010

In the context of the global competition to attract knowledge-workers, tourists, and investors, cities work carefully on their iconic representation. Star architects and marketing experts try to strengthen the peculiarities of cities and stage their distinctiveness. Following Anselm Strauss, city images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in structuring the imagination of the city “as a whole”. They help to organize everyday life in urban settings and structure local discourses (Strauss 1961). The object of analysis is the image campaign “Istanbul 2010: European Capital of Culture”. The advertising motif is considered as a “self-portrait” of the city, a communicative strategy how the city wants to be seen and understood. The argument is, that the city images select from a great pool of possible narratives and symbols (heterogeneity) certain aspects and construct a coherent and particular “image of the city” (densification). In this respect the question has to be raised what the image depicts and what it conceals. The article refers to the current debate within the field of urban sociology about the “intrinsic logic of cities” (Berking et al. 2008; Löw 2008). Thereby the “city” is conceptualized as the object of investigation rather than merely serving as the analytic context. To evaluate the advertising image a segment-analytical approach is employed (Breckner 2010).     

广州市人口空间分布变动与郊区化研究——兼与北京、上海的比较

利用第三、四、五次人口普查资料,对广州市人口的空间分布变动进行了详细的分析。结果表明自1980年代以来,广州一直处于城市化和郊区化并存的阶段,一方面大量外来人口的进入使都市区的总人口急剧增加,另一方面从1990年代起中心城区的人口出现较明显的郊区化现象。但与北京、上海相比,广州人口郊区化进程显得较为迟缓,其主要原因是自然条件的限制、行政区划的制约和城市空间发展政策的影响。     

京津冀区域近十年来人口分布格局研究—基于空间数据探索性分析方法

应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对京津冀2000年到2010年人口空间格局进行研究,结论表明十年间人口聚集性在增加,主要原因是北京对人口吸纳的极化效应在增强,天津极化效应还没有表现出来。京津冀地区内部必须缩小发展差距,否则人口聚集的极化效应将更加突出,最终影响京津冀区域发展的可持续性。     

“无主体半熟人社会”：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民集中居住行为研究--以江苏省镇江市平昌新城为例

作为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和必需之策，新型城镇化已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随着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加深，农民集中居住行为及农民集中居住区已逐渐成为学术研究的焦点。文章以江苏省镇江市平昌新城为个案，将其置于“城乡连续统一体”理论框架内，考察作为一种“整体性社会事实”的农民集中居住行为之行动逻辑及农民集中居住区之运行机制。首先，由于农民—国家关系延续使得实践中的农民集中居住过程表现为“脱身不脱根”；其次，“脱身不脱根”导致农民集中居住区居民委员会“缺位”、业主委员会“缺场”及社区社会资本缺失，使得农民与社区关系呈现“半嵌入”状态；最后，基于“无主体熟人社会”及“半熟人社会”概念，文章将农民集中居住过程“脱身不脱根”与“半嵌入”辩证作用的社区运作逻辑称之为“无主体半熟人社会”。     

Patterns of residential segregation within a metropolitan ghetto

The residential segregation of families by income and by stage of the family life cycle within Milwaukee’s black community resembles in both pattern and degree that in the white community. The greater the difference in income, the more dissimilar are the distributions by census tract. Dissimilarity is greater between younger couples without children and older couples with children than between any other pair of family types defined by husband’s age and presence of children. However, segregation by income was substantially greater than by family type in 1960. The bases of selectivity of blacks in“changing” areas of the city, where the proportion black is still relatively low, and of whites in the“suburban” areas adjoining the city are similar. Families in the higher income groups and couples with children are over-represented in these areas. It would appear that given the pressures of limited housing space in the inner core of the black community, given the fact that certain amenities are not available in that area, and given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barriers which restrict the movement of blacks into the suburbs, the changing areas must function as“suburbs” for the black commun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