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余英时对清代学术思想史的研究

钱穆认为清代经史之学从宋明性理之学发展而来,他对乾嘉经学考据多有批评;余英时指出,学术思想从宋明到清代发展,是由"尊德性"向"道问学"的转变。钱穆论清代学术思想,多结合政治、社会等各方面因素综合考察;余英时则以"内在理路"的研究路径来解释清代学术思想流变。在清代学术史领域,钱穆、余英时的研究有着重要地位。     

一切学问皆根植于文学——饶宗颐治学经验与乾嘉学术之关系

饶宗颐治学精神源自乾嘉之学,学术成就的取得、学术地位的确立与乾嘉考据之学密切相关。饶宗颐治学始终坚持的无征不信之学风、宁详毋略之态度、以材料为基点之方法,正是遵循了“乾嘉学派”的路数。其治学又表现出不同于乾嘉的时代特色。     

排拒佛释：乾嘉考据学风形成的一个新视角

排拒佛释：乾嘉考据学风形成的一个新视角路新生引言乾嘉考据学与宋明理学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个观点的提出，首先肇始于钱穆。他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引论》中说：“言汉学渊源者必溯诸晚明诸遗老”，清初诸大师“皆于宋学有深契焉。……汉学诸家之高下浅深，...     

半个亭林,“半之中又失其半焉”——胡适、钱穆对顾炎武学术思想的阐发

钱穆、胡适对顾炎武学术思想的不同阐发,是他们治学思想歧异的具体反映。胡适主张治学只在求真,强调考据之学;钱穆主张学当经世,考据当以义理为归宿,反对考据与义理两分。     

袁枚批判乾嘉考据诗风的反封建意义

袁枚对乾嘉考据诗风的批判态度与他对乾嘉考据学风的态度紧密相联.他没有主张诗歌要绝对排斥考据,认为只要适量和切入得好,考据可以入诗,考据诗也是诗歌大家庭中的一员.但他反对将大量考据内容放进诗中,反对以考据家的眼光来评诗、注诗.他对乾嘉考据诗风的批判,不仅维护了"诗本性情"的审美传统,也是对以"经术"和"文治"相标榜的封建专制文化的鲜明抵制.     

顾炎武与清代考据学

老一代史学家范文澜在论述清代考据学的发展时曾指出:“自明清之际起,考据学就是一种很发达的学问,顾炎武启其先行,戴震为其中坚,王国维集其大成,其间卓然名家者无虑数十人,统称其为乾嘉考据学派”.事实也是如此.追溯乾嘉考据学派的渊源,首先提到的正是顾炎武.本文拟对顾炎武的学术倾向、他与乾嘉学派的联系、区别等问题,试作分析和探讨.     

清代乾嘉时期的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

清代乾隆、嘉庆时期,是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不仅官方史学繁荣鼎盛,私家历史考据也精深广博,在编纂史书、理论阐发、历史考据、文献整理等方面皆超越往代,是传统史学大清理、大总结的阶段。近代以来,学术界在评价乾嘉学术时,多称其时考据学独领风骚,事实上,所谓的"乾嘉史学",应当是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的总合,而不能仅仅关注私家之历史考据。官方与私家史学之间,有挤压,也有竞争,但以相互补益为主,史学思想与历史观念也趋向于一致。但是,这种"盛世"史学的繁荣,却增强了传统史学思想体系拖延转型的力量,并不利于长时段史学的发展。中国近代史学的产生,之所以滞后于鸦片战争多年,原因之一即在于此。     

"博综马郑,勿畔程朱"——翁方纲的学术思想及其治学特点

乾嘉时期,古学复兴,汉学成为学术重心。翁方纲虽生值此时,但治学路数颇与当时汉学诸人不同。 他学宗程朱,重视义理,强调考据要以义理为指归。为了防止宋学易流于空虚的弊端,他又讲求训诂考据,主张以 考据来补宋学之空疏。这成为当时理学自我调节的一个重要的方面。然而,学术宗旨的不同仍旧使翁方纲与汉学 诸人在研治经典的视角上产生了"求理"与"求真"的差别,汉、宋双方的分歧依然难以调和。     

明代求实思潮的兴起与考据学的成就及影响

在明代空疏学风弥漫的大背景下,一些有识之士态度鲜明地反对不良学风,提倡实学。在求实思潮的影响下,一些学者一改空谈义理、束书不观的积习,开始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读书博闻、考证求实上来。由此汉学复兴,考据学渐成气候,并取得不小的成就。明代考据之风是对宋学内部考证求实风气的继承和发展,同时又直接或间接的启迪和影响了清初和乾嘉的考据学,在唐宋以来考据学史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论清中叶学术发展的三个转向

嘉庆、道光以降,风行一个多世纪之久的考据学风渐趋走向衰落,中国学术的发展呈现出三个转向:一是今文经学的复兴,二是汉学的义理化倾向,三是宋学势力的回潮。清中叶学术的三个转向,是学术自身的发展规律决定的,同时也是在当时恶化了的政治、经济、风俗形势下对乾嘉考据学术之反拨。三个转向规定了近代学术的发展方向,是清代学术发展史上的转捩点和重要环节,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