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尧舜禹时代的部族联合体

以往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学者都把尧舜禹时代的社会组织称作部落联盟。近年来，早期国家问题逐步成为热门话题，一些学者又称之为部族国家，还有的学者借鉴海外学者的研究成果，称之为部落联合体或酋邦。其实，部落联合体（酋邦）与部落联盟这两个概念并没有根本的区别，而部族国家这一概念又混淆了两种不同的社会形态。中国的尧舜禹时代是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转变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社会的发展早已超越了部落联盟。我认为这个时期的社会组织既不是部落联盟，也不是部族国家，而是部族联合体。氏族社会后期的部族是由若干部落联盟聚合而成的…     

《魏书•序纪》在游牧部族迁徙问题研究中的价值——以汉唐时期为中心

本文认为《魏书·序纪》所反映的拓跋鲜卑早期迁徙活动，对认识汉唐时期北方诸游牧部族、部落早期迁徙活动问题，进而了解古代北方游牧部族、部落早期迁徙活动一般特点，有着重要启示意义。     

部族的形成及特点浅探

本文认为,部族是人类社会客观存在的一种人们共同体,但并不是原始社会以后,资本主义社会以前唯一的一种人们共同体。在原始社会崩溃的历史过程中,从部落可以发展成民族,也可能联合成部族。部族是在氏族、部落还没有彻底分化、瓦解和崩溃的背景下,在国家还没有最后产生、血缘关系还没有完成向地缘关系的转化的历史条件下,由于战争等因素的需要,各部落联合起来而结成的较永久的联盟。部族的特点是:(1)在部族内部,“氏族、胞族及部落,还完全保存着他们的独立性。”(2)部族是一个不稳定的人们共同体。(3)部族可能因种种原因而消逝,也可能发展成为民族。这些特点说明,部族既与氏族、部落有联系又有区別,也与民族有联系又有区别。     

蒙古克烈部族源考述

关于12世纪末13世纪初蒙古草原强大部族克烈部的族属,学界各抒己见,莫衷一是。对于该部族源,不能妄断他们就是原蒙古人胤嗣或是突厥、回鹘(纥)人后裔,其原因就在于此部所包含的部族成分极为复杂,主要是较早移居漠北草原的“九姓鞑靼”,即在政治上统括留居漠北的回鹘人和其他突厥人余部后形成的复合群体;“克烈”这一名称,应源于漠北地名“哈喇和林”。     

辽对西北边疆的征服与治理

契丹是游牧于西拉沐沦河、老哈河一带的古代民族。在辽太祖、辽太宗东征西讨创建国家的过程中,征服了诸多民族,创建了一个版图辽阔的草原帝国。辽朝对游牧于漠北的"阻卜"各部族前后发动过四次大规模的征服,将各个游牧部族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使得辽朝西北边疆地区逐步稳定下来。为了加强对这一地区的治理,辽设置了西北路招讨司,派遣契丹贵族出任西北路招讨使,建立边防城,移民屯田,加强了漠北草原与辽内地之间的联系与经济文化交流,使有辽一代的西北边疆一直处于辽的有效控制之中。     

北魏离散部落与社会转型——就离散的时间、内涵及目的与唐长孺、周一良、田余庆诸名家商榷

北魏离散部落开始于登国元年(386),即《魏书·官氏志》“登国初”的记载是可信的。被离散的对象包括被征服部落、降附部落和原有部落,其范围基本上是北魏境内所有的游牧部族。它以氏族或家族为单位,将游牧部落分解为若干小部分,使原来的君长大人变成了国家直接统治下的、有服役纳税法定义务的地方基层官员。它没有强迫牧民改从农业,并随北魏的军事征服逐步推行。北魏离散部落不仅削弱游牧贵族的势力,加强国家对他们的统治,增强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力量,而且把游牧部族纳入了封建制轨道,加快了北魏的封建化进程。     

论游牧生产方式的生产力属性

作为生产组织的社会结合方式之一,游牧生产方式曾经是草原地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它对促进草原畜牧业的发展、保护生态发挥过重要的作用。然而,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在畜牧业中的应用,它逐渐失去了先进生产力的性能而成为中性生产力,与分工、协作一样成为先进生产力发展的基础。由于受人口、草场面积、产权结构、经济形态、社会组织、农耕等一系列苛刻条件的限制,传统游牧业不可能再现。但现代草原畜牧业则可以利用游牧生产方式的合理内核———轮牧制———有效地保护和利用草场。     

西方学者关于游牧文化起源研究的简要评述

早期西方学者对于游牧文化起源的解释通常是围绕将游牧作为渐进式社会经济形态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而展开 ,近年来西方学者则倾向于游牧出于混合经济 ,认为游牧专门化的动因包括自然条件变化、人口压力 (以及相应的农业扩张、都市发展和聚落扩展 )、工艺专门化、贸易联系、政治环境、迁徙等方面 ,其中Khazanov对于欧亚草原及沙漠 (半沙漠 )地区、近东地区、中东地区、非洲大陆、欧亚北部地区和亚洲内陆高原游牧业起源情况的总结代表了西方学者近期的整体性认识。本文首先对这些情况进行介绍 ,在此基础上对西方学者在游牧起源问题研究上的基本取向进行了评述 ,并且指出了其在中国游牧业起源研究问题上的启示意义     

草原文化与游牧文化

草原文化与游牧文化在一定意义上和特定范围内具有内在的不可分割的联系性或同一性,但一旦超出特定范围,二者之间就有不可忽视的质的差异和区别。从文化类型看,草原文化从属于地域文化,而游牧文化则从属于经济文化;从地域分布看,草原文化基本同草原地带的分布相一致,而游牧文化的分布与草原地带的分布则不尽相同;从其起源、形成和发展历程看,草原文化和游牧文化并非一直处于同步发展状态;从其建构特征看,草原文化是一种复合型文化,而游牧文化是一种单一文化。     

14世纪初漠北不稳定的游牧经济与部民生活

１４世纪初漠北不稳定的游牧经济与部民生活〔韩〕李　一、绪论１４世纪初，元朝给予漠北部氏以巨大的经济援助，这成了元朝财政支出的主要一项。不仅如此，救助南流的蒙古难民已成燃眉之急，终至于设立宗仁卫。这一时期留在漠北的蒙古部民的生活如此贫穷，原因何在？当时...     

宗教契机探微——论高昌回鹘王朝宗教演变之原因

几乎在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没有信仰过宗教,也没有哪个现代民族从来只信仰过一种宗教。有些民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宗教信仰,有些民族在同一历史时期有着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宗教信仰。维吾尔即隋时之韦纥,唐时汉释作回纥,后又作回鹘,其在早期历史上社会宗教信仰,向极自由。初居漠北时期,为一草原游牧部族,故宗教信仰亦为其他此方草原游牧部落相同,崇拜自然灵     

金朝西北部契丹等游牧民族的部族、糺制度研究

金朝对西北地区驻牧的契丹等游牧民族,保持原辽朝的社会组织形式——部族、糺,对其进行统治。“糺”偏重军事,部族侧重于生产,皆为金朝分番守边。金朝任命的部族、糺长官女真人多,契丹人少,下属官员则以游牧部族的本族人为主,在强化统治的同时对游牧部族实行因俗而治。海陵王末年爆发了大规模契丹抗金斗争,在平叛之后,金世宗采取了一系列防范契丹人的措施,但仍未能完全阻止契丹人反抗女真统治的斗争。     

黠戛斯南下和北归考辨

本文论证了 84 0年以后黠戛斯依照先西部后东部的战略布置 ,分阶段经略东部天山地区和漠北高原 ,以期成为游牧各部族新的宗主的历程 ,得出正是 9世纪 60年代初兴的仆固系北庭回鹘 (高昌回鹘汗国的前身 )将黠戛斯分别从东部天山地区和漠北草原逐回叶尼塞河上游故土的结论。     

试论华夏三部族在中国文明史中的作用

在原始社会末期,我国各地出现许多部落集团。其中,在古籍中有记载并且影响最大的华夏、东夷、苗蛮三大原始部落集团。这三个集团长期稳定,又可称为部族,或简称为族,即华夏族、东夷族、苗蛮族。由于这三大部族中华夏族最为强大,占据主导地位,具有核心作用,故又可将这三大部族简言为华夏三部族。无论从社会发展史,还是从考古学资料角度来看,倘剔除古籍记载中某些荒诞的故事情节,有关华夏三族的记载,基本上是可信的,其首领人物亦不宜随便否定。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去对待和研究这些原始部族,肯定其历史作用是有意义的事情。从前对这些问题,不少学者作过不同程度的研究,成果也是可观的,但也有不少重要问题尚待深入研究。本文,试图探讨华夏三部族的形成、彼此间的斗争和融合过程对促进中国文明的历史作用。     

试论藏族部落组织与部落制度——以西仓十二部落调查为例

近20年来,在甘青川藏族牧区,随着藏传佛教寺院的重建、部落习惯法的恢复运用,在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一度被废除的藏区旧的社会基层组织--部落组织正在不断地复兴蔓延,并逐渐成为基层社会的控制力量.西仓十二部落即为此类藏族部落代表,本文通过对西仓藏族旧头人、老年人的深度访谈和调查,解析了1949年以前的藏族部落组织与部落制度.     

氏族、部落、部族、民族——论民族共同体发展的历史类型

本文认为,氏族、部落、部族、民族是民族共同体发展的四个阶段。广义的民族包括氏族、部落、部族、民族。但四者的区别不容忽视,在科学著作中应釆用这四个不同的词,以示它们之间的区别。     

上古农耕开发与人为生态灾难──“羿射十日”史因新探

“十日”是我国上古时期以太阳为图腾的氏族部落集团，该集团与以动物为图腾、环渤海湾居住的诸部落联姻，共同从事原始的农耕生产。以“十日”为核心的农耕部落联盟与以羿为首的渔猎部落因各自经济生产方式的不同，出现了对自然界开发的不同理解，直至发生部落之间的战争，这便是“羿射十日”的真正史因。这场史前部落战争留给后世的教训异常深刻：只有尊重自然才能促进自身发展，否则，必将受到大自然的惩罚，因而，保护生态环境应是人类社会永恒关注的课题。     

蒙古族英雄史诗中的哲学思想

据考古学推测，公元前三、四千年在北方草原已出现了游牧生活的人群，但游牧生产方式的确立经历了什么样的历史过程，用了多少时间，尚无法定论，现在可以肯定是在公元前三百年，游牧已成为草原部落的主要生产方式，作为游牧标志的马已被当作战争工具使用，组成骑兵同邻国作战，正因为这样《史记》才有赵武灵王着胡服骑射，与骑马的蛮夷交战的记载。恩格斯说：“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群分离出来—一这是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从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中，也就产生了第一次社会分裂。而分裂为两阶级：主人和奴隶，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家庭、…     

鲜卑兴盛原因初探

东汉政治黑暗 ,国力积弱 ,匈奴、乌桓或迁离蒙古高原 ,或附汉入边 ,漠北地空 ,为鲜卑占有匈奴故地 ,建立部落联盟提供了良好契机 ;鲜卑社会处在向上发展阶段 ,与中原地区的经济交往增强了鲜卑的实力 ,军事掠夺也使鲜卑获取了大量财物和人力。进入鲜卑的汉人把中原文化和手工业制作技术带入鲜卑 ,带动了鲜卑社会进一步发展 ;鲜卑社会处在需要强有力的首领也必然产生强有力首领的时代。勇敢而富谋略的檀石槐、轲比能的出现 ,适应了鲜卑社会的需要 ;蒙古高原的各游牧部落需要一个新的政治军事集团来组织力量发展生产、抢掠财富 ,与中原政权抗衡。就当时大漠南北的局势和各游牧部落的实力来说 ,鲜卑具备了取代匈奴而成为蒙古草原新霸主的条件     

定居游牧、草原景观与东蒙社会政治的构建(1950-1980)

清代蒙人的定居游牧只是局部存在,并没有对整个蒙古社会构成影响。从1950年到1980年期间,我国政府推广定居游牧,使蒙古基层社会发生了极大改变。伴随着许多固定建筑物和设施的建设,定居游牧导致了人与畜的相对固定,而人畜固定则为政权网络向下延伸提供了充分的条件。在清代的蒙旗制度体系中,旗的政权功能简单,基层几乎不存在权力空间;在定居游牧下,苏木政权具有了权力的空间和复杂化的功能。与此同时,蒙古人民的草原利用方式发生了重大改变,从任意游牧,被动地适应草原生态,过渡到人为地改造草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