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刚美”与“阴柔美”

清姚鼐在《复鲁洁非书》中说：“其得于阳与刚之美者，则其文如霆，如电，如长风之出谷，如崇山峻崖，如决川，如奔骐骥。……其得于阴与柔之美者，则其文如升初日，如清风，如云，如霞，如烟，如幽林曲间，如沦，如漾，如珠玉之辉，如鸿鹄之鸣而入寥廓。”曾国藩对姚鼐的这段话作过明晰的概括。他说：“文章之道，分阳刚之美、阴柔之美，大抵阳刚者气势浩翰；阴柔者，韵味深美。浩瀚者，喷薄而出之；深美者，吞吐而出之。”简言之，阳刚美，就是“马鸣风萧萧”式的美，也叫“壮美”或“刚性美”，西方美学家则称为“崇高美”或“雄伟美”。…     

“无为而治”解蔽

“为无为则无不治”的政治哲学，被视为消极遁世主义的思想、愚民之策与权谋之术而备受批判。“无为而治”源于“有为”政治无法避免的两类难题：理论上的智慧、信息与知识之难，实践上的价值取向、策略选择之难。“无为而治”绝非消极避世的不作为，而是在懂得政治之边界与限度前提下的“有为”，包含着高度的政治智慧和生存智慧，意在对政治精英提出劝诫。实现善治需因循从“有无为”、“为无为”到“无不为”理论逻辑。     

从“吾丧我”和“道”看庄子“齐物”

“吾丧我”是道家大德在气功修炼中亲证的极高境界，呈现出主客合一、空虚寂静、独立自在、自身同一、无边无际等极其神奇的境状特征，由此意味“吾丧我”属于形上超越境界；道之体也是道家大德在气功修炼中亲证的与“吾丧我”相同的形上超越境界，但庄子从不同角度视其为道之体和“吾丧我”；庄子之“齐物”，是指宇宙间一切事物、现象融人道之体或“吾丧我”境界，齐化为毫无差别的虚寂之“一”，可见其“齐物”与道之体和“吾丧我”都是通过气功途径达到的同一形上超越境界。     

“解蔽”视域中的“明于天人之分”

荀子明确提出“明于天人之分”，从而突出天与人的异质性。他通过力斥“违天”和“慕天”之“蔽”、“错己”和“人袄”之“蔽”，而主张“知天”和“敬己”，并进而在“天功”和“人治”的互动中展现人之为人的根本特性，同时也使天道相对于人方可呈现的意义得以彰显。     

“徽”说

据说安徽建省，取“安庆”、“徽州”二府首字，名之“安徽”。说文解字，意从中来；逸兴遄悟，妙趣偶得。一个“徽”字，尽撷安徽之要。且戏解之。     

传统之“乐”与人生“幸福”

传统之“乐”认为．“乐”是“安而不忧”、“善美愉悦”与“自然顺适”心理体验；也是“生生不息”、“云淡风轻”、“率性而为”人生状态：还是过程的、信仰的、指向未来的幸福，甚至“幸福”本身就是理想与信仰。在传统之“乐”这种理想与信仰包括两个方面：“天人合一”与“各得其所”。通过分析，传统之“乐”具有以下一些特征：包括四个方面即“静底”、“善底”、“天底”、“和底”。     

“云汉无涯”考辨

在古人观念中。银汉之宽度原本是目力可接的。班固《西都赋》“似云汉之无涯”。其中“之”不作助词“的”。而是作连词“和”、“与”，并且可以置换为“而”。“似云汉而无涯”，广无崖岸的并非天上的云汉，而是人间的昆明池。     

是“反问”还是“设问”?

《五人墓碑记》（高中语文第二册）中有“独五人之，何也？”一句，课文注释为“用反问的语气表示赞美”。笔者未敢苟同，认为应是设问。“反问”是用疑问的形式来表达确定的意思，从反面提出问题，它的答案隐含在法问之中，有间无答。如《促织》中有“死何种益？”一句即是。“设问”则是先提出问题，然后紧接着把自己的看法说出来，即明知故问，自问自答，或提出问题，不需要确定答案。前者如“作亭者谁？山之增智俗也。”（《醉翁事记》）。后者即“独五人之椰城，何也？”它没有答案却可联系上下文，把“富贵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其…     

“所”字语法研究

“所”字语法研究吴正中，李清“所”字在古代汉语中是一个用得非常特殊而又活跃的词，使用频率之高，词法句法之复杂，都是首屈一指的。前贤论述，宏观者居多；时人解析，多伤琐碎。笔者宗“闻者补之”、“讹者绳之”之旨，拾遗补缺，纠偏救弊，对“所”字之语法进行研究...     

评“吊”议“哀”剖“诔”

“禽兽患死，而不知哀死；人知哀死，而不必患死”（《周易外传》）。“人知哀死”，这才有了哀祭文学的滔滔大观。它或为诗，或为文，或为联语；以文而论，又有诗、碑、哀辞、吊文、祝文、祭文等多种。本文通过对哀祭文学的请名称的咬“文”嚼“字”，循名责实地去考察一下涵化于其中的中国人的一些文化心理。评“吊”吊文较早的意思是吊丧。《庄子·至乐》：“庄子妻死，惠子吊之。”由此上溯，吊还是一种“问终”之礼。《说文解字》上说：“弓（吊），问终也。从人弓。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故人持弓，会驱禽也。“这便道出了远古葬时的…     

释“鬼梦”

卜辞常见“鬼梦”中的“鬼”如同《周礼》里的“占梦”；“多鬼梦”就是诸多“占梦”作梦。在甲骨文中，“鬼”的专职乃是为占吉凶而作梦。后世的“鬼”指巫觋所见的鬼魂，是卜辞“鬼”的引申义。因“鬼”能见常人之所不能见，故其所见就是神示之兆。卜辞以“占梦”称“鬼”，而梦字又不从“鬼”，是因为“鬼”戴四目头乃是其“赠”祭以逐恶梦之形象，行其“占梦”职而睡乡觅梦之时却必得除去四目面具，故“梦”字形中之“占梦”并不象四目之“鬼”     

释“湖湘”

中国区域文化研究中，“湖南文化”多被称作“湖湘文化。”然以“湖湘”为湖南之雅称并不确切。历史地考察，“湖湘”实可为两湖之通称。“湖湘”并举，盖始于唐。张说有“游洞庭湖湘”诗。不过此处“湖湘”仅指洞庭湖。张说游“洞庭帕”（君山），以其水盛时“宛在太湖中，可望不可即”，特地选择“寒沙际水平”的季节①。其时洞庭湖已“秋水归宿壑，此（君）山复居于陆，唯一条湘川而且”③。故张说以湖、湘并举。宋代“湖湘”之称甚为普遍。见于官方文书者如“新利州路运判温益可湖南转运判官制”称：“湖湘之阻远于京师”’③；见于正史…     

桐城派“沉郁顿挫”论

桐城派极为重视“沉郁顿挫”之法，将其视为抵制诗文通俗化的有效手段。在桐城派看来，俚俗诗人崇尚性灵，反对闻见道理，故其诗“凡鄙浅近”;而“沉郁顿挫”之文法蕴含着高广的胸襟、渊博的学识、丰富的阅历。在表述上，俚俗诗风轻利快便，一往无余，失之佻巧；而“沉郁顿挫”则以顿、断之法形成高古厚重的语体。在风格上，俚俗诗风或失之软弱，或失之偾强，不得其中；而“沉郁顿挫”之法则兼容阳刚与阴柔，实现相济之美。在诗文通俗化倾向日益显著之际，桐城派为维护正统士人文言文化的统治地位，赋予“沉郁顿挫”以新的意蕴，雅俗之别被浓缩在这一文法之中。     

论“六艺”与“六经”

“六艺”、“六经”习见于我国古代丈献中，学术界一般认为是指六部儒家经典。其实，先秦只有五经，并无《乐经》，后人说《乐经》毁于秦始皇焚书，只是主观揣测，并无文献根据。汉人所谓“六艺”，原本仅指孔子为教学而开设并为儒门历代传习的六种课程。孔子授课只有《诗》、《书》、《易经》三部古代文献；他讲授礼、乐主要是根据《诗》、《书》，而《春秋》则是他唯一的手编教材。“六经”为“六艺”之尊称，“六经”之“经”，是常道、常法之义，与“五经”之“经”的义蕴有别。     

顺天应人：人心政治的“源”与“流”

寻求“至善生活”的实现方式，是西东方社会政治制度体系的共同追求。西方社会立基于人性是恶的、公权力是恶的“双重恶”理论假设，通过委托-代理式单向度不信任的政治制度设计，建构了基于个人主义的以保护私人财产权为核心的政治制度体系，最终却陷入了制度无以统合不确定性的新型丛林法则时代。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社会，出于规模社会的治理需要，建构了立基于集体主义的人民与政府间双向有机互动、彼此高度信任、整体团结合力的人心政治形态。在以民心皈依为根本指向、以人心评判为最高标准、以人民本位观为根本价值指导的东方社会人心政治形态中，“民心之所望，执政之所向”，是人心政治的“源”之所在，内蕴着需求之源、使命之源与责任之源三重动力体系；“天命无常，有德者居之，有能者为之”，是“人心政治”的“流”之所在，孕生了通过具有理性力、能动力与行动力的组织将制度与人有机地统合起来，推动政治制度体系的“源”与“流”有序运转并综合发挥作用的自我调适机制，以达成服务人民、发展国家、促进和平的最终目的。     

王维“闲”“空”意趣的禅学再确认

追求“闲”、“空”之趣是中国传统自然诗的一般特征，陶渊明和王维是典范作家。但由于王维深受禅宗义理的影响，其“闲”、“空”之趣的生成方式较陶渊明还是有所不同。其一，在对自然和社会的审美观照方面，王维突玻了陶渊明“非A即B”的模式，形成了一种由“非A非B”到“即A即B”的模式。其二，在这种模式的引导下，王维诗歌也一改陶诗的“去俗”之趣，以“合俗”的姿态来对待自然和社会生活，进而表达一种“不言言”、“不物物”的真意。     

释“拜”

古代“拜”礼有通称、专称之别，关于专称之“拜”，《荀子》定义为“平衡曰拜”，古今释“拜”者多引此说，但历来众说纷纭，难有定论。考诸众说，“拜”当为跪而拱手至地，低头与腰平。     

“鲁迅风”与“后鲁迅风”

解放后特别是新时期以来在鲁迅影响下的杂文随笔，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传统的“鲁迅风”杂文呈现出同中有异的特征，就“异”而言，“鲁迅风”杂文属于严格意义上自觉性的文学流派，而前者则是一个松散的并无自觉性的文学流派，因此，可以冠名为“后鲁迅风”杂文随笔。“鲁迅风”与“后鲁迅风”，虽一字之差，却不能混淆，两者共有之“鲁迅风”，昭显其同，而独有之“后”，则甄别其异。     

王国维“境界”说与“兴趣”“神韵”说之关系试解

王国维“境界”说与“兴趣”“神韵”说之关系试解·周祖谦一王国维《人间词话》第９则曰：严沧浪《诗话》谓：“盛唐诸公（《诗话》‘公’作‘人’），唯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影（‘影’作‘月’）、...     

战国纵横术与“形”

战国纵横术在“纵横”本义上即与地“形”联系紧密，使得各诸侯国在聚散中遵循着特定的规律。从纵横术的使用角度来看，地“形”亦为游说之重要切入点，而“三晋多权变之士”则说明地“形”是促动纵横术多向衍生的一种重要间接因素。纵横术之“短长”、“抵蛾”、“捭阖”核心要旨，也都在于创造有利之“形”，将潜在的有利因素具象化、实物化，使之现之于“形”，易于控制；亦善于顺“形”顺势在巧处对阴阳双方进行转化，及把握“形”转化之间的时机。这种对“形”的重视和利用，是对老子“反动”、“弱用”思想的补充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