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赋节日活动书写——以《中和节百辟献农书赋》为主的考察

唐代为中国岁时节日发展中一个承先启后的重要时期,与前代相较,唐代不仅承袭了传统的节日,更有许多新创。尤其唐德宗创制中和节,除了节日中呈现君臣宴游玩乐之景象外,亦含蕴着追慕盛世的心理,其中百官进献农书更是国家重要的政策,因此德宗贞元十九年科举考试,侯喜、贾餗、胡直钧和郑式方均以《中和节百辟献农书赋》为题,说明了百官进献农书以重稼穑之举,其重农务本的思想丰富了当时以及后代民俗节日,影响了文化艺术领域内的创造,具有深层的政治与文化心理意涵。由于中和节之活动内容在赋家铺陈、穷物的书写下,既扩大了辞赋之创作题材,也丰富了古代节日内涵,并影响及今日云丘山之中和文化,其所呈现之特殊文化意涵与审美风貌,实具有不可轻忽的意义与价值。     

宋朝皇帝对官员的节日物质赏赐

宋朝皇帝对官员的节日物质赏赐,是欢庆节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节日中,皇帝对官员赐服、赐宴、赐花,还赏赐不同的节令食物、用品,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饼、糕、粥、扇、桃符等都在赏赐之列,可谓赏赐内容丰富。皇帝对官员的物质赏赐增添了节日喜庆气氛,联络了君臣感情,亦体现了官员尊卑等级。节赏是政治行为,也折射出当时的国家财政状况。     

盛世叙事:中宗、玄宗朝的龙池书写

在现代的历史与文学史的盛唐叙述中，符瑞的叙事被边缘化甚至取消，然而唐人心目中的盛世图景是以受命帝王为核心展开的。帝王受命必须以符瑞为征，符瑞在盛唐文化中有重要的地位。“龙池”在中宗朝(684,705—710)乃君臣游宴之所，但在玄宗朝(712—756)却被视为玄宗的天命符瑞，池水的形成及性质、功能的演变关乎两代君主的帝王叙事，涉及跨越文体的书写。从应制的角度，中宗朝的龙池书写揭示物色与颂圣的关系；在受命的层次上，对玄宗朝龙池的诠释是盛世叙事的重要组成。     

战袍上的情诗

唐开元年间,玄宗皇帝要赏赐戍边战士们衣物,命令宫女缝制。衣服发下去后,一名战士在自己的短袍中发现一首诗。诗日：“沙场征戍客,寒苦若为眠。战袍经手作,知落阿谁边？蓄意多添线,含情更着绵。今生已过也,重结后身缘。”     

北宋的元旦是春节

早在北宋时期,就有元旦这个节日了,但是北宋的元旦不是阳历的1月1日,北宋的元旦是农历的正月初一,也称元日、正旦、元正、岁朝、年朝等。"正月朔日(初一),谓之元旦,俗呼为新年,"元旦的时候,在北宋的京城,宫廷里要举行大规模的朝会,皇帝要受百官的朝贺,而百姓都要早早起床,梳洗打扮,穿上新衣,走亲访友,相互祝福,把酒相庆。从元旦这天开始,北宋政府准许百姓可以在三天中参与关扑游     

丽末鲜初科举试赋变律为古述论

高丽朝科举呈现出由重诗赋而渐重经学、经世的演进特征,随着科举救弊之呼声兴起,文坛反骈文、律赋,尚古文、古赋之文风渐盛,其背后有宋代科制与文风的影响.高丽末期接受兼顾词章、经学的元朝科制,罢考诗赋代以策问和古赋,开启了朝鲜半岛科举考古赋的先河.朝鲜朝建国之后,古赋正式成为科举文体,并历时500余年,使得元代科制在域外长期延续.朝鲜朝初期针对科举考赋问题,发生过经义与诗赋、古赋与律赋、实用与否的多次争论,反映了时人对古赋文体及科举考赋问题的不同认识.     

宋代献俘礼渊源递变述考

献俘礼是中国古代军礼的一种。在宋代,随着统一战争的进行,为了接纳各地投降君臣,献俘礼因之成形。从实际程序看,宋代献俘礼主要继承自唐、五代时期献俘礼仪制。广义的献俘礼包括献俘、献馘、告礼等;狭义的献俘礼,即皇帝亲见来降君臣,具体包括五个步骤。南宋时,北宋的献俘礼实际上被放弃不用。从宋代献俘礼的渊源、递变过程,投射出宋代在既不推崇军功,又需要彰显军功的矛盾之下,在固守窠臼与尊重实际二者间寻求平衡的治国理念和措施。     

上巳节俗演变的文学轨迹

上巳节是我国古代具有浓厚的民俗色彩的节日。它起源于春秋 ,兴盛于魏晋 ,至宋代以后逐渐衰落 ,但它的民俗习惯在许多诗文中保存了下来。文章试图从古代诗文的记载中勾勒出这一节日的民俗盛况。春秋时期它是人们去邪去秽、男女交游的好时节 ;魏晋时人们在这一天郊游宴饮作诗 ,由于皇帝的参与 ,民间习俗也上升为皇家礼俗 ;南北朝时则增加了骑射的内容 ,这些习惯一直传至唐代     

雍正朝宫中钟表的来源与使用

雍正时期是中国钟表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在雍正帝的著作中保留了许多反映他本人时间观念的诗文,他对钟表既现实又浪漫的看法影响着宫中钟表的收藏和制作。通过外交使团向皇帝赠送礼品、地方官员进献、抄家罚没等途径,钟表在雍正朝不断进入宫廷,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两国之间、君臣之间联络的重要媒介。与此相联系,这一时期钟表在宫中大量使用,普遍陈设于宫殿、出行时乘坐的车轿之内,甚至作为贵重物品赏赐给官员。雍正时期钟表深入到了宫廷生活的诸多方面,无疑会促进中外钟表贸易的繁荣以及制钟技术的改进和创新。     

宋代御容供奉与玉清昭应宫、京师景灵宫的礼仪问题

宋朝御容供奉自太祖开始,与佛道关系极为密切,实为追荐祈福。到真宗大中祥符三年(1010)祭奠御容采用国家礼仪形式,列入国家礼典,但它与原庙性质不同。神宗元丰五年(1082)按照原庙之制,将景灵宫扩建成十一殿,施行朝飨之礼,使景灵宫演变为原庙。宋代供奉过御容的宫观还有太清宫和玉清昭应宫。御容奉安仪式与朝谒仪式不同,奉安仪式采用较多佛道仪式,一般委派大臣主持;而朝谒则少量采用佛道仪式,大多是皇帝亲自祭奠。大中祥符九年(1016)仪制是最初的荐献仪制,相对简单,而徽宗政和时期仪制十分繁杂。宫观中供奉御容用素洁之馔,这与其他国家祭祀礼仪用馔不同。     

汉代官制与外戚政治

<正> 外戚专权是汉代政治史上最引人注目的现象。皇帝的外家仗恃着椒房之宠、掖庭之亲而内干机密,出纳王命,监临百官,威权自专。从西汉的霍氏之乱、王莽代汉到东汉的窦、邓、阎、梁外戚之祸,终两汉之世,他们一直是政治舞台上的重要角色。 汉代官制的发展,以汉武帝为界,可以分为先后两个大的阶段。汉武帝以前基本承袭秦制,汉武帝以后则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中央官制而言,最为重要的变化,一是宰相制度由丞相制变为三公制;二是内朝的设立和权力的扩展,凌驾于以丞相为首的外朝之上,并逐渐把外朝的权力转移到内朝和尚书台。这两方面的变化都与外戚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     

"万方有罪,罪在朕躬":宋代皇帝罪己现象之考察

天谴思想、民本文化和儒学的发展演变,从思想文化上有助于两宋皇帝罪己观念的养成。罪己观的形成同样也是出于政治需要,是人君证明其"天子"身份诉求、获取臣民信任和调整政策的契机。作为天水一朝祖宗家法的重要一环,与罪己责躬相关的教育贯穿大多数宋代帝王的一生。两宋士大夫政治主体意识的加强和与君王"共治天下"的责任感,促使他们更加自主地监督君主,推动统治者在潜移默化中关注自省自查。除此之外,游牧民族连绵不断的内侵也是激发宋代帝王罪己责躬的因素之一。     

简论十月朔节的发展与演变

夏历十月是禾黍收获后的闲暇季节,先秦就有宴享和祭祀神鬼的习俗。秦以十月朔为岁首,始为节,然仅有朝廷之朝贺宴享,汉因袭不变。魏晋至唐,发展缓慢。南北朝时,北方有食黍臛的习俗;道教以此日为民岁腊,有祭祀五帝以祈求长寿的习俗。唐代夔地食裹蒸、燋糟（糖）,武臣穿缺胯袄子,农家占麻麦、卜米谷。宋代此节最为繁荣,朝廷为百官授衣;皇家朝陵,士庶飨坟;家家开炉设会,团聚饮宴。元代以后官方有授时宪书之习俗,但重点转向烧送衣物祭祀先祖,故而被称为＂寒衣节＂。     

试论宋代枢密都承旨的渊源、职能与人选

宋代的枢密都承旨渊源于晚唐时负责承接、传递章奏的枢密承旨。太平兴国七年(982)初设都承旨,仍然保留上殿奏事以及对军务文书的通进职能。因枢密院机构性质的次第转变以及宋代文武分途治国理念的制约,都承旨的人选经历了武资官、吏人、文资官的变化。神宗朝出现文官任正职、武官任副职的格局,但宋神宗多用武官。哲宗朝重归于文官。绍兴元年(1131)将"都承旨一员,并差两制"确立为祖宗故事。宋孝宗起用武官,后受到文官集体抵制而放弃。文武纠葛的背后既有"亲疏"与"能庸"的交织,又有皇帝与文官集体的权力博弈,共同呈现出宋代中枢政治的复杂面相。     

“格物致知”与宋代绘画

文人社会的“格物精神”使宋代绘画艺术登峰造极。宋人尚理,绘画亦重理。其中,宋之理学“格物致知”对宋代写实绘画风格的影响尤大。本文拟从“格物致知”的内涵演变论述其对宋代写实绘画的具体影响。     

“禁风”灾难叙事与族群迁徙流动——基于广西临桂县宛田乡瑶族禁风节的考察

禁风节是广西临桂县宛田乡瑶族独特的节日,成因与瑶族"飘洋过海"的苦难迁徙历史记忆、对风的自然崇拜和遭受风灾的现实根源有关。其从瑶族禁忌到多民族共同参与的会期和节日的历史演变是不同群体文化互动的结果,体现出族群迁徙流动对区域文化建构的影响。禁风节的生成是南岭走廊上民族关系和文化形态演变的一个缩影,也是人类学关于"流动"研究的典型案例。     

宋代宫廷藏书续考——专藏皇帝著作的殿阁

宋代皇宫内除了有专门的藏书处所与皇帝个人读书宴息的殿阁外,自真宗朝起,创设了为前朝去世的君主建置专门殿阁,收藏其御书、御制与诗文著作、书法手迹的制度,一直延续到南宋度宗朝.这是中国古代藏书史和档案收藏管理史上前所未有、后世亦无的独创.这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宋代最高统治者重视文教,身体力行,加强自身读书学习,勤于撰作,在全社会营造了浓厚的文化氛围,出现了君臣上下未尝顷刻不以文学为务,非前代之所及的局面,促进了宋代文化的繁荣发展.     

五代禁军问题再探讨——以节度使为中心

从后唐明宗朝起,禁军统帅遥领、兼领节度使之制逐渐发展成熟,形成了严格的迁转序列。他们可适时被罢军职出为实任节度使,以防范兵为将有局面的形成。这一设计旨在防弊,目的在于保持皇帝对禁军的绝对控制。     

以人为本与宋代法律思想的演变

作为宋代法律思想的基本理念,以人为本是贯穿有宋一代始终的生命线。随着宋代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深刻变迁,宋代法律思想也与时俱进:从宋初的体恤民情、重视吏治,中经王安石变法开始利义均重、积极以法律来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到南宋时期既注重保护商人的合法利益又注意适应社会发展。宋代法律思想的演变对当前中国构建和谐社会与进行法治建设具有启示意义。     

论宋哲宗至高宗时期之台谏制度

宋代台谏制度发展到仁宗时期,形成了建员少、事权重、选择精的三大特点。本文仍从这三个方面,就哲宗至高宗时期的制度变化及实施状态进行考察。其结论是,此期台谏建员少、事权重的特点并无根本性变化,但选择精的传统却未能坚持,台谏官入选的资格要求被彻底放弃,皇帝亲除之制也演变为宰执拟除。台谏选任之制的变化,为宰辅控制台谏并进而操纵时局开了方便之门。至秦桧独相,本为加强皇权而设的台谏已完全成了他的工具,天子的“耳目之官”成了他的爪牙,台谏制度权力过高的隐患至此暴露无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