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边朝鲜族地区人口迁移家庭化及影响因素研究

文章利用2011年流动人口及影响因素的调查数据,对延边朝鲜族人口的家庭迁移状况进行统计分析,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检验国内迁移及跨国迁移中家庭特征和个人因素对家庭迁移的影响。研究发现,朝鲜族地区人口流动已有明显的家庭化趋势,这种现象在跨国迁移中比较显著。家庭迁移主要形式为核心家庭(一对夫妇流出)迁移。跨国迁移中,家庭规模和代际关系以及家中是否有小孩对朝鲜族地区家庭迁移行为有显著性影响;国内迁移中,家庭规模对整个家庭迁移影响显著。个人特征方面,婚姻和年龄对国内家庭迁移和跨国家庭迁移均有较大影响。     

家庭迁移决策分析——基于中国农村的证据

本文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状况调查数据,以家庭为单位分析了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有无子女、子女年龄是影响家庭迁移的重要因素。与无子女的家庭相比,有子女家庭中夫妻二人至少一人外出打工的概率会大大降低,且子女年龄越小,影响越大。老人健康因素对一个家庭中夫妻二人是否至少有一人外出打工的影响不大,但家中男性老人健康较差会大大减少已婚子女夫妻共同外出打工的概率。     

城市农民工的家庭迁移行为及影响因素研究——以北京市为例

文章基于北京市的抽样调查数据,对城市农民工的家庭迁移行为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北京市外来农民工的流动已呈现明显的家庭化特点,1984~2006年,家庭式迁移发生概率总体上呈逐年上升的趋势。除了个人特征外,以新迁移经济学理论为依据的家庭因素变量对农民工的家庭迁移行为有显著的解释能力。     

子女迁移对农村老年家庭生计资本的影响——基于家庭结构的可持续生计分析

文章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生计资本理论,利用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2015年在安徽巢湖地区进行的“安徽省老年人福利状况”调查数据,研究在中国劳动力外流背景下子女迁移对农村老年家庭户生计资本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子女迁移导致老年家庭户人力资本减少、社会资本增加;但没有直接增加老年家庭户的金融资本和物质资本.虽然子女迁移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老年家庭户生计资本的水平和结构,但这种影响是以家庭结构为条件的.子女迁移拉大了与子女同住的老年家庭户在金融资本上的差距,弥补了不与子女同住的老年人在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劣势,而自然资本作为农村老年人生产生活的重条件不受其子女迁移的影响.     

家庭碳排放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家庭生命周期视角的实证分析北大核心CSSCI

伴随着全球减排行动的不断深入,中国明确提出了“碳达峰”与“碳中和”目标,国内的碳排放问题引起广泛关注。家庭碳排放成为新的碳排放增长点,有必要全方位探析家庭碳排放新趋势背后的驱动力量。文章利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微观数据,从家庭层面实证分析我国家庭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引入家庭生命周期理论作为家庭异质性的依据,考察各影响因素在不同家庭生命周期的作用方向与影响程度。此外,依据家庭碳排放的划分进行渠道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家庭经济特征、家庭人口学特征与家庭户籍地域特征具有异质性影响,家庭规模与家庭年龄分别成为影响家庭碳排放最强劲的促进因素与抑制因素。在不同的家庭生命周期,各影响因素的作用差别较大,分别形成家庭构建期的“均衡型”家庭碳排放、成长期的“经济导向型”家庭碳排放及衰退期的“人口导向型”家庭碳排放,呈现出具有家庭生命周期性的碳排放足迹。同时,借助于渠道检验辨别家庭碳排放影响因素及各生命周期家庭碳排放的直接或间接渠道。因此,节能减排政策应不断适应我国人口与发展新形势,将降低家庭间接碳排放作为工作重点,提升家庭在节能减排中发挥作用的空间,针对不同类型家庭施以差异化的减排政策,构建“环境友好型”家庭。     

中国农村地区的家庭禀赋与外出务工劳动力回流

中国农村地区家庭禀赋对个人的行为决策有着重要的影响,需要学术界予以更多的关注。为了考察外生性的家庭禀赋对劳动力就业流动的影响,文章通过构建新生代外出务工劳动力和户主子女的回流决策两个计量模型来进行经验论证。分析结果表明,农村劳动力的迁移选择是综合考虑家庭禀赋状况的理性决策,尤其是对于年轻一代的外出劳动力。家庭经济资本的增加会阻碍家庭外出务工成员的回流。外出劳动力回流的概率起初随着家庭人力资本和家庭自然资本的增长而上升,达到一定程度后开始下降。家庭成员只有拥有较为丰富的人力资本,外出务工劳动力才能对家庭社会资本加以充分利用。另外,分析显示年轻一代劳动力和第一代劳动力对家庭社会资本和自然资本的利用是有差异的。     

从迁出地、家庭户的角度看迁出人口--对1992年38万人调查数据的深入分析

本文利用国家计生委1992年38万人调查的原始数据,在描述迁移人口家庭户基本状况的基础上,利用常规交互表分析方法比较了有迁出人口家庭与无迁出人口家庭之间各种特征的差异;并利用Logistic回归模型,从迁出地、家庭户的角度考察了家庭户的各种特征对人口迁出的影响作用.     

个体经济地位、婚前家庭经济差异与婚姻迁移

婚姻迁移是通过婚姻途径发生的并伴随户口变更的人口迁移。我国婚姻迁移人口的规模不断增长，婚姻迁移受性别、出生地、出生年代的影响，初婚年龄的队列差别对婚姻迁移同样存在影响。个人经济地位，即个人年收入越高，婚姻迁移的可能性越大。婚前男方家庭经济状况更好的婚姻迁移的可能性更高，女方家庭经济状况更好的婚姻迁移的可能性相对较低。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流出人口个体和家庭特征研究——以贵州省某县为例

本文以少数民族集中,且人口流出较多的贵州省某县为例,从个体特征和家庭特征的角度,利用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技术,研究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流出人口的特殊性.结果表明:该地区一半以上家庭都有成员流出的现象,且具有明显家庭化趋势,家庭人数和家庭抚养人数是影响家庭成员流出的重要因素.在少数民族聚集区生活的汉族家庭有较强的成员流出倾向,少数民族家庭更倾向于留守.该地区流出人口的离婚率高于常住人口,尤其是在已婚家庭中单独外出打工的男性具有较高的离婚倾向.     

迁入地类型的选择——基于五普资料的分析

利用第五次人口普查长表0.95‰微观资料,研究移民特征对迁入地类型选择的影响。结果显示,移民的人口因素和社会特征对迁移目的地的选择有较大的影响。移民人口有向青壮年集中的趋势。婚姻迁移妇女的目的地主要是乡村。有配偶的人更多地考虑迁移对家庭的影响。户籍制度仍然对人口迁移起到限制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