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先秦儒家外王之学的两条理路及其当代定位

先秦儒家外王之学存在两条不同的理路:一条重视内在道德修养,强调由内圣开出外王;另一条重视外在礼仪规范,强调直接从外王入手,实现王道政治.今天应对这两条外王理路给以新的现代定位.     

王夫之王霸论浅析

王夫之上承孟子,尊王贱霸,认为王道即是行仁政,其不过是恻隐之心的扩充与推致;而霸者不过是假仁义之名行利欲、富强之私。因此人君要成就王道就必须推己及人,以德服人,而天下之大乱就是因为不能明辨王霸之优劣,并把王霸之别释为公私之异。在此基础上,王夫之引入情,认为王道本乎人情,并从理、情、势三方面论证仁政必然能成就王业。他还认为孟子对具体如何成就王道,以及作为治道层面的王道,论述过于疏阔。在王夫之那里,王道不是一个完全向三代的回溯,而是一个开放的未来态。     

国际关系中软权力的层次分析

软权力一种重要的力量形式,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人性层次、国内政治层次和国际政治层次.人性层次的软权力源于心理学上的"激励";而国内政治中的"王道"与"霸道"的关系反映的正是软权力与硬权力的关系,"王道"主张实行"仁政"和"德治"等柔性政策以维护封建统治."王道"与"霸道"上升到国际层面就是国家处理国际事务中的软权力与硬权力.郑和下西洋和朝贡体系都是古代中国运用软权力的突出典范.东西方国家在如何看待和使用软权力问题上迥然不同,其根源在于东西文化的巨大差异.     

孟子王道略论

孟子的王道之说,以王道的界定为起点,论述了王道纲要,进而提出了行法俟命的对王道的态度.作为一种政法理念和理想,其对中国封建统治的政治现实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对当今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政治也具有积极的启迪意义.     

孟子王道理念的内在逻辑及其当代价值

孟子的王道理念是战国时期儒家德治思想的集中体现,它针对战国中期霸道横行的现实所发明,以民贵君轻为自己的特色和核心要义,提出推恩及民为其抽象实践法则,最终要达到民富且教的人间盛世。王道理念就是孟子通过王霸之辩,民贵君轻,推恩及民,民富且教四个有机联系环节所构建的内在逻辑自洽的政治理想范型。在当今社会,思考探讨王道理念当代价值仍然是一个有意义的课题。     

《史记》中王道政治摭析

王道是司马迁心目中的理想政治.司马迁认为王道治天下是政权长治久安的根本.司马迁以王道标准来"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在<史记>中通过大量的史实,从对上古三代帝王的修德、修政;秦朝的兴亡;楚汉相争的成致;汉初的与民休息;文景盛世的辉煌;到汉武帝政治的功过的评论;有力地证明了帝王政治兴衰与王道的关系.     

论叶适的历史哲学与功利思想

叶适的历史哲学的核心概念是"人心”,他认为历史发展的趋势是三代以上是人心所止,春秋以来人心渐失,而战国以后则是背心离性了.他以道德、义礼、智巧来区分前代与后世的差异,确实很不科学;他将历史的发展描绘成是一种倒退的趋势,可概括为道德衰退论.他强调"人道为主,不求天道”,实际是忽视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而代之以道德标准.他的历史哲学又与功利思想密切联系.在义利王霸问题上,叶适以为三代行王道,后世以霸道.他以先王之道兴废来讨论王霸关系,认为管仲是破坏王道的始作俑者,商鞅李斯等人继之,于是王道衰败,人心散坏,争霸求利,世道衰坏而一蹶不振.但是,叶适并非完全放弃功利之说,而是要求在实行王道的基础上来求得功利,因此是一种王道功利论.     

论先秦儒家外王之学的两条理路及其当代定位

先秦儒家外王之学存在两条不同的理路：一条重视内在道德修养，强调由内圣开出外王；另一条重视外在礼仪规范，强调直接从外王入手，实现王道政治。今天应对这两条外王理路给以新的现代定位。     

伪满“王道政治”的出笼与其异化错位研究

伪满的"王道政治"是日伪共同策划下出现的一个怪胎,其张扬顺天安民,标榜施行仁政,兜售正己修身,侈谈民族协和与大同思想.与中国传统的王道思想相比,被日伪进行了别有用心的异化和扭曲,从而产生了严重的异化错位.     

从王霸之辩透视苟子的圣王论

荀子的"圣王论"是呼唤一位"通伦类、一仁义"的圣人君主,这种圣王是积习礼义而成的,具有绝对权威--隆一.由圣王实行的王道或霸道不同于孟子的"王道"与"霸道",孟子提倡实行仁义的王道,绝对反对悖力矜势的"霸道"而苟子承孔子之义在尊王的同时并不反对"立信而霸".     

《论语》中的"角色期待"思想新探

传统学术对《论语》的研究主要从哲学、伦理学等角度入手,如果从社会心理学这一新的角度进行研究,可以发现《论语》中丰富的社会角色期待的思想,比如,道德期待优先是孔子角色期待思想的一个特点,仁是其道德期待的核心,仁的具体展开就呈现为各种具体的角色期待。各种具体角色的行为是儒家的“外王”一面,儒家对“内圣”方面的期待,则体现在成就理想的君子人格上。     

儒家“仁义内外之辨”的现代伦理意义

战国时期仁义内外之辨,告子主张仁内义外,孟子主张仁义皆内,自楚简发现后学术界对这一问题又重新进行了较多研究。仁义之"内外"含义,人心内外、门内门外、人我内外三种意思均有。仁义皆为内在的观点虽彰显了人的道德主体性,但忽视了道德的客观伦理精神。坚持仁内义外的观点可以使我们正确认识道德的人性主体基础和社会关系的客观根源、自律与他律的关系问题,正确认识传统家族社会与现代公民社会道德精神的差异,正确认识仁义两种道德发挥作用的不同特点,从而调整道德思维和道德建设的思路和方法。     

董仲舒王道论浅析

董仲舒将王道之依据上溯于天,认为是圣人承天意以从事的结果,并将人间的统治者确定为天之子,由此论证了现实政权的合法性;同时,他又通过"天立王以为民也"的设定,将人间统治者的统治置于以天道为依据的王道的规制之下。在此基础之上,他结合现实,对儒家视域中与王道相对的霸道,进行了论述,认为王霸皆本于仁,将儒法结合,并在治道层面主张德主刑辅,大德小刑,从而把儒法结合后的政治行动力契入儒家,使其主张具有非常强烈的现实感和可操作性。由此,中国近千年的霸王道杂之的治道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得以确立。     

儒道人性论之基本差异

儒家人性论,根基于仁义之道。儒家对于人性的论证与说明,其目的在于要为所张扬的仁义之道确立一根基与现实之出路。而道家的人性论不过是其道论的自然延伸,甚至毋宁说其人性论就是其道论的具体化,以及有机组成部分。儒家强调仁、义、礼,在儒家看来,强调仁、义、礼就够了;而在道家看来,更应当强调道与德,即强调自然与真诚,诚的基础是自然。道家强调自然,突出的正是道德行为真诚无伪、真实无欺的性质。     

《论语》里的“哲学王”及其现代意义思考

柏拉图《理想国》中的"哲学王"具备了勇敢、大度、聪敏、强记等品质,与《论语》中提到的古代圣人的智慧有异曲同工之妙。对于《论语》来说,所谓的"哲学王"有两个:一个是孔子;另一个是孔子所说的"君子",或称"士"、"大人"或"成人"。当所谓的"哲学王"作为一个社会人生活在这个人心浮躁、物欲横流的现代社会,会有怎样的遭遇?对此,本文提出,应在充分理解传统文化内核精华的前提下,对其加以灵活变通和扬弃,切不可固守陈规,应把经典放在现代语境中加以解读,每个人根据自身情况将其内化成为属于每个人自己的处世哲学。     

《庄子》“卮言”考论

《庄子》中的“卮言”,是合乎“环中”、“道枢”之言,即合道之言。所谓“寓言”、“重言”,均可统领于“卮言”;“寓言”、“重言”是为“卮言”服务的。“卮言”在语言形态上可以分为悟道之言、体道之言和“言无言”三个层面,成为庄子及其学派的基本言说方式。“卮言”是战国“百家争鸣”的产物,它包含着对言、意、道关系的认识,又与庄子的体道方式密不可分。     

孟子“不忍人之心”的哲学阐释

孟子仁学能够同时在形上与形下两个层面充分展开仁的超越性与可切近性的论证。人即仁,仁即人。人、仁始终统一。"不忍人之心"是可感、可知的,随意而发,随情而生,它可以与经验事物联系在一起,又可以获得形上的本体超越。人之"四端"萌动,仁意呈现。一切体仁、达仁的追求都不过是"四端"的发现与推广。"存心"、"养心"、"求放心"的工夫要求人们始终保持自己身上区别于动物的仁义之道,进而达到仁性本体。而以"亲亲"释仁,则准确地获得为仁情感的源发性与真切性。行仁、为仁的底线伦理就是敬爱父母、尊重父母,即善守孝道。王道艰深,但奥妙只在于"以德服人",即用自己的德行赢得天下人民的爱戴与信服。     

中国社会形态的四个层面及其历史分期

社会形态可分为社会经济形态、社会关系形态、社会政治形态和社会意识形态四个自下而上的层面。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形态与历史分期为社会政治形态及其演变阶段,而社会经济形态、社会关系形态和社会意识形态是通过社会政治形态来影响以至决定社会基本面貌的。据此,中国自有文明以来,经历了圣权时代、王权时代、霸权时代、皇权时代和民权时代五种社会形态和相应的五个发展阶段。     

论老子“尊道贵德”思想的政治伦理轴向

《老子》一书把"道"作为哲学、伦理学的最高范畴。道是万有的本原和内在法则,德是万有的本性和内在根据。因为准则性的东西生发于"内心",可以遵守可以不遵守,所以"内圣外王"对于思想家永远是个难题。但是,道家通过"尊道贵德"破解了这一难题。他通过"道"—"德"的辩证关系,即道是德的体,德是道的用,在形而上学层面为政治伦理奠定了精神哲学基础。尊道贵德的君王应以"无为"的态度来处理世事,实行"不言"的教导。文章首先阐释"尊道"与"贵德"思想的文本根源,进而提出问题:《老子》是为谁设计的道德?探究老子写作的政治旨趣,最后分析老子"尊道贵德"思想作为政治伦理活性基元的理论意义及现实价值。     

孔子“仁”的终极观及其功用的心理机制

终极观是人的意义和价值观系统的核心,讨论中国人的终极观在很大程度上离不开儒家思想,分析儒家思想要从孔子开始。孔子因"德命"受挫而形成"时命"观,"时命"观挑战了"以德配天"的思想,这需要更为本源的终极观来应对。孔子在内外心理框架的互动中,反思体悟而形成"仁"的终极观。在此理念的支配下,向内修德凝道而"内圣",向外践行"仁政"而"外王",内外并重以获得充沛丰盈的生命意义感。无论后儒如何发展,儒家皆没有放弃"仁"的终极观,它在历史的长河中长久地为中国人提供"安身立命"的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