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拥有过去——兼谈法国公众史学的发展

20世纪70年代以来,公众史学在西方一些国家取得了长足发展。法国在这一时期先后出现了大众记忆、公众史学、应用史学等概念,近年来又多提对过去的运用、对历史的运用,尤其是在"记忆、遗产、认同"三部曲中体现历史的政治用途。这种将历史和社会结合或者说强调历史的社会职能的做法,是法国史学的传统内容之一,可以追溯至20世纪30年代,甚至更早。近四十年来法国公众史学的发展与一些因素相关,例如1968年以来西方社会的民主化、历史教育的"危机"。20世纪下半叶产生的大量的"历史记忆"作品,以及创伤的视觉化则是公众史学的重要表现。公众史学和学院史学共享权威,然而在目标读者、写作原则和信息选择等方面各自存在不同的着力点。     

“公众史学”的理论基础与学科框架

"公众史学"是指公众在反思自我历史意识和历史认识生成的情形下所进行的历史表现与传播。在新媒体急剧发展、自媒体传播渐成趋势,而公众对历史知识的渴求日益增强的状况下,职业历史学家面临着两种路径的选择:或者是自觉地反思和分析自我历史认识、历史意识的形成过程,扬长补短,成为"公众史学"的参与者或引导者;或者是继续保持"圈内人"并且只面对内行的身份,等待公众这些"圈外人"或外行在新型知识传播方式下自我提升,然后被取而代之。以学术学科的建制与专业性眼光来建设"公众史学"学科乃当务之急。人们可以在历史认识形成过程研究与分析的基础上,超越国外"公众史学"学科建设在理论设计上的零散性;同时,充分考虑自媒体传播的趋势,结合史德、史学方法论、跨学科交流、实务操作四个层次进行学科框架设计。历史知识的公众生产与传播既可以促成社会的有序和健康,也可以导致社会的混乱和病变;在自媒体传播状态下,"历史"的这种双刃剑功能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转换。因此,有必要对公众参与历史知识的生产与传播做出战略性思考,尽可能使之形成一个可控而又开放的健康环境。     

美国模式之公众史学在中国是否可行——中国公众史学的学科建构

自20世纪70年代起,公众史学(Public History)在美国逐渐发展成为充满活力的学科和积极的社会运动,其最核心的理念是共享历史话语权。中国学术界至今尚未创建一套构架完整、学理清晰的公众史学理论框架。藉于对美国公众史学的分析,可以探讨这一模式在中国的可行性。作为新兴的史学领域,公众史学在中国发展既需要借鉴美国的经验,更需要搭建适合中国历史传统和文化语境的概念体系、学科框架及与之相应的教学模式。     

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史研究刍议

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史研究,是当代中国史学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近年这方面的研究受到我国史学工作者的广泛重视,但是,从整体上看,我们的研究还嫌薄弱,例如,改革开放已经30年了,新中国成立近60年了,还没有一部系统研究中外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史的学术专著问世。20世纪末以来,国外学者对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的唯物史观研究非常之多。对我们来说,这些作品的价值,不在于它回答了什么,而在于它提出了什么。进行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史研究,要努力做到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相结合。其研究内容包括唯物史观的创立和发展;中外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萌生和发展,主要理论成就和历史经验;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进程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某些规律性的内容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指导,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动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的前提和关键。     

历史学与新媒体:数字史学刍议

数字史学是指运用数字媒体和工具展开的历史学实践、演示、分析和研究.它依托信息技术手段,反映了历史学不断开放、去中心化、并打破学科界限和话语垄断的趋势.数字史学扩展了传统历史资料的范畴,即史料的数字化与新数字史料的保存和应用在实践上,数字史学为推进公众史学的开展提供了诸多的便利条件,将成为未来历史学发展的重要方向.     

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史学的前景

后现代主义是相对于现代主义而言的。现代主义是现代工业发展、现代社会成熟的理论成果;后现代主义是后工业社会、后现代社会或曰信息社会发展形成的思想结晶。在史学研究领域,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史学的冲击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是历史研究兴趣的转移。现代主义历史研究以揭示历史演变的大趋势为目的,即历史一线发展进步论;以中心、精英为主要研究对象,即西方社会中心论,西方精英史学,西方民族国家史学等。后现代主义历史研究则以打破历史一线进化、注重非中心、非精英和非理性的活动为主要特点(法国历史思想家福科等为代表人物),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史学界社会史研究的兴起是其最为显著的标志。第二是对现代主义历史认识论的根本颠覆。现代主义的史学认识论以实证主义观念为基础,即在主、客严格区分的前提下倡导"科学史学"、"客观史学"等。后现代主义则通过"话语的转折","语言学的转折"等理论对现代主义史学的"科学性"、"客观性"加以否定,重新界定了历史研究的性质和意义,重新区分了历史学和其它学科的关系,影响十分重大,争议也十分激烈。对中国史学来说,20世纪是中国史学界全盘接受西方现代主义史学理论并取得巨大成就的世纪。进入21世纪,我们如何总结开发2000年来和20世纪中国史学的遗产     

历史解释学:史学史研究突破藩篱的理论探索

历史叙述和历史内容融为一体,再现历史真实,是历史编纂的根本任务.后现代主艾思潮挑战传统史学,提出关于历史真实检验标准的核心问题,这在史学史研究上具有不可低估的学术价值,作为后现代主义史学核心问题的当代学术回应,历史解释学将在史学史研究实现理论突破中承担重要使命,发挥重大作用.     

中外史学交流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史学交流是人类文化的一种特质,也是史学生命力之所在。中外史学交流史源远流长,不过迄至近代,特别是到了19世纪末中外史学直接碰撞以来,才以其恢弘之势,写在人类史学交流的史册上。中外史学交流研究内容宏富,它将为史学史研究开辟新天地,即从它与汉学、马克思主义史学及后现代主义思潮之关联就可略见一斑。中外史学交流多途贯通,其主要有译书、教学、著述和讲学等。中外史学交流对于正在迈步走向世界的中国史学意义重大,也将给未来的中国史学研究的发展带来深远的学术影响。     

后现代史学在中国——一种新历史空间的生成

后现代史学是过去三十年来在历史思维领域注入的最具活力、持续时间最长的西方思潮,它在史学认识论和史学方法论等方面所催化的结构性变化,堪称一场未易旗帜的革命。在后现代史学的影响下,历史学的基本观念在变动,中国史学的方向也在转换。作为后现代史学代言人,"新社会史"风头正盛,成为目前最令人注目的史学实践。随着微观史、下层民众的历史、身体史、疾病史、新文化史、新社会史在东方语境的勃兴,后现代史学已经在中国构筑了自己的历史空间。由于后现代史学的引进正值改革开放后过去那种"革命史叙事"和"现代化叙事"模式日益显现其在史学方法论上的穷困和捉襟见肘的时期,因此颇有几分吊诡的是,在西方主要是展现其破坏性的后现代史学,在东方语境下却更多地被赋予了建设性的意义。学术界应该实事求是看待后现代史学对历史学的挑战,后现代史学完全可以也应该和包括现代史学在内的其他各种取向并存而竞争。     

论胡锦涛的史学思想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不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形成了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胡锦涛的史学思想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尊重历史发展规律、坚持群众史观、善于总结历史经验、注意发挥史学功能是胡锦涛史学思想的重要内容。胡锦涛的史学思想对我们推进新世纪的史学研究、加深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历史人物评价“善恶褒贬”论

历史人物评价的逻辑前提，一般不是直接从评价者的评价话语表现出来，但却构成了对历史人物评价的深层前提预设。历史人物评价问题之所以是史学研究中最具争议、最富挑战性内容之一，历史人物评价标准之所以人言人殊，莫衷一是，就与这种逻辑前提密切相关。这主要表现为：在本体层面，在如何看待人类历史？在史学本身层面，如何看待历史的主观性，科学性及史学是否能避免道德价值判断的问题。     

简论战国诸子史学思想

战国时期“托古之风”是一场研究古史的史学实践活动,诸子们把历史发展看做一个过程,逐渐由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探索转向重视史学教育作用,提出的史学思想和原则,对后世史学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史学研究方法的继承与改革——关于一次调查的述评

近年来,史学界开展了史学研究方法的讨论,并且正向深入发展。建国以来,史学界曾对中国历史研究中的若干重大问题进行过深入讨论,推动了我国历史科学的进展。但对史学研究方法的讨论,几乎牵动了整个史学界的关注,恐怕还是第一次。史学的研究方法,是史学工作者特有的认识手段。没有研究方法的科学化、规范化、多样化,就很难准确地体现人们的历史观和对历史活动具体内容的逻辑概括。因此,研究方法的变革,也就成为整个史学变革的关键之一,它无疑也是人类认识手段的不断改进完善和社会变革在史学领域的必然反映,     

自媒体时代的公众史学

在互联网(尤其是Web 2.0)技术高速发展普及的当下,公众历史传播获得了一个全新的平台,而传统的历史知识生产方式遇到了挑战.在自媒体时代,公众史学的发展多会涉及个人史写作的兴盛、史家功能的重构、受众接受趣味形成的多样性和类型化、机构与媒体操控行为、个人与社会史观取向与建构多重博弈的形成,等等.公众史学将围绕作者(公众个人、史家)、读者、媒体、社会等要素在自媒体状态下展开,其中,个人、群体、机构、国家都成为社会多元历史观的建构者之一.     

拓宽史学研究的思路

世界上有些事物往往具有两面性,中国史学的发展状况也是如此。若从纵的方面与过去的六、七十年代相比,它可以说是处在兴旺发展、繁荣进步时期。诸如各种史学研究会已在全国各地普遍建立;史学论文每年发展数以千计;各种历史资料也不断整理问世。但是若从横的方面与一些发达的学科相比,中国史学的研究与教学均存在不景气的状况;诸如史学研究气氛还有一些沉闷,史学研究和教学的内容与方法略显陈旧,它的社会功能也     

西方新文化史的兴起与走向

新文化史是 2 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当代西方史学理论和历史编纂中一个最主要的发展趋势 ,它取代了经济—社会史而成为历史研究的主流。新文化史在形成过程中 ,主要吸收了三个方面的理论和方法———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和法国年鉴派史学、后现代文化批评和历史叙述主义、文化人类学。这三个方面的共同作用 ,决定和影响了当今新文化史研究的基本形式与走向。     

公众史学学科建设的可行路径——从德国历史教育学改革模式谈起

20世纪70年代以来,德国历史教育学启动改革,走出了一条具有德国特色的公众史学发展道路.德国模式偏重于理论反思,旨在重塑历史学作为历史编纂、历史传授与历史实践统一体的特质.这为中国公众史学学科建设提供了一种超越“归化”和“并行”的“整合”方案.     

维柯论历史学的科学性及历史研究——兼论维柯史学思想的现当代意义

维柯认为,人类历史是人类的创造,因而人们可以认识它;历史学可以成为一门与自然科学不同的新科学,并提出了历史学研究的具体方法,包括想像性地了解、将语言学和哲学相结合等。他的历史认识具有理性的态度和批判精神。他的一些思想超越了他的时代,与现代和当代史学思想有诸多契合,并且对现当代史学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     

《周易》与民族历史思维

研究历史思维对认识民族史学的特点和创新史学十分重要。《周易》的整体思维、丰富的历史意识、通变的运动思维及凝结其中的忧患意识、重民观念等,对民族史学特点形成和民族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华民族史学“究天人之际”的自觉、总结历史盛衰的修史大旨、创新精神和在学术上吸纳兼融的开阔胸襟,都与《周易》有着直接的联系。     

近代中国历史哲学的确立及意义——读李成蹊的《历史与民族精神》

历史哲学自意大利的维科、法国的伏尔泰倡导而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以来,成为历史学中分歧最大、争议最多,且常常为神秘主义气氛、思辩色彩所笼罩的一个领域。如果说伴随西方启蒙时代理性史学的辉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