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等之再检验:可行能力和收入不平等与农民工福利

本文从不平等的两个方面即收入不平等和可行能力不平等,研究了农民工福利和不平等的关系。利用2009年上海农民工实地调查数据,在福利分类模型的框架下对农民工福利进行了考察,研究发现:(1)总体而言,可行能力和收入不平等对农民工福利水平存在负向影响,但针对不同农民工群体,其影响效果和程度存在明显差异;(2)可行能力不平等对高收入群体的福利存在显著影响,对于第Ⅰ类农民工群体,可行能力不平等对其福利存在正向影响,而对第Ⅳ类群体的福利则存在负向影响;且可行能力不平等对第Ⅰ类和第Ⅲ类农民工群体的收入和福利关系存在显著的负调节作用;(3)收入不平等严重损害低收入低可行能力农民工群体的福利,而对高收入高可行能力群体福利的影响则不显著;且收入不平等对低收入(第Ⅱ类和第Ⅳ类群体)农民工的收入和福利关系存在显著的正调节作用。因此改善可行能力不平等、缩小收入差距对保护农民工福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教育与收入不平等:中国的经验研究

教育对收入不平等有着重要的影响。多数研究认为,教育水平的提高会降低收入不平等程度,教育不平等会加剧收入不平等程度。本文利用中国1982～2000年的数据对中国的经验研究表明,教育与收入不平等之间不仅存在密切关系,且这种关系比较稳定;教育的不平等会加剧收入的不平等;尽管不能拒绝平均受教育年限和收入不平等程度之间的倒U型关系,但现阶段中国正处于倒U型曲线顶点左侧,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增加不是降低而是提高了收入的不平等程度。这个结果与中国劳动力市场两重属性下工资压缩效应表现较弱有关。上述结论对收入分配政策和教育政策的制定和调整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收入不平等孰甚:地区间抑或城乡间

本文认为泰尔指数分解先后次序会影响我们对收入不平等问题的判断,先按城乡分解后按地区分解倾向于夸大城乡间收入不平等,先按地区分解后按城乡分解则倾向于夸大地区间收入不平等。为此,本文同时采用两种分解过程,并提取了纯地区间收入不平等和纯城乡间收入不平等,从静态角度分析孰轻孰重问题。然后沿用并扩展了Mookherjee和Shorrocks给出的研究方法从比较静态角度对收入不平等的变动进行分解,考察收入不平等增量中地区间收入不平等变动与城乡间收入不平等变动及人口流动等因素的贡献。研究结论表明:城乡间收入不平等较地区间收入不平等更甚,它与总收入不平等变动具有很强的同步性,在总收入不平等变动的4个阶段中,城乡间收入不平等变动在总收入不平等变动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地区间收入不平等弱于城乡间收入不平等,但它基本上呈单调递增的特征,累积效应明显;另外,目前城乡间人口流动倾向于推动收入不平等的上升,而地区间人口流动有助于收入不平等的缩小。     

社会保障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研究

居民的收入不平等影响社会公平和稳定,也影响经济的发展。对于中国居民的收入不平等,国家出台了许多相应的社会保障制度,使用了有效手段。目前,社会保障是不乐观的,是小范围的社会组成水平低,社会保障水平低,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支出和就业不充分。社会保障水平低、发展不平衡,不能有效缓解城乡收入差距上的问题,通过以下措施,以有效缓解城乡收入差距。     

中国收入分配中的机会不平等

本文使用CGSS2013年的数据,研究目前中国的收入不平等在多大程度上是由机会不平等造成的,而个人的努力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消解这种不平等。运用参数估计法和方差分解方法得出以下结论:(1)目前中国的机会不平等相对系数高达35.7%。年轻个体面临的机会不平等小于年老个体,农村地区高于城市地区;(2)父亲的背景(受教育程度和职业)对收入不平等的贡献度高达9.9%,出生地和户口是单个贡献最大的两个环境变量,分别为9.0%和7.6%,其他环境变量也有较大贡献度;(3)在Roemer和Barry两种情境下,劳动力外流和自身受教育两个努力变量对收入不平等分别贡献了24.4%和31.7%。环境不仅直接影响收入,还可以通过影响努力间接影响收入(7.3%)。     

教育不平等与收入分配差距:中国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内生增长理论,构建联立方程组模型,采用教育基尼系数衡量教育不平等,研究教育不平等与收入分配的作用机理及方向。研究发现:(1)收入分配差距导致教育不平等,教育不平等的改进却没能促进收入分配差距的改善,教育不平等与收入分配差距并非简单线性关系,但教育扩展有利于教育和收入不平等的改善;(2)教育通过人力资本传导机制与收入分配之间发生联系,但其不会自发形成"教育平等←→收入平等"的良性循环;(3)长期内教育不平等的降低并没有改善收入不平等,但收入不平等在当期就能加剧教育不平等程度;(4)目前教育投入的水平、城市化进程并没能有效的改进教育不平等。另外,模型的稳健性得到部分证实。     

市场化、政治身份及其收入效应——来自中国农户的证据

本文采用2003~2010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微观住户数据,以党员和干部身份作为衡量指标,运用双差法建立计量模型,研究了政治身份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及其变化趋势。研究发现:政治身份户比非政治身份户的人均收入高19.38%,其中有5.84个百分点来自于政治身份的贡献(收入效应)。乡村干部户的收入效应最高(7.73%),其次是国家干部户(6.05%),最弱的是党员户(3.94%)。政治身份对农户总体收入不平等的贡献率为0.48%,并不是造成中国农村收入不平等的主要原因。政治身份的收入效应主要来源于国家职工工资,以及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支付收入等非劳动性收入。市场化水平的提升,仅仅改变了政治身份在各结构性收入上的收入效应,对总收入的收入效应没有显著影响。构建和培育更完善的农村市场经济体系,规范和改革农村的政治治理结构和模式,抑制政治身份户、特别是乡村干部户的权力寻租及其收入效应,是中国乡村治理乃至农村稳定所面临的重要课题。     

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研究

本文将企业异质性理论引入内生增长模型，讨论对外直接投资（OFDI）对母国收入差距的影响机理，并基于1981~2015年85个国家（地区）的面板数据，同时运用静态模型与动态模型验证了二者间存在"倒U型"关系，即随着对外直接投资强度的提升，母国收入差距呈现先扩大再缩小的态势；OFDI一方面通过促进母国的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升级、挤出部分国内投资等渠道加剧了收入不平等程度，另一方面以推动母国的金融发展与教育拓展等方式对收入差距产生削减效果；OFDI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地理区位的国家中具有异质性：当人均GDP小于5767.53美元时，对外直接投资强度显著地扩大了母国收入差距，当人均GDP超过5767.53美元时，二者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线性关系；欧洲国家的OFDI与收入差距之间呈现出"倒U型"关系，美洲、亚洲国家的OFDI促进了母国收入差距的扩大，非洲国家的OFDI对收入差距无显著影响；此外，OFDI对母国收入差距的影响具有跨期效应，随着时间推移与OFDI存量增加，其间接效应的边际效果有所减弱。     

我国居民收入不平等问题:基于转移性收入角度的分析

本文采用GE指数及其相应的分解方法 ,从转移性收入的角度对当前我国居民收入不平等问题进行分析。本文的分析框架主要分两部分:一是运用GE区域分解方法 ,比较各区域包含转移性收入和不包含转移性收入条件下的两组收入不平等值的差异 ,以分析转移性收入对各区域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二是运用GE收入来源方法 ,通过转移性收入和其他分项收入对总区域收入不平等的贡献率的比较 ,分析转移性收入对收入不平等问题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我国现阶段的转移性收入并没有成为缩小收入不平等 ,尤其是缩小城乡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再分配手段 ,相反是加剧了收入的不平等。     

城镇劳动力市场结构变迁与收入不平等:1989～2009

基于1989～2009年进行的8次全国性城镇住户抽样调查数据,本文利用新近发展的夏普里值分解方法,定量考察了城镇劳动力市场结构变迁如何导致劳动收入不平等的变化。研究结果显示了过去20年里中国城镇劳动收入不平等扩大一方面是市场化改革的必然结果,尤其是在经济转型过程中,教育收益率上升引起社会收入分配机制的变化;但与此同时也存在一些不合理因素,特别是由户籍制度壁垒造成的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依然存在。夏普里值分解进一步揭示出,所有制、户籍、性别、经验和地区因素对收入不平等的相对贡献率趋于下降,教育和职业对收入不平等的贡献总体上呈上升趋势。其基本政策含义是,减少收入不平等的关键在于降低受教育机会不均等,着重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继续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进而加快劳动力市场结构性调整。     

就业政策如何影响收入分配？——基于量化空间一般均衡模型的理论分析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推动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也成为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本文构建包含高、低受教育程度劳动者的量化空间一般均衡模型,分析提升教育程度和提高职业技能两类政策对于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结果表明,政策对于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可以拆分为3个渠道：不同类型群体的数量比例、工资差距大小的变化及劳动者的地区间配置。在这3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提高低受教育群体教育水平的政策能够不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收入不平等最终得到改善。提升低受教育群体职业技能的政策则主要通过提高低收入群体技能溢价缩小两类人群的工资差距,促使收入不平等状态持续改善。更换高、低教育程度划分标准、改变生产效率溢出效应系数相对大小、引入两类人群的劳动可替代性差异、引入资本等均不会影响结论。本文为收入分配和技能溢价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更丰富的视角,也为现实经济中政策成效的评估及共同富裕战略的深入实施提供了理论参考。     

收入不平等、公平偏好与再分配的实验研究

随着收入不平等差距的拉大,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对公平与再分配问题进行了研究。本文采用实验室实验方法,研究了在不同成本与效率条件下,针对不同的税前收入决定方法,中国被试的自利偏好与公平偏好对个体再分配行为的影响。实验研究发现:除了自利偏好,公平偏好在再分配决策中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决定税前收入不平等的因素对个体的公平偏好与再分配行为有显著影响;在个体再分配偏好中,公平偏好满足需求法则,并且与效率损失之间存在权衡取舍关系;最后,再分配行为受到决策者的角色与社会特征的影响。本文研究结论对于我国收入分配政策设计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我国居民收入公平度测算及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从代际公平的角度，运用2010年-2021年CGSS数据库的数据，在兼顾机会平等和摆脱贫困的情况下，测算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公平度以及分解各因素在不公平收入差距中的贡献。研究结果发现：（1）绝对贫困线下收入差距中有20%左右是不公平收入差距，且占比在逐年缩小；50%相对贫困线下不公平收入差距占比较高，甚至有年份超过60%，且占比呈扩大趋势；（2）农村不公平收入差距无论是绝对量还是相对量均大于城镇，但农村不公平收入差距近年来有所下降；（3）男性总收入差距低于女性，但是不公平收入差距在2015年之前是女性大，之后转为男性更大；（4）绝对贫困线下机会不平等是引起不公平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其中户籍和父亲职业占比最大；50%相对贫困线下摆脱贫困是引起不公平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由此，为减少居民不公平收入差距，政府应重视相对贫困治理，加快推进城乡户籍制度改革，拓宽农村居民的就业渠道。     

湖南城乡教育不平等分配不平衡现状分析

湖南省是一个经济欠发达的人口大省。随着国家对“三农”问题的重视,城乡之间的差距越发引起人们的关注,特别是对教育和收入方面的差距。本文旨在对湖南城乡教育不平等与收入非均衡分配的现状做一个描述,并期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更加关注农村低收入群体。     

对收入分配差距过大问题的探讨

中国当前面临的社会问题很多，最突出的是收入分配差距过大。这个问题早已引起中央的重视，也有很多研究机构和学者对此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了一些解决的思路和办法。在此笔者认为，我国收入分配过大差距的主要原因是机会不平等，是由于垄断资源、权利机制和腐败条件造成的。我们现在要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最重要的一务就是要把社会资源的使用权从那些垄断部门解放出来，反腐败制止住，也就是说，要实现市场化，不实现市场化这个问题就解决不了。     

试论收入分配中的平等与效率的关系

本文通过对平等与效率的概念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的分析,结合国民收入的分配原到,总结并深化了坚持平等与效率并重的收入分配原则对国家调控以及社会的促进作用.     

住房价格、货币政策和收入差距

以往货币政策对收入差距的影响文献中往往忽略了资产价格变动的渠道.而房价作为资产价格的主要表现形式，其自身的波动对收入差距也有很大的解释力.本研究构建了包含耐心和非耐心家庭以及房地产部门和消费品部门的DSGE模型，细分了家庭不同的收入类别，探讨了房价和货币政策变动对收入差距的影响渠道及大小.结果显示，正向住房价格加成冲击、正向住房交易成本冲击和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冲击对总体收入差距分别有正向、负向和正向的影响.在上述三种冲击下，非耐心家庭的劳动收入对冲击更敏感，房价上涨收益变动对两类家庭收入差距的贡献较小，利息收益、红利收益和资本租金收益是收入差距变动的主要原因.住房交易成本冲击和货币政策冲击分别解释了本研究五种外生冲击所引起的基尼系数总波动的80.49%和17.21%.福利分析表明对基尼系数做出反应的货币政策能带来额外的社会福利.     

中国住户调查数据收入变量的比较

随着对中国社会经济相关问题的关注程度日益提高,相应的住户调查数据也在逐渐增多,并且各套数据在调查方式、覆盖目标人群,甚至研究主题设计上都具有较强的相似性。本文对研究中常用的几套中国住户调查数据在样本人群结构偏差、消费与收入之间的关联性以及收入分布与收入不均等程度解释因素的差异性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各数据都存在一定程度的人口结构偏差,但这种偏差对于收入水平和收入不均等程度的影响不明显;在一些数据中,消费和收入之间的关联性比较弱,并且与变量的度量误差对回归结果的影响具有相似性;不同数据来源的对数方差难以从变量结构特征和系数特征中得到解释。     

贫困减少与经济增长和收入不平等的关系研究——基于时序数据

基于时间序列分析方法,以1981年～2004年贫困发生率、基尼系数和农村人均纯收入等相关指标,从时序雏度考察贫困人口的变动与经济增长和收入不平等的长期均衡关系和相互作用机制.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表明,3个变量之间存在着一定的长期协整性:格兰杰因果检验发现,农村人均纯收入和基尼系数能够预测贫困发生率的变化,反之不能成立;误差修正模型显示,贫困发生率对农村人均纯收入的弹性系数为正,对基尼系数的弹性系数为负.且前者大于后者.由此认为,农村人均纯收入的提高是促进贫困减少的影响因素,收入不平等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贫困减少,经济增长对贫困减少的积极效应大于收入不平等对贫困减少的消极效应.因此,在目前中国经济增长时期,确保农民收入大幅度增加、努力缓解收入差距是贫困减少的有效途径.     

从发展经济学观点看待库兹涅茨假说──兼论中国收入不平等扩大的原因

关于描述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关系的库兹涅茨假说是否存在在学术界长期争论不休。本文把人类发展指数作为发展水平的指标，得出了库兹涅茨倒Ｕ型曲线，并用发展经济学的观点从理论上支持了这一假说。本文认为，库兹涅茨假说在中国也存在冲国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扩大主要是由经济不平衡发展引起的。结论是，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扩大是一个低收入国家快速经济增长和结构转变的必经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