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魏晋风度"崇尚自然之理念的生态主义价值

"魏晋风度"崇尚自然的理念,造就了对自然万物的赞美、尊重与平等的传统文化.塑造了醇和内敛、乐天安命的民族精神和注重精神修养、神思遐想的思维方式.其超越时代的意义在于和谐大同社会的探讨和憧憬.历史地看,传统文化虽然造成工业时代国力的衰弱.但不能够以此评断为文明的落后.     

论魏晋风度与琴及音乐之关系

在传统文化中，士人的四艺（琴、棋、书、画）生活，形成了士人爱琴、尊琴的民族特有心态，琴的文化概念不知不觉已深深嵌入士人灵魂深处；而封建社会的种种弊端又形成了琴所象征的悲剧人格。琴与魏晋士人悲剧人格的契合是历史的，是偶然而又必然的双向选择。在一个虚假、残酷、冰冷的世界中，魏晋士人挟琴独行，远离凡俗，守护着独立高尚的人格，追求着生命的“大道”。可以说，魏晋的审美精神是音乐的，更是琴的     

酒·药·女人──对魏晋时期一种社会病态的分析

酒·药·女人──对魏晋时期一种社会病态的分析秦川众所周知，魏晋时期是我国历史上十分特殊的时代，这个时期士人在思维方式，举止言谈，品格情操等许多方面，都表现出与传统士人迥然不同的特征。以生活方式言之，在那个特殊时代，士人常常怀着难以摆脱的矛盾心理，这种...     

"魏晋风度"的时代意义

魏晋风度以其独特的内容和表现形式而受到广泛重视,有关的评价见仁见智,甚至针锋相对.但不论如何看待和评价魏晋名士表现出来的魏晋风度,皆不可否认其对中国文人及中国文化的深刻影响.所以能够如此,是因为魏晋风度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且其时代意义能够跨越时空引起广泛的共鸣.     

论中国士人“蹈义而死”文化传统之流变

"蹈义而死"是中国古代士人阶层一个耐人寻味的文化传统。它以"视死若轻"为骨,以"遗生行义"为魂,表征士人独立的人格与精神。这一传统在春秋战国时期形成并达到为社会理想、为人格慷慨赴死的高潮。后经两汉教育制度、选官制度、社会氛围等多方面的影响,以及魏晋以后佛教修行、儒家重生、道家隐处等多元文化的浸染,士人蹈死传统发生着由盛而微、由炽烈而和缓、由丰富而单一的变化。然而士人的慕义本色,却在这种嬗变之中依旧昭彰夺目。     

论"环境时代"的生态文化

生态文化的含义与范畴十分广泛,可分为若干类型.生态文化在"环境时代",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与作用,是"时代文化",因而要通过普及环境教育,开展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等措施加强生态文化建设.     

士人文化与中国绘画

士人是两千多年封建社会中的一个特殊阶层。士人阶层对于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传统的教育制度和阶级结构特点孕育出了独特的士人文化。自魏晋以来 ,士人与中国绘画艺术相结合 ,形成了中国绘画独特的审美倾向 ,并逐渐成为中国绘画的主流。本文试图分析形成士人阶层和士人文化的中国教育制度和阶级、阶层结构 ,并进一步阐明中国绘画独特审美风格后面所存在的社会结构因素。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士人的生命意识

魏晋时期社会动乱 ,人生无常 ,儒学衰微 ,玄风大盛 ,多种因素交互作用 ,引发了魏晋士人对人生的思考 ,促成了他们生命意识的觉醒。从《世说新语》所载材料可以看出 ,魏晋士人生命意识的觉醒 ,主要表现为确立自我意识 ,肯定自我存在 ,珍视生命 ,热爱生活 ,追求精神自由 ,完善自我理想。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生命意识的觉醒 ,注重人生的个体价值 ,忽视人生的社会价值 ,是一种畸形的、利弊并存的人生价值追求。     

“清”——魏晋人物品藻中的一个重要审美范畴

魏晋是死神主宰的时代,又是美神主宰的时代。死神在这里安排了无尽的兵燹、冤狱、屠戮和夭亡,美神却在这独特的悲剧氛围中成全了一代人的自觉的审美情趣。鲁迅说过,曹丕的一代是文学的自觉时代,其实,推而论之,似也可以说:魏晋的一代是审美的自觉时代。当着礼教的规范骤然失去神圣的灵光,功利的角逐不再具有往时的诱惑时,魏晋士人——这个时代的文化人——多向艺术或审美的世界寻求心灵的慰藉或精神的解脱。那时许     

中国文学自觉的契机及其代价

中国文学自觉论的“魏晋说”实际上包含着汉末时期 ,尤其是《古诗十九首》时代。剖析东汉文化及士人的心路历程 ,可以发现 ,中国文学的自觉是以士林分化为大前提 ,又以俗士阶层的涌现和时人对世俗情怀的认同为契机 ,而以党人精神的失落和俗士们的痛苦彷徨为代价的。而这种失落又于无意间拯救了诗性精神 ,促进了文学的自觉。     

试论诸葛亮文化形象的衍生——诸葛亮文化现象初步形成的历史考察

对诸葛亮文化现象的最终成因大都归于《三国演义》的创作及其以此为素材的三国戏的传播。从新的角度看 ,以魏晋士人的诸葛亮评价为切入点 ,从这一时期的人物评赞中发掘出孔明在魏晋士人心中的形象 ,并对诸葛亮文化现象的历史考察由学界的明清小说及其民间戏剧转向魏晋时期士大夫的人物论、赞、评、议 ,从而对诸葛亮文化现象的成因提出新的观点 :诸葛亮“智慧”和“忠贞”的文化形象在魏晋尤其是东晋时期就已定型。     

从诫子书看魏晋士人心态

诫子书是从至亲至爱的血缘亲情出发来客观真实地反映魏晋士人心声的。它对魏晋士人心态的反映,表现在志存高远、贵生保身、戒酒节酒等三个方面,体现出了当时士人们对生命的尊重珍爱,和对家族长远利益的由衷关怀。魏晋士人这种有悖于生活方式的内心世界,表明尽管魏晋时期佛道昌盛、玄风竞煽,儒学的统治地位发生了动摇,但其社会主导性地位并未完全丧失。     

名士与《离骚》──论两晋士人的屈原解读及其意义

两晋士人对屈原及其作品的解读，显示了那个时代独特的士文化特征。两晋士人不同于汉代士人对屈原的认识，他们抹去了屈原头上的道德光环，主要推重屈原的才华，反映了汉末以后思潮的新变。魏晋时代对才的颂扬是士人自我意识觉醒的表现。儒学思想统治地位的动摇、玄学的盛行、才性论以及圣人有情还是无情的争论等风潮的流行，肯定了士的独立价值，突出了士的个体地位，承认个人情感的合理性，这些都从理论上为两晋名士们的狂放行为推波助澜。因此，两晋士人走出了汉人忠君守志的政治道德的限定，表现出对士人之自由精神的历史追寻。两晋时期对屈原作品的模拟亦不同于汉人，即体现新思潮下士人对屈原的新的认识和理解。两晋士人对屈原的阐释解读，揭示了屈原复杂的情感内涵，而且将之汇入标尚个性自由的名士风度，构成了士人传统中相当重要的以个性情感为重的文化性格。     

半透明的镜子:司马孚在魏晋政治中的形象与地位

司马孚是魏晋易代之际一位重要但容易被学者忽视的人物,《晋书》将其塑造成心怀前朝、不问世事的政治隐逸者,但事实上司马孚有大功于晋室,史书类型化的书写遮蔽了这一复杂而矛盾的形象。司马孚与陈泰在魏晋之际有着相似的地位与表现,这些例子都凸显出当家族与国家两者发生冲突时,士人群体面临的道德困境。魏末士人所处的时代,上承汉末清议风潮的余烈,下开士族社会注重家族利益的风气。正是由于处于这样一个社会文化的转型期,因此,家与国之间的纠结,公与私之间的颉颃,都在从魏臣到晋臣这一复杂转换的历史图景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东汉魏晋时期颍汝、南阳地区的私学与游学

东汉魏晋时期，颖川、汝南、南阳地区的士人在经学研究和政治活动中崭露头角。 东汉顺帝之前，三郡士人以私学教育和游学等学术活动为主，逐渐形成了一定的士人集团。 至东汉后期，三郡的士人集团积极参与政治斗争，并成为社会的中坚，及至魏晋时期，仍然如 此。三郡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游学的兴盛促成了士人集团的形成以及士人走向政治舞台。     

关于《崩溃时的迷惘与重建中的困惑》

魏晋是政治社会剧烈变动的时代,也是士人自我觉醒的时代,治史者对此虽时有论及,“魏晋风度”虽亦是后世之常言,但是马良怀君此文独能对此问题进行全面而深入的探索,鲜明指出,魏晋是我国封建社会唯独的一次权威思想崩溃与重建的时期,而所谓“魏晋风度”者,即是当时士大夫在此过程中迷惘与困惑的外在表现。这是一个科学的论断,使人耳自一新,有开创之功。     

为学、议政与救世--晚明东林党人的议政之风及其治学精神

晚明东林运动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东林人士士人和官员合一的身份,讲学而议政的治学风格,既有着传统上的文化和精神资源,也反映着晚明时代的新气象,深刻地反映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在治学、为政和救世之间的追求和立场选择.     

船山人格精神与近代湖湘士人简

王船山的人格精神与近代湖湘士人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近代湖湘士人通过对船山人格精神的理解、诠释,而对湖湘士人的人格精神建构产生重大影响。诠释船山人格精神,成为近代湖湘文化史上一个突出的文化现象。     

建安风骨和盛唐气象——士人生存智慧与古典诗歌的两次高潮

中国文学 ,最具阳刚精神文化倾向的有三个时期 ,即春秋战国、建安时代及初盛唐 ,造成这种文化与诗歌现象的原因便是士人的普遍精神解放。这种精神解放的背后又是以人才制度的改良与优化为依托的。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士人的首次觉醒期 ,也是阳刚精神的母体。汉末建安继承了这种人文精神 ,并使之文学化、抒情化。建安文学标志着中国士人生存智慧的再度激活。初盛唐则融合了春秋战国的尚力精神和建安时代的诗歌传统 ,建立了新型的阳刚文化。所不同的是 ,这种文化选择以完全的诗歌革命为形态 ,创立了古典诗歌的最高人文典范。     

关于陶渊明"回归"主题的文化阐释

回归是陶渊明诗歌的一大主题,它包括有机统一的三个层次显在的、隐在的、终极的.归是陶诗之骨从文化的角度阐释陶渊明回归的深层涵义.可以看出,只有对"屋"的双重的文化内涵有了充分的理解,才能读出陶渊明归于其居的深层意味.陶渊明的回归是儒道互构的,是亦儒亦道的,使得晋人在人格精神上获得了某种同质.他们完成了自然美与人格美的统一人格美因自然美而显,自然美因人格美而彰,二者是一种同质异构的关系.魏晋时期既是人格自觉的时代,又是山水自觉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