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川钓鱼城诗文及其文化意义

历代诗文歌咏宋末元初的合川钓鱼城保卫战,多从三个方面进行,一是鱼城之战的胜利,既倚地利,更赖人谋。二是鱼城之战打破蒙古铁骑无敌手的神话,既有“守一城而捍天下”之功,更表现出汉民族的气节。三是从儒家所重的民族气节和现实实用两个方面来评价钓鱼城最后守将王立的降元。这些诗文具有特殊的文化意义:诗史互证,甚或以诗补史;既表现出重民族气节的传统儒家文化特征,又表现出勇猛刚毅、舍生取义的巴渝文化特点。     

古今学问之战的历史僵局

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的大约四十年间,欧洲知识界爆发了一场“古今之战”.这一事件通常有两个名称:在巴黎爆发的论争称为“古今之争”,在伦敦爆发的论争称为“书籍之战”.这一事件不仅是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之间的连接点,而且标示出现代西方文明史的基本格局.分析这场“古今之战”的开端,维持而非打破“古今之战”的历史僵局,对于文明史的未来发展更有意义.     

释“浑脱”

公元1258年(南宋宝佑六年)元宪宗蒙哥分兵三路攻打四川。在战争中常迂河流阻隔,故此长于骑术的蒙古军队与南宋军队也常展开小攻和水战。当时的蒙古军队中不乏善长水战的将领,如契丹族的石抹按只就以此称著。攻打沪州时,他的才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按只以战舰七十艘玉马湖江,宋军先以五百艘控扼江渡“,又拆毁了桥梁凭江据守。按只审视地形,沿江三浮桥二个余所,致使宋军江防溃乱,无险可守。除战舰、浮桥外,当时的浮渡工具还有皮船和浑脱。公元1259年(南宋开庆元年),南宋“叙州守将横截江津,军不能渡,按只聚军中牛皮,作浑脱与皮船,乘之与战”。     

谈解放后内蒙古喇嘛教制度的改革

喇嘛教之与蒙古族发生关系,始于13世纪初。当时成吉思汗因政治上的需要,曾与西藏萨迦寺大喇嘛贡成宁博有书信往来,但这种关系因为当时的种种原因没有进一步发展。喇嘛教在蒙古开始传播,则在元朝。元宪宗蒙哥于1253年派军队进入西藏,结束西藏四百来年的混乱状态,统一了西藏地区,将其纳入大元帝国的版图。元朝统一中国后,忽必烈为便于统治西藏,封萨迦派八思巴为“国师”,使之掌握西藏地方的最高政教权力,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从此开端。继之,忽必烈又命八思巴掌管全国佛教事务,加封“大宝法王”,死后赐     

《重庆·一个内陆城市的崛起》评介

在重庆解放40周年、建市60周年、定名800周年之际,周勇主编的11章40万字的学术著作《重庆·一个内陆城市的崛起》,作为国家“七五”期间重点课题——近代重庆城市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已由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从此,重庆有了第一部城市通史。重庆是座国际性的历史文化名城,确有很多东西可写。古代有以头谢楚保三城的巴蔓子,有坚守钓鱼城抗击蒙军、功高震主并因而服毒自杀的余阶和置蒙哥汗于死地的王坚。近代有写《革命军》、为资产阶级旧民主革命理论奠基的邹容,有为无     

浑都海、阿蓝答儿之乱的前因后果

元世祖忽必烈即位之初,在宁夏地方曾爆发了一次浑都海、阿蓝答儿之乱。这次叛乱是以反对忽必烈即汗位、拥护阿里不哥称大汗的形式出现的,但叛乱的原因则由来已久。叛乱平息之后,元廷加强了对宁夏地区的开发和管辖,“宁夏”之名也被正式采用,伊斯兰教在宁夏地区的大规模传播也自此始。一、阿蓝答儿钩考:蒙哥和忽必烈的一次较量蒙古国在灭亡西夏和全国,占领整个中国北方后,主要采取掠夺方式来统治这些地区。当时官吏素质极差,统治制度和剥削     

对儒学宗教论若干论据的质疑——与李申研究员商榷

本文对李申判定“儒学是宗教”的若干论据提出质疑 ,认为孔子整理“六经”只是述而不作 ,“六经”中的上帝鬼神信仰并不是孔子及儒家的思想和行为基础 ;“六经”中《尚书》及《诗经》所涉及的不同时期的不同人物 ,对于“天”的含义有不同理解 ,不能一概视为天命论 ,孟子和朱熹都将其中的“上帝”、“天命”阐述为人世间可观察理解的道理。将上帝鬼神作为“主宰一切、赏善罚恶”之根据的是墨家而不是儒家 ,儒家“以天为不明 ,以鬼为不神” ,对之作出否定。作者还进而论证了 :不能以是否相信上帝鬼神的存在作为区分宗教与非宗教的有效标准     

黄宗羲的“上帝”观——兼论其对天主教的态度

黄宗羲继承了儒家传统中“天”的现念，“天”是一个非人格的至善至高之存在，不可以人事事天，任何人格或神格的“天”都是对“天”的降格。而“上帝”则是接近人格或鬼神之存在．已经丧失了至高无上性。所以，黄宗羲不会接受西方“天主”或“上帝”之本质．直斥之为谬言邪说。     

关于淝水之战性质的商榷

近来,在东晋淝水之战性质问题上,有些同志提出了新看法:认为这场战争不是“民族征服战争”,而是“兼并统一战争”;战争的正义性是在前秦方面,而不是在东晋方面。我们以为这种看法仍然值得商榷。今提出来,请予指正。一、关于战争的“民族性”“兼并统一战争”论者说:淝水之战“不是以氏族对汉族进行‘种族奴役’为目的的民族侵略战争”,“就战争的实质而言,乃是南北封建统治集团之间的一场兼并统一的战争。”“在一些著作中赋予以民族战争的性质,纳入侵略反侵略的框框,这是值得商榷的。”又说,在战争中东晋只是“利用当时还存在的     

南宋大仪镇之战述评

发生在南宋绍兴四年十月的大仪镇之战(包括天长、高邮之战),是一场规模不大但影响却不小的战斗。朱熹说:“只有韩世忠在大仪镇算杀得虏人一阵好。”当时人称誉此战为“中兴武功第一”,并把它列入“十三处战功”。说它是“第一”,显然是不恰当的溢美之词。但事实也确实表明:大仪镇之战不仅在宋军打败金齐的第一次联合进攻中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在整个宋金战争中也占有一定的地位。学术界对此战尚无深入系统的研究。所以,本文试图作些探讨,欢迎大家指正。     

古代的“刑”与“赎刑”

古代的“刑”字,不但指加于个人的体罚,并且有用兵、征伐的意义。古书中这类例子很多,如: “兮甲盘”:“敢不用命,则即刑扑伐……毋敢不即市,毋敢或人蛮宄实,则亦刑”。“国语、晋语”:“君人者,刑其民。成而后振武于外,是以内和而外威……夫战刑也,刑之过也。”“国语、鲁语”:“刑五而已。……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中刑用刀锯,其次用钻笮,薄刑用鞭朴,以威民也。故大者陈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周礼、秋官、大司寇”:“大司寇之职,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国,诘四     

中国近代史资料简介〔五〕

“中东战紀本末”与“文学兴国策”这兩种东西都于中日甲午战爭以后、庚子义和团反帝事起之前的五年間,由上海广学会出版。它們在介紹“西学”“西政”之中,細致地宣傳了殖民思想。当时“礼部奏議,乡会試第三場兼間时务,……学政經古場,准令兼試时务策論,考选优生”。这几部書是广学会“取会中尤切于近事、尤裨于华事、尤助于試事”(“中东战紀本末初編”“广学会記:附考試时务揣摩各新書紀要”第二頁)时务新書的重要著作,在当时的“士子”中流行很广。它們都是美国傳教士林乐知著譯,而由蔡尔康笔述,都在万国公报分期发表过。梁启超的“西学書目表”及蔡元培叙的“东西学書录”均經介紹为应讀之書;其中的文章也有一     

“上帝之死”与“现实的个人”

青年黑格尔派宗教批判的逻辑结局就是“上帝”的死亡.施蒂纳的“唯一者”、费尔巴哈的“类”、马克思的“现实的个人”能被理解为“上帝之死”后的产物吗?本文认为,某种意义上都不能.因为作为“超感性世界”、“精神世界”意义上的“上帝”无法死亡,超越性内在于“人”之中,关键是如何把它“现实化”.     

对“論孔子思想”一文中錯誤观点的自我批判

“論孔子思想”一文是我于1957年上半年写的,发表在同年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第四期。当时写那篇文章,是基于不滿于現在一些書刊中关于孔子若干具体問題的以及对孔子整个思想的簡單化和絕对化的解釋、看法。举例說,如解“天命”之“天”为上帝,“命”为宿命論,說“中庸”为調和、妥协,否認孔子思想中有辯証的和唯物     

光源隐喻与哲学的叙事模式

“光源隐喻”出现在哲学家们对“一”的迷恋、对“真正的存在”的追寻中 ,它是人类精神生活的一个基本叙事模式。这个隐喻实际上深藏着历史上各个时期的哲学或哲学家运思的秘密。柏拉图的“洞穴喻”为西方哲学思想精心设计了一个“光源隐喻” ,它标明了西方哲学———形而上学的基本道路。希腊化时期、罗马时代以及延绵一千余年的基督教的中世纪 ,西方哲学形而上学在终极视域与上帝观念的相遇是通过将基督教上帝“光源”化来完成的 ,中世纪的上帝观念是一个实体化的“永定之光”的观念。近代精神是用“光源化”的理性观念取代“光源化”的上帝观念。一旦意识到 ,在启蒙散播的光明中 ,“一切客人中最可怕的客人”──虚无主义之到来 ,那么就会明了 ,现时代哲学的命运取决于我们如何面对那起构造作用的“光源”丧失“隐喻”魔力的处境     

起辇谷和古连勒古

从成吉思汗开始,蒙古汗国和元朝的历代皇帝都埋葬在起辇谷之地。《元史》明确记载,成吉思汗、窝阔台汗、贵由汗、元世祖忽必烈、成宗铁穆耳、武宗海山、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英宗硕德八刺、泰定帝也孙铁木儿、明宗和世(王束)、文宗图帖睦尔、宁宗懿璘质班,都是安葬在那里的。蒙哥汗的葬地,《元史》里没有提到。但《史集》上说,蒙哥汗安葬在成吉思汗和拖雷的墓旁,所以蒙哥汗无疑也葬在起辇谷。元惠宗妥十留帖睦尔1370年死在应昌,《元史》上说,“太尉完者,院使观音奴奉梓宫北葬”,看来还是送往起辇谷安葬的。     

有教无类：中古文化与政治的互动——读陈寅恪隋唐两论札记

陈寅恪先生曾以“有教无类”一语来概括南北朝时段种族、文化之互动 ,强调“文化之关系较重而种族之关系较轻” ;这一睿见有其时代学术背景 ,还值得进一步探索。当时北方各族间的胡化、汉化可能是多层次反反复复进行的 ,其“胡”的程度和含义尤其充满了构建出的认知成分。那一时段的政治争夺与文化竞争息息相关 ,大致形成一种文化为体、政治为用的格局。在多文化及多政治实体竞争的差序格局中 ,“华夏”和“夷狄”一定程度上成为“正统”和“非正统”的代称 ;当这一华夏概念被各方接受为共同的秩序规范时 ,其本身的文化含义却被淡化了。     

是“力酬上帝德”而非“力酬上帝徒”

罗尔纲先生著《太平天国史稿·卷二十二·石达开传》中照录了石达开离京时向太平天国军民表白自己态度的五言告示。其中有这样四句:“用是自奋励,出师再表真,力酬上帝徒,勉报主恩仁。”这个五言告示,当时在多处出现,辗转传抄,字句颇有出入,在此文中,笔者不拟对其他字句出入进行探讨,只想指出一个问题,即第三句是“力酬上帝德”而非“力酬上帝徒”。理由如下:     

试析《圣经》中的"罪"与"爱"

《圣经》中的伦理思想非常丰富,其中,有关“罪”与“爱”的阐述既体现了宗教的神圣性,又对现实人生有着一定的指导意义。从人性本恶出发,基督教认为人具有有限性,故需时时反省、忏悔。而耶稣被钉十字架,则表达了上帝时人的无尽之爱,俗人需以上帝为榜样,以博爱之心宽恕他人之过。     

从后启蒙的视角看费尔巴哈的宗教批判

费尔巴哈的宗教哲学批判所强调的是经验及事实意义上的“真”,而信仰主义者所认同的是价值意义上的“真”。费尔巴哈的理论重心在于揭示宗教的秘密和本质,并不关注宗教的价值。费尔巴哈片面地批判了人的本质所异化出的“上帝之他”,但他没有辩证对待“上帝之他”的双重属性及其合理的人文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