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表现主义书风与碑学思想的滥觞研究

多年来学界一致认为,晚明表现主义书风的形成源于当时的包括政治、经济及16世纪中叶以来的心学与童心说等文艺思潮,晚明时期人们"尚奇"、"追新慕异"的审美风尚及二王传统帖学以外的碑学思想却常被研究者所忽视。本文以晚明时期的社会审美风尚为切入点,通过对晚明时期石碑的考古发掘、碑学观念之生成等方面进行研究,发现:晚明表现主义书风成因乃二维物化结构:当时的尚"奇"风尚、王阳明心学及李贽童心说的文艺思想以及儒家忠义刚正精神等构成其精神元素;"二王帖学"系统及晚明碑学为其物质元素。研究进一步认为,尚"奇"风尚决定了晚明书家的审美取向,碑学思想的滥觞成其审美的最高法度。可以说,晚明表现主义书风源于碑学思想,它是最早向碑学习,帖中含碑的范例。由于清王朝的建立,这股书风尚未臻于极致就被肢解,然而,它对后世文艺笔法产生了深远影响。     

文化生态对地域书风的影响——以中原书法与江浙书法为例

中原书风与江浙书风被认为是中国书坛风格差异最为明显、影响力最大的两大书法流派.中原书风雄厚,江浙书风淡雅;中原书法崇碑,江浙书风尚帖;中原书风重"势",江浙书风尚"韵".形成两地书风显著差异的原因,有主观的性格因素,也有客观的自然环境、文化氛围、民风民俗等文化环境因素.从两地书法表现的文化气质与审美情趣看,文化生态对地域书风的影响力是巨大而呈显性的.     

各极其变各极其趣——论晚明书家师古观的转变

晚明书风变革的一个重要内因,即为书家自身书学思想的转变.师古观作为书家书学思想的一个方面,是我们研究历代书家时所不可或缺的.而晚明书家的师古观,由于受到当时文艺思潮的影响,与前代书家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晚明书家反对一种形式上的拟古主义思想,打破了既往复古派书家所崇尚的"古法"、"古意"之美学禁锢,直以出自于心的"己意"役古法、吾神代他神,追求一种与古人不合而合的思想境界.     

龚自珍的古物碑帖鉴藏与书学观念的构建

作为清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和文学家，龚自珍在金石碑帖鉴藏上亦着力较多，是为嘉道年间重要的金石鉴藏家之一。在古物鉴藏方面，通观其羽琌山馆藏物，以三秘、十华和九十供奉为核心，不仅包含传统的碑帖拓本，还有古镜、古印、古泉、古砚、奇花等古物，形成了一套推崇古物且极具个体情感色彩的鉴藏体系。此种以古物伴忧患而消万古魂的古物收藏，正是其瑰丽悱郁的才思与情感世界的物质表征。在金石碑刻鉴藏方面，与当时推崇汉碑的主流鉴藏风尚不同，龚自珍更为重视汉至隋唐的碑拓收藏，他强调南北朝到隋唐时期南北书风之融合，并对北碑南帖之分持通融观念。在刻帖鉴藏方面，龚自珍对宋拓《洛神赋九行》、玄晏斋本《洛神赋十三行》、《唐人临晋本黄庭经》等刻帖的鉴藏，既显示了他对江南刻帖传统的承继，也表现出科举背景下书学教育以楷体为重心的历史特征。     

有时意匠入幽渺 力与造化争纤毫——记李东阳书法理论及其影响

李东阳不仅是明代中期著名的文学家,也是有名的书法家和鉴赏家。在书法上他提出了晋帖唐书饱探索、不主故常、在意不在形三大理论,散见于他的文集中。李东阳的书法理论纠正了明前期台阁体书风的弊病,建立了茶陵派关于书法艺术的理论主张,同时为明中晚期书风审美取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明中晚期书风的形成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碑林书法的文化艺术价值及审美意蕴研究——以湖南永州浯溪碑林为例

浯溪碑林独特的艺术特色以及各碑所处历史时期的艺术价值、文学价值和审美价值．对中国书法艺术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浯溪碑林各个时代的书法碑刻作品,以及历代书学家、书法家对浯溪碑林的评价、赞誉,印证了浯溪碑刻在书法艺术史中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清代碑学转向的革命意识

较之帖学,清代碑学是以革命者的姿态出现的,其革命性突出体现书体选择的集体转向、集体溯源和师法碑版的取法变革,即隶书复兴、追宗篆书、取法碑版三个方面.其碑学创制既重复古、尚质朴、刚健雄强,又重碑版、尚朴拙、金石重光,更重俗化、尚意趣、自由意识；以金石气息、高古朴拙的形式美,标举着他们尚“质”求“朴”的书学追求和革命精神,消解着清廷主导的雅正端庄、中庸合度的政治教化功能,寄寓着书家主体的艺术格调和平民情怀,彰显着清代书学刚健雄强的艺术趣味嬗变和变革图强的群体审美转向,代表着书学革命的正确方向.     

玄学与书帖审美品格的获得--以魏晋六朝为中心

书帖是古代尺牍当中的重要品种,过去对书帖的赏鉴比较集中于书法,作为文辞与书法的统一体而言,书帖有着远远超乎书法之外的文学审美特性.书帖的产生发展尤其是其艺术成就的取得,在六朝之际有一个不曾被研究者注意的重要原因,这就是玄学的影响.这种影响体现为:崇尚简约所体现的以少总多的玄学精神;"尺牍书疏,千里面目"所传递的玄逸魅力与主体性风范;玄学方法论言意之辨在帖学中的展示与诗性精神的融会.     

对中晚明书法变革思想原因的重新阐释

本文对以往书法史某些流行的重要观点提出质疑,试图通过对"浪漫主义"西方文化内涵的分疏以及明代史和明代哲学的考察,对中晚明书法变革的内在思想原因重新进行阐释:在准确把握心学的基础上透视它对中晚明士人人格的深刻影响,以及这种道德人格气象对书法审美风尚的改变,对传统二王帖学模式的强烈冲击和改造.由此,为当下的书法研究和创作提供一种历史的人文的启示.     

从“兰亭论辩”看郭沫若的碑学观念

郭沫若的书学论述主要表现在《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一文发起的"兰亭论辩"当中,他采用李文田的跋文作为自己观点有力的史料支撑,认为《兰亭序》是伪作,用碑学家的观点来怀疑帖学经典。可以说,"兰亭论辩"是碑帖之争的延续,也是郭沫若碑学观念的集中体现。另外,郭沫若生活的时代受碑学大背景的影响,他的书学思想必然也带有碑学观念。     

苏轼及其师友的几个重要书学命题

苏轼与欧阳修、黄庭坚、米芾等人频繁而深入的交游形成了一个文士群体,他们互相讨论切磋,各种观点相互碰撞激发,汇成了一股巨大的文艺思潮,形成了许多艺术理论经典,其中书为写意、书乃乐事、书重人品、书有余韵是苏轼及其师友的几个重要书学命题。这些命题,不仅影响了宋人对书法艺术的批评,而且成为了宋代独特的书学审美理想,在中国书画和文艺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和广泛影响。     

邓派书法形成的时代背景

清代在中国书法艺术上,是一个巨变的时代,尽变自唐迄明一脉相承的帖学书风,开辟了碑学风气,形成碑学帖学两大书派并峙的局面。此间,完白山人邓石如是开碑学先河的一位功臣,前人谓完白山人书,如“骅骝开道路,鹰隼出风尘”、“如佛法之大鉴,儒家之紫阳”。邓氏一生的书法实践,雄辩地说明他摆脱帖学,另辟蹊径,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为祖国文化宝库增添了瑰宝,使后世书家走上了一条新的碑学道路。     

论邵晋涵《尔雅正义》中的金石证

邵晋涵是金石学行家,重视金石碑刻的搜集和研究,并有意识将金石文字材料运用于<尔雅>的训诂实践.其<尔雅正义>一书计50处引用金石材料,内容涉及校勘经注,训释词语,考索典制,提供异文.在材料甄选上他尊崇金石,但不盲从.他采用的传世文献与文物综合释证方法,开启了王国维"二重证据法"之先河.     

情痴说:中国古典剧论的典范思想——潘之恒戏曲表演论的内涵及其意义

"情痴说"是潘之恒戏曲表演论的基石,它是晚明戏曲理论中"主情说"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同时,又与晚明文人的审美情趣息息相关."情痴说"强调演员的情感体验,与西方戏剧表演论中体验派的理论接近.通过潘之恒的"情痴说",我们对中国古代伶工注重内心情感体验的认识又往前推进了一步.     

梁山献《评书帖》执笔论

《评书帖》是清代康乾年间书法家梁山献的读书授课笔记,殁后由学生整理,属于清代前中期颇为优秀的论书笔记。《评书帖》涉及内容繁多,包含笔法、书法史、法帖和碑刻、书法教育、自身学书经验等方面的问题。其间论述虽不多著字,然究其言简易明、文约理瞻,遂颇宜后学,一些经典性的论述常被后人征引议论。     

“中原书风”溯源

"中原书风"是一个相对完整的地域书风,是中华民族精神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凝聚着中原书家的智慧和几代中原人多年的辛劳与付出。"中原书风"的出现既是一种书法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它一出现就带有中原文化创新、包容、开放、厚重的气质。"中原书风"也是一种审美再现,它雄强、朴厚、博大、灵动。"中原书风"更是对中原历代书法经典的继承与融通。从中原书法的文化属性、审美属性和外在形态来看,"中原书风"的源头就是中原文化。     

论晚明宋诗风的兴起

万历中期,公安派对苏轼极为推崇,对宋诗给予了肯定的评价,开启了晚明诗坛学宋的先声。天启、崇祯年间,在程嘉燧、钱谦益的推动下,人们主要以陆游为师法对象,晚明诗坛掀起了学宋之风。     

略论公安派性灵说对晚明小品文发展之影响

公安派性灵说对古代散文发展最大的影响是为建构晚明小品文的文学理论奠定了坚实基础。性灵说从理论上清算了拟古文风的错误 ,破除了文以载道的传统观念 ,确定了“我”在散文创作中的生存环境和自由发展的文化空间。这样就为小品文艺术精神的确立、审美价值的确定 ,和表现艺术的自由发展 ,提供了理论依据 ,对推动晚明小品文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     

从吴昌硕论书诗看其书学思想

在碑学占领书坛的晚清,出现了独领风骚的海派领袖人物吴昌硕,他在诗、书、画、印四个方面都是开宗立派的大家,影响波及海内外。关于吴昌硕研究和探讨的文章可谓汗牛充栋,但是对其论书诗方面的论述却有所缺失。从吴昌硕的论书诗,可以看出其对碑学的继承和发展,以碑入帖的理论和实践以及吴昌硕以书入画的艺术特色。     

论佛禅质素和晚明文学演进之思想脉络

从李贽到袁宏道、袁中道,再到钱谦益,是晚明文学思想演进的主脉.晚明文人扬弃儒教,崇尚禅风,李贽的童心说以真空说为基础,内涵无相、无念、无住的禅宗要义;袁宏道的性灵说以童子情趣为范式,濡染着冲决束缚的狂禅色彩;钱谦益藉教悟宗,以华严、唯识学演绎创作原理.他们衣钵相承的宗教情怀和环环相扣的佛禅文思,涤荡了明代中叶的复古与儒家心学两大思潮,构成文学精神的新基底,为晚明文学抹上浓郁的佛禅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