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西方传教士《论语》翻译的基督教化倾向

西方传教士来华的目的是传播福音和归化中国.为了更好地为传教服务,他们中的许多人进行儒经的翻译和研究.传教士翻译<论语>的动机是要从该典籍中找到基督教是真理且优于儒教的证据,并证明耶儒有相通之处,进而用基督教代替儒教.传教士翻译<论语>的策略是对儒学作"神学化"诠释,用基督教神学附会儒学.     

从基督教看儒学:19世纪英语民族四个学者的看法

本文是义和团运动后在华传教士讨论儒学的重要文章之一。本文介绍了英格兰、美国、加拿大、苏格兰四位学者从基督教角度对儒学的看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末东西方文化接触过程中英语民族的知识分子对儒学的理解与价值判断。本文作者加拿大传教士季理斐(MacGilliyray,Donald,1862-1931),1888年来中国河南传教,通汉文,曾任广学会总干事。原文载于上海出版的The Chinese Recorder(《教务杂志》)1903年7月号。题目是译者改定的。略有删节。     

冲突与促进:十九世纪时基督教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及其影响

19世纪时,中国各地教案迭起,民教纠纷不断发生,引发强烈的政治冲突;西方传教士热衷在中国办学,传播宗教知识和科学文化知识,与中国传统教育中的四书五经大相径庭,引发文化教育上的冲突;民间涌现反洋教宣传,抨击基督教为"异端邪说",表现出中国传统儒学与基督教两种异质文化在观念形态上的冲突.这些冲突之所以出现,与19世纪基督教的传教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有直接关系,更与基督教教义与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天然差异、基督教的侵略性、中国民众保护传统文化的民族意识等有深刻关系.这些冲突的客观结果是促进了中西文化的融合,改变了民众的传统观念,也促进了基督教内部爱国自立运动的兴起乃至中国基督教自身的变化.     

来华新教传教士眼中的中国小说——以《教务杂志》刊载的评论为中心

《教务杂志》是在华基督教会办刊时间最长的英文期刊,代表了主流教会和传教士的思想和见识.其刊载的对中国古代小说的评论,较为全面地反映了近代来华新教传教士对中国古代小说的态度和看法.新教传教士主要把中国小说当作中国人道德观念的样本,并籍此来了解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同时,他们对中国小说的态度带有很实际的传教的意义,他们比天主教传教士采取了更为灵活主动的策略来适应中国本土文化,对中国小说的这种态度正体现了他们为传播宗教而采取的文化适应政策.     

西学东渐中的科学与儒学关系

西方科学在中国的传播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传教士学术传教期;洋务派技术引进期;先进知识分子科学传播与启蒙期。这三个阶段以儒学与基督教的斗争为基本背景,始终贯穿了科学与儒学的冲撞和融合。其间,儒学主流对待西方科学的态度上演了排斥、同化、限制三部曲:传播初期,儒学主流对西方科学主要持排斥态度;当西方科学充分显示其先进性,并在天文、历法、地理等领域站稳脚跟时,儒学主流则开始通过倡导"西学中源"说,企图把西方科学纳入到儒学轨道;当同化归于失败而西方列强的入侵又迫使中国不得不大规模引进西方科学技术时,严格限定科学应用范围的"中体西用"说便应运而生,并逐步占据了儒学的主导地位。这一西方科学传入过程表明:科学与儒学具有某种根本上的对立;但这种对立是相对的,可以转化的;最大限度地适应科学的发展是儒学未来发展的基本方向;儒学必定成为促进科学发展的强大文化力量。     

基督教在近代湖南受抵及其原因

基督教的三大教派——天主教、东正教、新教都曾先后传入过中国，来华传教士又以天主教和新教居多，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传教士依恃不平等条约，大量涌入中国，传教规模迅速扩大。基督教许多教派都派遣传教士到湘组织差会，许多差会在进行传教活动的同时创办了一些教会学校和教会医院。传教士的这些活动给近代湖湘文化涂上了一层有别于古代文化的色彩，而传教士的到来引发的多起教案也成为社会各界十分注目的事件。一、基督教在近代湖南受到的抵制基督教所受到的抵制主要是指近代以来连绵不断发生的教案。教案是指中国民众聚集起来，打砸、…     

从中西文化关系角度看19世纪德国新教的中国传教

19世纪 30年代起 ,德国基督教新教传教士来到中国。他们以西方殖民主义势力为后盾 ,在中国开展了多方面的活动 ,包括布道、建立传教站、举办教育和医疗卫生事业等。然而 ,传教士们的所作所为并不是为了促进中西文化交流 ,而是要实现片面的宗教文化渗透和意识形态征服 ,要按照基督教和西方文化的价值标准改造中国。 19世纪德国新教的中国传教具有明显的“文化帝国主义”性质。     

略论洪秀全对基督教的取舍与利用

洪秀全将西方基督教义 ,与中国传统文化、百姓的迷信观念和斗争的实际需要结合起来 ,使之成为太平天国革命的思想武器。但是 ,由于洪秀全对基督教所知有限和随意取舍 ,基督教在他那里变得荒诞不经 ,这就为其政权最终被西方传教士所抛弃埋下了伏根。     

洪秀全与儒耶会通

如何处理儒家与基督教 (又称耶教 )的关系一直是困扰洪秀全的棘手问题 ,一方面他以儒学为知识背景解读基督教 ,另一方面又以基督教为标准批判、裁量儒学 ,表现了他信仰基督而又改易耶理 ,批判儒学又吸收儒学的二重性格。这二重性格一方面不期然实现了基督教与儒学的会通、融合 ,实现了基督教之本土化或曰中国化 ,另一方面造成其思想内部政治的民族主义与文化的民族主义的冲突 ,为曾国藩的反击留下了缝隙。     

明清时期传教士与中国文化在欧洲的传播

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研习中文、译介中国经典等文化活动,对明清时期中国文化在欧洲的传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语言转换的目的和动机的影响,东西方两种文明和思想在交流过程中势必引起碰撞和冲突,这造成了明清时期传教士对中国语言和文化存在一定的误读,其混淆基督教教义和儒家文化内核的问题也较为突出,尽管如此,传教士的文化活动,为中西文化交流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关于西学东渐的经验教训——兼论话语霸权与“失语症”问题

佛教传入中国并与中国本土儒学之文化融合,被看作是中外思想文化融合的成功范例。但明末清初之时,西方基督教(天主教)文化传入中国,却与中国本土文化产生了激烈的冲突。这既有西方宗教文化对中国思想文化的霸权主义因素,也有中国统治者坚持儒家道统决不动摇的原因。"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启的引进西学并高扬西学,同时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进行自戮式的贬抑,一直是中国20世纪思想文化发展的基调。其结果是中国思想文化界长期处于西方话语霸权下的"失语症"状态。要恢复中国思想文化主体地位或找回"失语",只有在艰苦的中西思想文化的会通中才能完成。     

西方宗教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的冲突与选择——戊戌时期士大夫“保教”主张及中西宗教文化认同论析

19世纪末20世纪初年,中国出现了严重的文化危机,其主要体现就是西方宗教文化的大举进入,极大地动摇了儒教在中国的正统地位。围绕如何处理西方宗教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尤其是儒教的关系问题,戊戌前后中国士大夫提出了取代论、融合论和并存论等应对方案,特别是提出了"保教"主张。"保教"主张的提出虽有其深刻的原因并被很多士大夫认同,但由于存在诸多局限,很快衰微,进入20世纪初年被佛教复兴和"存学"主张逐渐取而代之,文化民族主义以新的形式继续存在。     

儒教宗教论的再讨论——中国宗教社会学的视角

“儒教是否为宗教”的几十年争论,焦点集中在儒教是否有一个至上神,是否存在以此为中心的宗教制度或组织。实际上,即制度即分散的社会存在形式,决定了中国儒教的关系主义宗教模式,进而摆脱了以至上神为核心的宗教定义方式,决定了儒教的宗教性表达形式,不像基督教那样,具有一神教排他性而予以制度化。因此,儒教既有对现实权力秩序的制度依赖,亦有个人信仰者的弥散型道德讲求。其大,可囊括天下;其小,能独善其身。这就建构了中国儒教的社会学意义。     

内在超越与外在超越:宗教信仰、道德信念与秩序问题

有学者认为,儒家思想的特质是一种与基督教"外在超越"旨趣不同的"内在超越"。分析起来,这种断定主要是基于基督教对儒家构成的宗教压力与政治压力导致的。传统儒家既不追求宗教意义的超越,也不追求本体论—知识论意义上的超越。与宗教超越重视上帝与人的关系、本体论—知识论重视超验—经验架构相比,儒家思想乃是高度看重人的德性修养与境界提升的伦理体系。在现代处境中,没有必要将儒学的宗教性引为儒家价值辩护的方式。从一个社会—政治共同体必需的人心—社会秩序来看,儒家强调的基于道德信念的相关秩序安排,具有同基督宗教一样的收摄人心、整合社会的作用。     

论明清之际士人群体对西方科技的态度及历史影响

明清之际处于社会转换中的中国知识群体，虽然对传入的西方科技抱有某种包容心态，但由于民族文化中心主义对西学的惰性同化作用,以及知识群体对待事物的功利性的政治与道德趋向,他们把西方科技仅仅定位在对儒学价值观的操作性手段的补充意义上,无法体认和借鉴吸收西方科技背后深刻的文明内涵,致使中国社会错失了一次文化与社会转型的历史机遇。     

先秦儒学的基本特质

先秦儒学不是宗教,但儒学并非没有类似西方基督教的超越性,儒学的超越性不同于西方的外在超越,而是一种道德自觉的内在超越。这种超越不寄托于人格神上帝,对人自己创造的神没有敬畏感,但是对自然之天的共生共感、交互关系的宇宙即能体现人道的天是有敬畏之心的。儒学是一种人文宗教。儒家的王道政治建立在宗法制度和同姓不婚制度之上,对家族中的人自然要讲为政以德,儒家的王道政治在理想化的想象中塑造了三代之治。天治主义与民本主义的结合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根基。人人可以成为天子的民本思想较之基督教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似乎更为平等,这是后世民本主义之总根芽。本文论述了先秦儒学不是宗教胜似宗教,政治伦理化和伦理政治化以及以民为本和君权至上三个基本特质。     

论西南联大人文主义教育管理

西南联大的管理者将中国儒家思想中的人文精神和西方的人文主义管理思想结合起来,形成了中西融合独具特色的人文主义管理思想。西南联大以人格的完善为教育目的,实施通才教育的人才培养观,以"教授治校"、学术自由和学生自治为核心的民主管理思想,充分体现了西南联大中西合璧的人文主义教育管理思想特色。     

儒学、基督教与婚爱文化

儒学和基督教均对人类婚爱文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和作用。基督教以"诛心"式的禁欲扭曲两性婚爱的完整性,而儒学则以对自然性爱的宽容奠定了两性婚爱的心理审美化基础。基督教文化背景下人们对于两性爱情的探求带有理性主义的特征,而在儒家文化背景下人们对于两性爱情的追求则被打上情感伦理及意象美学的印记,换句话说,西方爱的传统是在爱情中实现人生,而中国人爱的习惯则是在人生中获得爱情。     

宗教与教化--略论中国佛教形成和发展的儒家文化因素

佛教传入中国的过程,是一种异质文化融入本土文化的典型过程。儒家思想是中国本土文化的主导和中心,其他思想形态都或多或少地受到它的影响。儒家思想自西汉董仲舒之后成为“儒教”,是一种伦理型的准宗教。在儒教的影响下,中国文化重综合、重直觉、重教化、重人文。佛教在独立发展的过程中,不得不适应中国文化的特点,改变自身的某些伦理观念与宗教习惯,形成了中国佛教的鲜明特色。